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將軍和直隸總督都是清朝時期擁有較大權力的官職，在政治舞臺上佔據了一定的地位，為國家的正常運轉和發展作出了獨有的貢獻，是研究歷史時不可忽視的官職。那麼人們可能會產生疑問，他們的地位哪個更高，誰更厲害呢？
想要解答這個問題，就要聯繫二者所掌管的地域位置、自身官職所賦予的權力與具體時代背景三個方面來思考。
清朝一共在十四個不同地區設置了駐防將軍，廣州就屬於其中一個。在海禁閉關政策的大背景下，廣州作為政府指定的開放口岸，設置了廣州十三行此類與外國聯絡貿易的機構。
廣州的對外貿易十分發達，屬於經濟富庶的地區，“金山珠海，天子寶庫”指的即是此地。廣州將軍也因此掌管了重要的經濟權力。
直隸總督，顧名思義，是管轄直隸省一帶的總督官職名稱。清朝時期的直隸省承自明朝時期的北直隸，即以北京為中心的京畿地區，包括今天津、山東和河北等地區。此可謂為“伏於天子腳下”的區域，擁有著它獨有的政治優勢和經濟文化優勢。
能夠擔任直隸總督這一官職的官員，通常是受皇帝信任，關係密切且能力得到皇帝認可的人。
自然，這份官職同樣能授予擔任直隸總督的官員較大的權利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同時也能夠給官員提供展現自身才能的機會，得到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據清史稿所記載，由於直隸總督所管轄的地域特殊，通常直隸總督會被授予兵部尚書或者督察院右都御史的兼任官職，因此直隸總督比其他地區的總督高一個官階，為從一品官。而廣州將軍也為從一品官，在官階方面二者沒有太大的差別。
二者都掌管著軍隊，但其權力範圍卻有所不同。清朝的軍隊分為由滿人組成的八旗兵和由漢人組成的綠營軍，而其中八旗兵還分為京營和駐紮兩種。
廣州將軍手下所管轄的即是駐紮在廣州的八旗軍，而直隸的綠營軍由直隸總督所節制。為了避免八旗兵或綠營軍任何一方權力過大威脅中央集權，皇帝限制總督插手八旗兵事務，反過來將軍也是如此，二者形成互相監督、互相壓制的關係。
但是在清朝時，為維護滿人利益，八旗兵的權力必然大於綠營軍。然而，在晚清時期廣州將軍和直隸總督的權力關係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清前期及中期廣州將軍的地位可能與直隸總督不分上下，而在清後期直隸總督的地位則明顯地超過了廣州將軍。
首先體現在直隸總督掌握的權力增加。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天津、煙臺和營口作為通商口岸被迫開放，清政府因此設置了三口通商大臣以掌管通商口岸的外交事務。起初三口通商大臣的職權與直隸總督的職權是分離開的。
但自從天津教案一事爆發後，朝廷意識到三口通商大臣只有外交權而事權不足，地方官員往往不與其積極配合的弊端，便決定設置北洋大臣的官職替代其職能，並讓直隸總督兼任這一官職。
如此一來，直隸總督在掌握了地方軍權、部分行政權的基礎之上，還增添了外交人事權。北洋大臣往往作為總理衙門的代表與洋人進行外交事務談判，特別是在李鴻章擔任這一官職時，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權力達到了頂峰。在這個職位上，李鴻章創建淮軍與北洋水師，大力推動了洋務事業的發展，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其次在晚清時期，廣州將軍的權力大幅減少，最後甚至成為虛職，權力被完全架空。原因還要從外國開始入侵中國並點燃戰爭說起。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清政府不得不向勢力較大的漢人地主階級尋求幫助，重用漢人統治階級，給綠營軍以軍費支持。
與此同時，八旗兵的地位也便相應地逐漸下降。掌管八旗的廣州將軍，地位自然也會下降。而直隸總督的權力卻不斷上升，鹽政、河工、外交、軍政多項實權在握，雙方差距已不可同日而語。
歷史是不斷髮展著的，廣州將軍與直隸總督地位隨著歷史的推進而不斷變化，命運也因此產生不同的走向。
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少傑出的人才藉助這兩個權高職重的官職而展現了自己的才能，為歷史發展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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