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彩虹旗和时代洪流之间，这些商业产品与同志群体，是彼此的慰藉和最重要的支持。
作者 | 黄云腾
罗麦在目的地（Destination）酒吧被赵捷带走是电影《寻找罗麦》里第一个明示男主角罗麦性向的情节，导演王超最终在审查过程中删掉了里面一个看起来比较“刻意”的镜头，“本来有一个男的在那跳钢管舞，把那个剪掉了”。
《寻找罗麦》是王超的第7部电影长片，他试图在两个男人的关系中探讨救赎、信仰以及同性间的特殊情感。
《寻找罗麦》
位于工体西路的目的地是北京最大的同志酒吧。5年前，这里成为电影里罗麦和赵捷两个主人公故事的转折点。相比多年前的原著小说，被宣传为第一部过审的内地同性电影，《寻找罗麦》本身被寄予了更多使命。“怎么去打捞这些轻易的，被无意识、或者是有意识的，被拒绝掉的敏感的东西。”王超说。
《寻找罗麦》最终成为一个寻找与被寻找的故事。影片最后的完整呈现是，这个故事指涉发现、救赎和心灵平静，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共同的救赎之路”、和“共同的心灵归宿”。
从千禧年开始，过去10余年是中国同志活跃的高峰期。2006年前后成为同志群体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分水岭。《同性婚姻法案》在那一年通过媒体再次递交给政协委员。2012年，同志社交软件Blued推出，6年后宣布拿到D轮1亿美元融资。随后，在粉红经济的号召下，一大批同志社交、娱乐消费项目成长起来。
这些存在于3000亿粉红经济消费市场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这个时代。“我们想满足一些同志人群的娱乐生活，这块内容太少了。”提供视频直播、网络综艺节目、网络剧、网络大电影等同志类娱乐服务的方糖娱乐创始人郭阳说。始自于同志群体增长的消费需求，成为多数同志项目的创业起点。
从社交产品、影视作品再到图书，与2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同志群体拥有了更多娱乐上的商业选择，他们不必再向树洞倾诉身份认同或情感困惑，也有了在一定范围内更大的选择自由，“不管你是人，猴，是否爱吃香蕉”。
在“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彩虹旗和时代洪流之间，这些商业产品与同志群体，是彼此的慰藉和最重要的支持。
3000亿和7000万的大风口
《寻找罗麦》的票房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王超对此并不意外。“前几天我看了票房，刚刚过400万。”王超说。他事先已经有过心理准备，一个艺术片，又是绝大多数国人难以接受的同性题材，“能这样也还行。”
《寻找罗麦》是一部相较王超过去走得更远的电影。这位代表作为《安阳婴儿》、《日日夜夜》的第六代导演，此前的作品一直带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寻找罗麦》是王超第一部启用明星担任主演的作品。同时，在武汉传奇人和春秋时代两家出品方的操盘下，这部电影成为王超第一部登陆全国院线的长片。
相比过去电影作品中对在场感的实践和认同，《寻找罗麦》成为王超在多个命题阐发下的试验品。改编自多年前王超发表的小说的《寻找罗麦》，在原著《去了西藏》“见天地见众生”的基础上，增添了对赎罪、信仰和同性情感的探讨，“这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电影，无论是结构还是心理，还是心灵的指向，或者宗教的归属感”。
《寻找罗麦》
在被剔除出流氓罪的第21年，中国同志群体获得了更多表达和选择上的自主。这种变化归类于社会气候的放宽，也得益于越来越多关注同志群体情感、物质需求产品的出现。
这里面有王超这样试图寻求某种普世价值观的文艺创作者和他背后的文娱玩家。《寻找罗麦》的出品方是曾出品过《战狼》系列、《空天猎》的春秋时代。影片拍摄于2013年，到2018年4月上映，历时5年。对春秋时代董事长、制片人吕建民来说，持续5年的审查战争成为对某种坚持或乐观的表达，“每一个电影人心里其实都想做一些比较纯粹的事情”。
王超希望这部电影能够给予同志群体慰藉。“这是一个包容和层次比较多的电影，我是对很多的这种人性的被禁忌，被某一些地方禁忌、被某一些时代禁忌，以及人性更幽暗地方的探索。”王超说，“同性是外在的束缚，我在讲内在的东西。”
资本对同性内容的乐观起始于近10年。在这10年里，通过3000亿美元和7000万同志群体的数据估算，中国LGBT的市场规模被勾勒为具体数字。Blued在2014年分别获得过清流资本和DCM的两轮融资，数值超过3000万美元。2018年，通过累计2.45亿美元的投资，昆仑万维宣布获得同性恋社交平台Grindr的全部股权。
资本眼中的同志大生意，归结于同志没有婚姻或子女的束缚，从而具备更高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实力。“同性恋群体的消费大概是异性恋消费能力的三倍以上。”同时，在Blued创始人耿乐看来，因为更容易被歧视和被边缘化，同志群体往往需要用更优秀的事业、和更好的收入，来证明自己。
供需间的巨大缺口、加上同性题材本身具备的指涉性，造成了粉红经济的市场风口。“做方糖娱乐，引流的主要方式之所以是娱乐，一个是同志这块内容特别空缺，二是娱乐内容比较好引流。”抱着想要成立一个同志泛娱乐平台的想法，郭阳在2016年成立了方糖娱乐。方糖娱乐成为带有同性元素与同性偏好题材的网络大电影、网剧和网综的聚集平台。仅在去年一年，方糖就制作了将近十几部网大和上百集的网络综艺。
这已经是郭阳的二次创业。曾在完美世界和腾讯工作的郭阳，上一个创业项目是主打LGBT群体直播的傲娇网。“目前我们更注重于直播、社区这几个板块，给同志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务，包括同志的新闻资讯、泛娱乐的一些东西，做一些比较深度的服务。”郭阳说。在他的计划中，方糖的最终目的是成为服务于同志人群的“泛娱乐产品”，后者的未来形态将会囊括不止视频、文学、音乐等多个板块。
对小众人群的高粘性判断成为方糖等玩家继续的动力。特别是应对日渐高涨的用户需求，内容缺口远没有更好的产品可以替代。“有段时间特别尴尬，没有剧上了，但后来几个网友还是一直在买会员。”郭阳说，这也使得大部分用户愿意为这些产品提供足够的耐心。“我本来想退一部分，他们说无所谓，一个月20块钱，我们就当支持一下。”
“提供更高的标准”
3000亿的市场规模成为很多商业项目起始的原点。但在这些项目身上，商业也许从来都不是唯一的考虑。
根据《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了解，一家同性社交平台在创业中期，接受了用户提议，即以会员业务代替捐赠计划。最终会员数达到“月活的将近10%”，“非常高”。会员业务启动一年后，这家平台来自付费会员的收入达到总收入占比的20%，联合广告收入已经可以覆盖掉平常的运营成本。
在粉红经济逐渐为中国互联网熟知与运用的当下，一部分同志产品的商业模式仍然以这种简单的逻辑存续。绝大多数同志类产品的标签属性大于其用户体验。2014年，同性社交软件Zank创始人凌绝顶坦言自己不愿意让Zank变成一个工具化产品，否则大多数用户在解决完找到同类的需求后，最后还是会回流回微信、微博等大众社交平台。
某种程度上，要做小众族群的生意，就意味着与小众族群深度绑定。在族群和市场固定的情况下，这种存量市场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会更加凸显。
不同于大众级别的商业项目，以同志为主体的创业项目试错成本更高，死亡更加频繁。Zank死于2017年的直播监管。绝大多数产品没有逃出二八定律。在Blued依靠“全球领先的兴趣社交APP和健康教育平台”获得D轮融资时，直播平台Peepla因提供男同色情服务被监管叫停，包括主播和工作人员在内的17人因此被捕。
移动互联网促成了欲望的滋生和扩张，很多公司需要因此表明决心。根据《中国企业家》报道，Blued在直播平台审核中的审核规则一直在增加，包括不允许发白袜、不允许出现“约炮”和不允许裸露上身，也不能在卫生间直播。创始人耿乐之前就是警察，“他的职业敏感度甚至高过网监部门，我们制定标准他也会参与，不允许有任何触犯边界的内容。”
Blued创始人耿乐在世界艾滋病日上致辞
在单一市场进行的竞争行为，决定了稀缺资源与对市场敏锐度的重要性。从2016年起，Blued的定位变为“全球的同性恋生态型公司”。“我们在很多地区的覆盖是不够的，大部分的用户都在中国。”到2017年，Blued的全球注册用户超过了4000万。耿乐曾在2016年提到，“我们希望今年把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全部吃掉，成为当地的NO.1。”
“我们避免原教旨主义，就是认为你是同性恋，所以你只能做同性恋的事情。”在《中国企业家》的报道中，Blued也在开发更多异性恋产品。至少在当下的语境中，这成为某种商业和安全上的考虑。
由于不被主流价值体系承认，同志群体的相关内容始终游离于监管红线。2018年4月，新浪微博宣布清查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及图文短视频。微博认证为“中国首本公益性质同志资讯微杂志《同志之声》”的同志之声官微随即宣布无限期关停。在接近3万的微博转发中，一部分同志项目的创业者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这种沉默源自于某种自觉。在上一轮《上瘾》等同性题材影视剧被下架时，方糖及时转换了赛道。“其实我们这块不是说全部做同志片。”郭阳强调，“我们都是做同志喜欢看的东西，比如《甄嬛传》、《小时代》，同志都喜欢看，但同志的情节又不太多。”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同志社交创业者则提到了快手的被整治。“整体的行业环境，大家都需要给自己树立更高的标准。”这位创业者说，“整个互联网环境是要在能够提倡的价值观方面，内容的健康程度、积极向上的程度上来说，都要比之前提供更高的标准。”
期望的结果
目的地是同志们的目的地。这座酒吧坐落在北京工体西路。每到夜幕降临，长长的队伍有时甚至需要排到马路开外。
目的地酒吧是北京最大的gay吧，这座酒吧已经走过了14年历史
如果要评选中国同志的文化地标，目的地应该是其中之一。成立14年、和北京最大的gay吧称号，让这座酒吧一直在同志群体心中保留着重要位置。“大家提到Destination，都会想到是一个北京特别大的夜店。”目的地的市场部负责人陈浩说。他向《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表示，不久前刚刚完成重新装修的目的地，正在往综合型的线下实体转型。
拥有四层小楼和附属小院的目的地，除了一楼是吧台和舞池，二楼、三楼、四楼会依照艺术展览、沙龙分享和HIV检测中心等功能进行分布。陈浩直言这是为了让目的地“白天也可以来”。在公共场合，仍被与性变态、艾滋传播源相提并论的同志群体，用陈浩的说法是，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群体其实还是很正常的”。“没有谁规定只有直男、直女可以去看画展，或者说可以有桌游、出去郊游、打球这种运动。”
事实上，经历过过去20年的束缚与压抑，今天国内的同志群体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中表现得要更加活跃。这种活跃既体现在同志群体对部分标签式定义的强烈反弹，也体现在各个商业项目的持续努力之中。
中国社会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理念诉求和即将到来的老龄化危机，决定了同志会有更坎坷的路要走。更温和地、用商业力量去改变偏见，是几乎所有人的共同选择。
这种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是社会形态与族群需求交织下的常态。一位已经出柜的图书编辑告诉《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社会的进程是很缓慢的，你是要说期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或者会有什么的，这种期待本身就会让你很累和很容易失望。”
改变本身会发生在更为隐秘或持续的商业动作中。今年，方糖计划扶持一些公益组织，“我们也在跟一些艾滋病的协会在谈，做一些小节目或小电影，找一些心理辅导师在这块做一些节目。”
这种自发性的公益行为同样在Aloha、Blued等同性社交平台上反复出现，为了响应《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Blued在去年推出了全新的艾滋病预约检测系统。
不过，这种渐进式的、温和式的变化，很难说是否会带来所期望的结果。人们无法预估目的地的变化会给同志群体带来什么真正的、有作用的影响。有关《寻找罗麦》的讨论，因为排片或豆瓣评分而止步于对影片完成度的求全责备，同属于文化娱乐消费的艺术展览或沙龙或许也是一样，“它毕竟不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
不过，每到周末晚上，目的地仍然是同志们的目的地。这里是罗麦和赵捷们真正认识自我的故乡。在14年前，目的地的老板、普华永道合伙人杨治中将自己的一部分事业重心转移到这里，用陈浩的话说，过去的14年里，这家酒吧一直以线下商业实体的身份，为所有同志创造回家的感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不来一次，总感觉就跟少了点什么一样”。
周六晚上，到了12点的目的地酒吧，几个男人跳出舞池，在钢管旁起舞。震耳欲聋的音乐把目所能及定格成一帧帧画面，人们肆意舞动。王超说，“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他们是更需要被拥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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