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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每与操反的背后故事
刘备有个政治法则，叫作“每与操反”。这个说法初次登场，是在刘备刚刚得到庞统的时候。面对天下形势，当时庞统是这么建议刘备的：荆州残破、人才凋敝，应当去借益州来实现三分大业。刘备的答复则是：“如今和我势同水火的是曹操，曹操治下苛刻，我就宽以待人；曹操对待敌人残暴，我就仁爱慈明；曹操别有二心，我就忠贞不二。每与操反，才能成就大事啊。如今为小利而失信于天下是不值得的，我不能按你说的办。”
先不管刘备这番话是否出于真心。但“每与操反”几乎是有目共睹的。曹操是出了名的奸诈，刘备是出了名的仁德。临死都要告诫自己的儿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官渡之战前，去分析荀彧和郭嘉为曹操做过的双方对比以及贾诩发表过的战时分析，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表达的意思和刘备这番话很像。
如果仿照刘备的说辞，大可以给曹操安上这么一段话：“袁绍治下宽纵，我就严明法纪；袁绍妇人之仁，我就顾全大局；袁绍事上不忠，我就奉旨讨贼。每与绍反，才能成就大事啊。”
一、宽容无过
袁绍是曹操的参照物，曹操是刘备的对比图。刘备的风格也确实有很多和袁绍是比较像的。但结果袁绍身死家破，刘备建国称帝。袁绍不是一个二百五，他坐拥四州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本事。首先，袁绍有与天下争雄的壮志；其次，袁绍很能笼络人心，身边良臣、智者、武勇之士齐全；再者，袁绍的政治影响力很高，远胜曹操不知道多少。所以，袁曹相争的结局，曹操获胜反倒是运气成分占了更多。
况且，作为二者形势逆转的分水岭——官渡之战只是初步改变了袁曹双方的军事形势，还远达不到让曹操实现拿下冀州、统一北方的战略目标。从官渡之战开始，曹操真正搞定袁家势力，足足用了近8年的时间。这还是在袁绍身死、二子相争的背景下。荀攸曾经一语道破其中玄机：“袁绍对下宽宏大度，深得人心，如果二子联合，天下安定遥遥无期。”宽容未必是错，如果有错，那也只能是用错了时间、地点和人身上（当然，袁绍之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限于主题原因今天就不聊了）。
二、法治有得
汉末是士族的天下，维护士族对于统治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站在士族的角度而言，严刑峻法可不是他们喜欢的。作为特权阶级，谁都希望自己保留一些法外的东西。许攸的贪赃枉法绝不是一天两天了，袁绍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许攸本身智谋出众以外，不正是给其他人看的吗？如果不是审配恰好在官渡之战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拿许攸一家立威，以稳定后方；许攸又恰好是参赞军机的重要人物，审配又没有安排相应的办法防范许攸（或者有防范但防范根本不到位）出逃。官渡之战的胜负犹未可知。
可惜，汉末天下争雄，是一个像极了战国时代的历史时期。秦国由偏安一隅的小邦一步步成长为天下霸主，正是严刑峻法下的令行禁止、凝聚力超强的结果。东汉末年朝纲混乱、贪腐严重，正是应该出重拳、严治理的时候。袁绍没能在历史的转弯时期调整自己的政治路线，反而沿用旧有的方式。这么做虽然很好地笼络了士族阶级，但却从根本上失去了民心。因为统治阶级的特权，首先影响的一定是普通百姓的利益。
黄巾起义给了士族统治重重的一击，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更多苦哈哈的寒族们，得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是，看看袁绍手底下的文臣武将：田丰、沮授、许攸、郭图、审配、辛毗等人都是典型的士族代表，即便是武将之首颜良，也是名门琅琊颜氏之后。反观曹操，无论文武，皆有大批寒门子弟（曹操前期五大谋士除了二荀都是寒族），这就从阵营内部的人员组成上形成了鲜明对比。
士族的利益牵扯更大，政令执行难度也相应增加，许攸不是个例，而只是典型代表。缺少了士族掣肘的曹操，再配合“唯才是举”和“依法治国”的相辅相成，实力猛涨理所应当。虽然曹操也必须大量重用士族，但当曹操治下的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之后，士族力量的影响也就减弱。况且，终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曹操长期坚持亲自领兵在外，目的就是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治、军事双料高手的曹操，还怕士族造反吗？
可惜，这样的办法，也给曹家留下了巨大的隐患——阉宦遗丑让许多士人不齿，限制士族力量的发展更是让很多士家子弟心怀怨恨。虽然曹丕掌权以后迅速向士族靠拢，接受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以时间换空间，来慢慢实现曹氏家族向真正的士族过渡。但天不遂人愿。登基7年，曹丕便在年仅40岁撒手人寰。留下的是一个四不像的家族，和聪慧有智却比他更命薄的曹叡。曹氏政权三代而亡，令人唏嘘。
反观刘备，当他正式入主蜀地，建立起所谓正统的蜀汉政权后，采用的不也是诸葛亮坚持的“法治路线”吗？所谓仁德，只是在他四邻皆敌、没有稳定根据地的时候。一辈子政治嗅觉灵敏的刘备，看似“每与操反”，实则积极向曹操学习靠拢。外儒内法，撑死了不过如此。他的成功之路，将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了。
当天下经历了数十年动荡之后，政权再回士族手中，曹操地下有知，不知道该做何感想。尽管司马家族并非典型的士族，他们实行的更不是袁绍式的宽容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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