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而言，首都不是誰想放在哪裡就放在哪裡的。而定都蘭州或者伊犁的說法只有這樣的答案：定都蘭州恐怕早就被北方少數民族給滅了，而定都伊犁恐怕與南方的農耕文化沒有任何關係，一如存在於北方草原上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而已。二都既不符合中國的文化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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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種說法，至少存在幾十年了，即是中國古代如果定都現在的蘭州，就能控制整個亞洲，如果能定都現在的新疆伊犁，就能控制亞歐。這種說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大家都覺得說的很在道理，因為在很多人看來，首都是一個圓的輻射能力，這兩個地方基本在亞洲或者亞歐的地理中心，所以，作為首都一定能達到控制亞洲甚至亞歐的效果。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我的回答是：不是。在我看來，這都是一邦閒著沒事、什麼也不懂的書生們的理論。舉這麼一個例子，中國的珠穆朗瑪峰是世界最高的了吧，是不是定都在那裡就可以控制全世界了呢？答案顯然不是。為什麼呢？到那個地方，呼吸都困難能控制什麼什麼呢！

幹什麼事情都得講個文化與歷史的環境。在我們國家有一條長城，它是用來幹什麼呢？一般人的理解就是用來防禦北方少數民族的，是遊牧與農耕的一條分界線。這是沒有錯的。但是，我們有那麼大的一條長城分著，為什麼北方的遊牧與南方的農耕還聯繫那麼緊密呢？而且，現代的學者研究發現，長城不但沒有分開北方遊牧民族與南方或者中原的農耕民族，反倒使當年的長城沿線的經濟和貿易更加緊密與繁榮，即使發生戰爭也不能阻礙這種貿易的緊密。因此長城也是一條文化與經貿的融合線。

為什麼呢？長城是長城內外人民的需要交流的標誌。長城內外人民的需要交流不是一道牆就能阻擋的，牆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根本不會影響到牆內外人民的交流與交融。這是文化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更互惠互利、共同繁榮和發展的需要。這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生存的原動力與根本。我們沒有種族主義，只有相依相融、共生與壯大的文化形態，這也是我們的文明從未斷裂並且一直繁榮的原因。

在漢代之前，我們所說的中國並不是今天所說的這個概念，它指的就是中原那點地方，是漢武帝將北方的少數民族納入了中華文明的生態圈，並奠定了今日中國的版圖基礎。

此後，因為時間的問題，我們的文化即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一直是一種較為生硬的融合，直至北魏孝文帝的出現，這種的融合才顯得那樣的自然而然。

北魏孝文帝在民族融合問題上給今人的一個啟示是：主觀加快民族融合的進程是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他改革強制鮮卑民族摒棄本民族文化而奉行漢民族文化，不能算作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融合。當時，河套地區各民族在雜居的生活狀態中已經出現了以鮮卑為主要傾向的民族融合，這種自下而上的自然融合是民族融合中最穩定和諧的狀態，也最為融洽。

但是，孝文帝在近洛地區開展的是自上而下的漢化，造成了對民族心理的挑戰，進而導致了嚴重的民族分化。因此，邊疆地區鮮卑起義很快打斷了其不合歷史邏輯的融合進程。所幸的是，這種中斷並不是結束，而是將民族融合引領到一個更加健康合理和穩定的軌道上，使民族融合過程順理成章。所以，今天的學者認為，如果說孝文改革後北方民族融合實現的條件尚未完全成熟的話，那麼，邊疆地區鮮卑起義（六鎮起義）後，民族融合的推進和完成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通過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到民族融合或者說是中國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融，不是誰想操縱就可以操縱的，它不但需要時間的磨合還需要著地域的環境。這兩者間缺一不可。這也正是中國歷史上為什麼將首都放在北方，比方說西安，中原王朝會受到北方遊牧民族侵擾多一些的原因，而若將首都放在南方，北方就會不穩定的原因所在。

所以，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而言，首都不是誰想放在哪裡就放在哪裡的。而定都蘭州或者伊犁的說法也在這個時候有了答案。即是定都蘭州恐怕早就被北方少數民族給滅了，而定都伊犁恐怕與南方的農耕文化沒有任何關係，一如存在於北方草原上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而已。二都既不符合中國的文化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至於這兩個地方自身地理條件適合不適合做首都，我們就沒必要再講了。（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