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史上，徐世昌一直是個特殊的存在，他曾是晚清的封疆大吏又曾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這樣的人物整個歷史上只他和袁世凱二人。身份特殊的同時，徐世昌還有一個“特殊”，那就是：相比最終兩頭都得罪了的袁世凱，同命運的徐世昌卻做到了“兩頭都不得罪”。
能做到如此，自然並不僅僅因為徐世昌會做官，還因為他在為人處世上有著常人不可及之處。
相比徐世昌的特殊，其玄孫、同樣從政的徐定茂也是特殊的存在：他是1966年那場特殊運動裡，唯一一個未受到任何影響的所謂“黑五類”後代。
世間的一切從來都是因果串成，徐定茂之能成功逃過那場劫難多少是因為：他和高祖徐世昌在為人處世上太相似了。
徐世昌在為官、為人上極其講究中庸之道，而其玄孫，曾寫下《讀辛亥前後的徐世昌日記》等著作的徐定茂也對中庸之道極其推崇。
徐定茂是被相關研究者認為的“最像徐世昌”的徐世昌後人，但很有意思的是，這位和高祖在長相、脾性、為人處世上極其相似的後人，卻是徐世昌過繼的後人。
徐世昌與玄孫徐定茂
徐世昌無子，加之兩個女兒也早逝，遂過繼其胞弟徐世光長子徐緒直為子。徐緒直生徐延東、徐延同，徐延東又生徐保釐，這徐保釐正是徐定茂和徐定一的父親。所以，若按血緣說，徐定茂僅僅是徐世昌的玄侄孫。
生於1949年的徐定茂可以被稱作生於紅旗下的一代人，幼年時，父母從未和他講過家族的故事，所以他並不知道自己就是歷史書上那個赫赫有名的袁世凱密友徐世昌的後裔。
直到少年時期，徐定茂才從親戚、同學那兒開始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出身並不那麼簡單，知道自己的祖上是徐世昌後，已經對政治有所瞭解的他第一反應便是：難怪父母從不向自己提起祖上。
和徐世昌一樣，他的曾孫、即徐定茂父親徐保釐也是一位博學之人，他自燕京大學古典文學系畢業後，便做了天津的教員，從此一生致力於教書育人。
作為徐世昌的後人，徐定茂父母一直在按高祖的那套教育他，他一直記得年幼時父母就曾給他立下了各種規矩，這些規矩裡就包括一些極小的細節，如：過年要給老人鞠躬；老人過生日，頭一天要溫壽一第二天要拜壽；用餐時要有自己的碟、碗；到別人家做客，進門要先在門邊跺跺腳，要脫掉外套抱在懷裡；自己家來客了，要起身迎候等等。
這些規矩都被深深刻在了徐定茂的心裡，以至於直到現在，只要家裡來客人他便會不自主的站起來迎接，來客說“您不要這麼客氣”時，他總無奈地答：“不是客氣，是不由自主的。”
徐世昌就任民國大總統
這種恭謹的行事作風大約是讓徐家在反右運動中沒有淪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了，當時，他們家雖然被抄了家，可父母卻並未受到太大沖擊，什麼捱打、剃陰陽頭、進牛棚，他們通通都躲過了。
運動開始時，徐定茂正在上初中，在那個講究出身的年代，臨畢業時父母帶他找到當時學校政治部主任劉琨（歌唱家劉歡父親）請他指示如何填寫出身。劉琨見他們一家子都非常謙恭有禮所以初見時便對他們很有好感，他聽了緣由後想了想道：“你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你就填‘教員’吧。”就是這一筆，徐正茂便也躲過了無數麻煩。
但徐定茂為人實誠，所以在填寫相關時他還是主動加上了一句話：“我出身教員，祖上五代都是官僚。”他的實誠後來果然給他帶來了麻煩，紅色衛兵問他：“你們家官僚，什麼官”?他據實答道：“先祖是徐世昌。”
好在，當時這個紅色衛兵知識很淺薄，他知道袁世凱，看過電影《甲午風雲》，知道鄧世昌、丁汝昌，因為徐世昌名諱裡都有個“昌”字，他便有些混了，於是他便以為徐定茂父親是抗日的官兒，於是他便問道：“你祖上抗不抗日，反不反對李鴻章？”徐定茂想起先祖確曾反對日本入侵也曾彈劾過李鴻章便答了“是”。紅色衛兵聽完便“心裡有數”地道：“那行，沒你們家事了，你們家是好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李鴻章!”
後來，運動中的徐定茂還因書法出眾而“破格”被邀請寫批判文章、出大字報、畫宣傳畫。
更讓人稱奇的是，畢業分配時，由於他人際關係良好，他竟被分在了他最喜歡的城市北京，而他的那批同學，則有三分之二被分配去了偏僻省份。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徐定茂一直留在分配的單位北京電力建設工程公司，直到1987年，電力部被撤銷後，他才應考亞運會工程指揮部，應聘成功後，他開始負責整個亞運村的工地組織計劃。
兜兜轉轉後，徐定茂又宿命一般地開始從政，他最初從政的身份是監察部監察員，因在此間辦了幾件大案，1998年，他被北京市政府推薦為政協委員，2010年他還被委任監察學會理事。
原本，這個職位乾的多是得罪人的事，可因為他和高祖一樣深諳中庸之道，所以每每遇事他總能處理得分外妥當。之所如此，自然與他對中庸的獨特見解有關。
在一次接受公眾採訪時，徐定茂闡述了他對高祖中庸之道的理解，他說：“他（徐世昌）的中庸強調的是平衡、和平與分寸感。中庸不是騎牆，不是無可無不可，真懂中庸的人必須是有定見、有底線的人。”
徐定茂認為，徐世昌之被後世稱作“最會做官者”，便是他中庸之道用到極致的必然結果。徐世昌所在的年代，政局動盪，但因為他之有定見、懂底線，在每一個節骨眼上，他從未失過節。
張勳復辟時，他反對其倒行逆施。張勳復辟失敗後，他又竭力為溥儀卸罪。他與新派人物交好，可也同時能與舊派人物交好。他與袁世凱是莫逆之交，他還是袁世凱最仰仗的謀士，可袁世凱稱帝時，他卻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甚至還大罵鼓吹帝制的楊度，聽聞蔡鍔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的消息時，他甚至鼓掌歡迎。
可袁世凱宣佈取消帝制後，徐世昌又站出來繼續做他的國務卿。
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幾度爆發府院之爭，徐世昌都成為不二的調停人，先是調停黎(元洪)、段(祺瑞)之爭，繼以調停馮(國璋)、段(祺瑞)矛盾。他之所以能當上總統，實因他是北洋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
1922 年，直奉大戰爆發，得勝的直系軍人在曹錕、吳佩孚的領導下步步逼宮，徐世昌留下一首述懷詩後便從容歸隱林。徐世昌晚年時，曾受到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和漢奸金梁等人多次邀請，希望他能效命日本人，均被其拒絕。
徐世昌
要做到以上種種，非徐定茂解讀的“有定見、有底線的中庸之道”不可。
在為人、為官上始終致力於效仿先祖的“中庸之道”的徐定茂和先祖一樣，雖總是力求“度”但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從不讓步，在他看來，這便是“中庸”中的“有底線”。
在整理先祖徐世昌《韜養齋日記》時，徐定茂發現了教科書和胡繩名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等書的一些失誤，如：這些書都講袁世凱當年退職彰德時，清廷派徐世昌親自去勸他出山，並帶回了袁開出的條件，但據《韜養齋日記》記載，那段時間徐世昌根本沒有去彰德，而是在朝廷上班。
發現這些錯誤後，徐定茂站出來直言道：“這明顯是錯誤的，必須更正，一百多年前的先祖（徐世昌）不可能為一百年後造假。”
後來，徐定茂又根據先祖歷時54年寫的100卷《韜養齋日記》對現有的歷史提出了很多質疑。
在對待歷史一事上，講求中庸的徐定茂和先祖徐世昌一樣並非“無可無不可”，而是非常講究底線、原則、定見。對待歷史如此，對待關乎百姓生死的政治他更是如此。
如今的徐定茂已經71歲了，但如今的他卻一點兒也不顯老：腰桿筆直，獨自不還不顯突出，步伐穩健、嗓音洪亮，談笑風生怎麼看也不像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卸下政務後的他如今一有時間就研究研究歷史，得空時還玩玩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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