历史永远不像冯小刚导演说的那么简单分明：“统治者对人民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摘自电影《一九四二》映后感谈）。在特殊时期犹是如此。

1942年到1943年，抗战已经进入到第六、七个年头，没有哪部神剧编剧出来提醒中国人民，抗战何时会结束，又会是以何种方式结束，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和传统的鱼米之乡尽皆落入敌寇之手，战争资源开始捉襟见肘。

1941年底，日寇侵占东南亚，彻底堵死中国的进口通道，后来的驼峰航线承载力有限，只能以军事物资为主，所有的其他战争资源，必须靠自己深挖潜力想办法。

战争资源最需要的是人，前期的爱国热情高潮下，有觉悟的学生都已经参与进来，甚至都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后期只好采取抽丁制，抗战期间，总共抽丁1300多万人，人海战术是中国军队面对日寇时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抽丁大省第一名四川，抽了258万，第二名河南，抽了190万，特殊时期，统治者对人民百姓并不十分友好，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有了兵员，其次就是要有粮食，当兵的没粮吃，怎么上战场打仗？

四川、湖南、江西，这三个省是抗战时期上交田赋的前三名，第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是河南，1941年，大灾初起，河南全省征粮158万石，全国第四；1942年，旱灾肆虐，全省征粮245万石；1943年，局部受灾依然严重，全省征粮302万石，全国第五。

国府征粮手段，自然不够友好，当时河南东北部和南部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日寇占去，他们统治的伪政府征粮手段同样不够友好，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冀南地区与河南紧挨着，灾情同样重大，也有很多豫地灾民北上至此，1943年由于数量太多，不得不遣返1万名灾民，也很难照顾到位。

各个政权虽然都无法太友好，但道义上的事情都还在做。

元、清异族统治的封建朝代都知道遇到大型天灾要减免田赋，国民政府就不知道？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抗日根据地也都明白，民心是需要抚慰的。

日本人在危急关头，也有个别地方开仓放粮之举，拿出一定的军粮用于赈济，你说他们以防民变也好，收买人心也罢，他们反正做过，冈村宁次也“号召救灾”，个人也捐资不菲。

根据地这边的太行地区在1942年减免公粮5.6万余石，也积极组织人员帮农民抢种。

国府方面，虽然河南当地粮政人员出自征粮的核心目的（他们也需要业绩考核），在前期有所瞒报，后来在当地驻军的汇报和外国记者的报道下，纸里总归包不住火，蒋介石当然也是大怒（估计这怒火多半是针对外国记者白修德太不给面子，让他在美国人面前丢脸），但之后的各种救灾赈灾手段也无从指责。

灾情刚一爆发，国府连续三次急赈，拨付3400万，河南调用中央其他资金急赈5300万，省府另行筹集急赈1500万；省府开仓散粮51.4万石，从军队方面的汤恩伯处借粮160万斤，从第一战区蒋鼎文处借粮400万斤，各处驻军也展开每月节约两顿饭或其他方式纷纷捐粮。灾荒期间，河南一共从外省调进平价供应粮3亿斤，从统设的救灾委员会到各受灾地区，设置粥场四千多处。从粮食限价、到禁杀耕畜、到以工代赈，应该说，该出的政策和主意，都比较到位。

但是在严重的灾情面前，运输能力拖了后腿，唯一进出河南的大动脉陇海线西段处于日寇炮火射程之内，铁路设备老化，每天能运入灾区的粮食终归有限。河南灾区人民大多选择沿陇海线向西面的关中地区逃亡，有的进入冀南，有的进入鄂北，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里，所描写的路线就是灾民首选的西线。

1942至1943两年多的河南大灾荒中，共造成1484983名灾民死亡，各地区死亡统计结果如下表：

总体说来，此次灾荒死亡人数过多，可以归结为“初期灾情隐瞒不报”和“后期赈济粮食运不进来”这两大主要的直接原因。

追根溯源，除了天灾，这还得把仇恨放在日寇的侵略战争这“人祸”上来，这才是最基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