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愚公移山》的《钱教授》（亦被误译为“《秦教授》”）一章中，摄制组在北京清华大学采访了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
钱伟长是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在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太空领域的研究工作。于1946年5月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1957年1月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并最终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之后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但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文革后期，钱伟长住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看起来干净整洁，书柜摆满了书。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的模样。看起来，似乎钱老在文革“抄家”潮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大。不知是否为拍摄特意布置过。
钱伟长教授与家人在书房兼会客室接受采访与拍摄。气氛自然而和谐。但是，这部短片的主旨是为了表现像钱伟长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造自己“迂腐”的旧思想，迎接吸收“文革”新思想的。通过回忆与对比，采访对象检讨自己过去思想的落后，表示积极学习，融入新社会。赞扬文化大革命和新思潮的正确。因此，现在看来，这部短片展现出像钱伟长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受到冲击，仍要在外国人摄像机面前表现得谈笑风生的样子。想必钱教授心里应该也是颇为尴尬和无奈的吧。
在《钱教授》篇章开头介绍钱伟长有留洋经历，受到西方教育。因此，短片开头部分有意地将钱伟长的西方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教育体系作比较，以达到贬低前者，褒扬后者的目的。说起过去的钱伟长，钱夫人孔祥瑛说：“他过去呀，一支笔，一本书，他就过这样的生活，也不关心别的。”钱伟长女儿（片中未说是长女钱开来还是次女钱歌放）也补充说：“过去我爸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管。”以此树立起一个“老学究”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也是“反右”及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普遍的批判道理之意，说他们只顾看书不顾当前实践。
谈起办学和讲课经验，钱伟长说：
“我过去一直是拿美国式的教育为中国式的教育作为一个好的典型。因此我觉得要办好一个学校，就是要办得和苏联美国的大学一样。他们的特点就是：教授说了算。我以为，我是教自然科学的，在美国也是这样教的，在苏联也是这样教的。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教呢？”
“我们过去啊只是把知识作为商品贩卖给学生，学生吸收进去多少我就不管了。我可以一堂课讲下来，讲很多。但是大家都不理解。”
“我是教自然科学的，我的世界观指导我怎么解决问题。比如说，我把理论总是放在前面，强调理论，认为实践不是很重要。”
“我跟学生说你们跟我做研究，别的我不敢讲，评论文肯定保证是好的。”
其实钱伟长教授的这套教学方法，不正是现在大学课堂里常见的吗？老师只顾在讲台上讲课。至于学生在下面干什么，听讲还是看书、玩手机，或者睡觉，一般老师都是不管的，即使管也管不过来，全凭学生自觉。最后结课时，要么以考试，要么以论文评成绩。至于学生想多学些东西，那就要课余时间请教老师，自己钻研了。半个世纪过去，这套教学方法，依旧是中国大学主流。
那么，钱伟长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呢？
钱教授说：
“群众经过了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他们觉得我难相处，因此我变成学校公开的老顽固了。虽然没有当面跟我讲，背后说我是老顽固。我就是这样在学校过了20年。”
“在国外的大学，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种爆发，一天内就在我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我开门出来一看，全是大字报。里头是什么东西？一看，全是我哪月哪天，跟哪位同学上课讲的话。我在课堂上教学，必然会有争论啊！”
“后来就是（红卫兵）他们到我家里来，说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反动的书吧！ 一看，书倒是不少，都是外文的，科学、数学的书。也找不出什么反动的书。他们也有意思，问：‘你这些书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科学发展究竟有什么贡献呢？’因为没有直接的贡献，他们就摆摆手：‘不太需要了！’我呢，就觉得这些书是宝贝，这个思想就发生矛盾了。不过他们都还好，他们没有说这些书不要了都搬走。只是劝我，说：‘你该好好想想，你的书里究竟有多少是反应了无产阶级的要求的！’这倒是让我好好考虑了，考虑下来，对我有深刻的影响。”
这时钱夫人在旁边说：“红卫兵对他的意见我都是同意的，我们也都促使他改造。”
钱教授和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笑呵呵的。好像钱教授是一个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般。如果钱教授的话属实，那么那些红卫兵对他还算客气的。只是依旧目光短浅，看不到这些书本理论知识的重要。空有革命热情。对于红卫兵的想法，钱教授也不能批判，只能说“这个思想就发生矛盾了”。钱家人都表示要“促使他改造”，这又何尝不是无奈之举呢？倒也未必是违心话。因为在那个情况，如果不表态要“抓紧改造，争取先进”，必定是会落得不好的下场。
随后，钱教授对自己曾经的“自私”想法进行了反省。也表达了在那么极端的条件下依旧坚持的爱国之情：
“那时候有一种结论：像我这种人，文革了都要去农村改造。我想不行啊，我那时候快六十岁了，我要是到农村去，到田里劳动，我肯定活不下去。因此我愁的只是我自己，其他我一概不考虑。这证明了，到那个时期为止，我是晓得我错了，可是我的思想还是自私的。因此我是悲观的。外头有一些谣言说我上吊自杀了，不过我还是度过来了。为什么我还是能度过来呢？我还是觉得我们国家解放后强盛了，蓬蓬勃勃地发展，我愿意看到我们的祖国能够发展得更好。虽然自己觉得自己前途渺茫，学校里待不下去。但另一方面我愿意看见我们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
钱教授挺住了压力，度过了文革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因此，才得以见证文革的结束。
后来，钱伟长教授反省了自己“沽名钓誉”的思想，还谈到了儿子：
“我自己过去写了不少文章不少书，可是我最大的动力是把我的名字写书上，希望表扬我，可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的时候从来不会在商品上面写自己的名字。”
“过去我是在学校受良好教育，我的朋友都和我一样。我没有什么工人朋友。我有个儿子，他中学毕业后到工厂去，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他不愿意念大学到工厂去，我觉得对我是很大的打击。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选择的道路比我要正确得多。我走的道路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我的儿子选择了工人阶级道路，我还不断和他谈希望他去上学，不过他不想去，所以我们的感情长时期也不好。从那以后，我对他有了理解。”
其实，面对摄影机，钱教授撒谎了。他不得不说出很多违心的话。
钱教授的儿子钱元凯当年是清华附中品学兼优、十分聪慧的尖子生。1958年，他参加高考，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获得了当时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本来是稳操胜券。可是由于钱伟长那时已被划为右派，当时的“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在他的高考成绩单上写了一句“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因此，他没有上大学并非“不愿”，而是“不能”！
于是，钱元凯不得已去首钢当一名搬运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他回忆道：“我父亲说了：人们可以剥夺你上学的机会，但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他教我，人要学一辈子。”
后来，钱元凯一生坚持自学，反而能紧跟时代。很快，他成为摄影器材爱好者，自制照相机，闪光灯等摄影器材与相机测试仪器。1982年进入北京市照相机总厂研究所任主任设计师，主持多种照相机的研制。如今，钱元凯先生已是我国著名的数码影像专家，摄影教育家。曾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等高校任教，长期从事摄影教学工作。成为我国摄影界泰斗级人物。在数码时代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对现代数码摄影器材也十分精通。
钱元凯还提到，有次钱伟长看到别人贴大字报，说钱元凯在清华合作社偷了人家的肉。气愤的钱伟长当即贴出大字报反击，称此事子虚乌有。那是钱教授这辈子唯一一张大字报。由此可见，钱伟长和儿子的感情其实很好。所谓“理解”等话语，完全是摄影机前的违心之话！至于是谁唆使他这样说，还是他为了保护儿子而这样讲，就不得而知了。
钱伟长最后一段“感言”，则完全体现了文革期间“理论”与“实践”的诡辩论逻辑：
“我（当时）自己觉得很骄傲。可到了工厂以后才发现，我的理论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我没有学过，不是我的专业范围的，我还可以说我不懂。也有不少问题我自己学过的，我是内行的，这些事我都没学好。比如说，我们曾经需要找一块钢材，是含碳量高的，强度好的高碳钢。过去找钢材我不懂，由我助手给我搬来。这次我自己去找没人帮我忙，也没有机器。什么高碳钢低碳钢全是一样。我觉得很难办。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后来有个工人说‘哎，我给你找。’，他拿根棍子去敲敲，听声音找到了。”钱伟长表示通过这件事学习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区别。
“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从书本堆里解放出来。当然并不是扔掉所有书本，我书本都在这儿（指周围书架）。可是，我得到更多工作机会了。所以我说，我得到了解放。使我从追求个人利益这样一条狭窄道路上解放出来。”
钱伟长教授是幸运的。他等到了文革结束，随即迅速动员学界追赶世界力学研究。1983年，被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任至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任上，钱伟长提倡拆除四堵墙——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学与科研之墙、教师与学校之墙。1992年率先提倡并实行学分制，不久后风行全国。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上海科技大学、原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2010年，以98岁高龄去世。
以当年眼光看，这部短片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以当今眼光看，这部短片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妥协。钱伟长违心地为文革说了很多好话。很多话以现在观点来看，是明显错误的，有悖真理与逻辑的。这也是他无奈之举。然而，在这套纪录片中，在文革期间，无数的中国人都说着类似逻辑与道理的话。其中不少人对此还深信不疑。对此，我们不得不深思，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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