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南京条约》的谈判，是道光帝让耆英与英国人谈判的，妥协的耆英成功与英国人签订了《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于是，中英之间开始了天津条约的谈判。天津条约，咸丰皇帝希望耆英凭着与英国人的关系，能够顺利签订。
1858年6月，耆英接受咸丰帝的谕令抵达天津的时候。他本来想着，凭自己的老面子，使得《天津条约》能够顺利签订。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说老实话，自以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他又与美国和法国分别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耆英还能够全身而退，这不仅与他谙熟官场之道有直接关系，也是因为他对当时夷务有一定的了解。在整个道光时代，只有他与英、美、法三国人都打过交道，也只有他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
耆英之所以能同夷人交涉成功，根本的原则就是妥协，满足其欲望。鸦片战争后，耆英在两广总督任上，在广州人民反对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和反对外国人租地的斗争中，他就一味地屈从。1844年，他在总结自己的外交心得时，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靖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包容），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1]
耆英的这份奏报，洋洋洒洒，可以说是晚清以来中西方体制、文化冲突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耆英的外交理念虽然也还朦胧，但已经与他的前任们以传统智术打交道大相区别。在晚清的官员中，耆英也是第一个用私交的方法来促进中西外交关系的人。1843年6月，在他到香港访问后，他通过翻译了解了“亲密的”一词的译音，便在书信中把璞鼎查称为自己“因地密特（intimate:亲密的）朋友”，耆英膝下无子，他为了跟璞鼎查套近乎，便建议收养璞鼎查的儿子，并带他到北京去。当他得知这孩子先要在英国完成学业时，他回答说：“很好，从今天起他就是我的养子弗里德里奇·耆英·璞鼎查了”。他甚至与璞鼎查互换老婆的照片，他给璞鼎查写的告辞信听起来像情书，他说，“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2]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正因如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与西人的交涉中，西方都对他颇有好感。1844年10月5日，法国特使拉萼尼在澳门给法国外交大臣基佐的信中，对耆英大加赞扬，说，“耆英具有贵族风范。他举止高贵，自童年时代就习惯于宫廷习俗，说话简洁又准确，用加略利（时为法国特使的翻译官）的话说，带有一种罕见的高雅，他也可以算是中国最娴熟的书法家之一。在其平静、威严的外表下，隐藏着丰富的感情，当谈话令他高兴或者触动心弦时，他的目光就会变得炯炯有神，人们可以从他的前额看到某种非凡智慧的迹象”。[3]
现在，国难当头，咸丰帝启用了他，就是希望他动用他的老关系，利用过去外国人对他心存好感的优势，使西方能够做出让步。因而，在天津的谈判中，咸丰帝安排桂良、花沙纳前往天津之后，也要耆英立即前往，参与谈判。咸丰帝还为他们在谈判中所应发挥的角色，作了设想。
咸丰帝在桂良的谕旨中说，想必现在耆英已经抵达天津，该大臣到津后，应该立即晤见英、法、美三国公使，将朝廷的意思告知各国，妥为商定。对于英法的要求，如果桂良、花沙纳答应的条件，洋人仍不满意，耆英可以利用他对外国的熟悉的情形再行晤商；对于公使驻京问题，耆英应该设法使西人改变态度，取消这一条款，较为稳妥。“此时桂良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津郡情形，甚属危急，不得不通融办理也。”[４]
1857年英国海军击毁清军船只
耆英的到来，桂良与花沙纳都很高兴，认为有这个外交能手事情就好办多了。在桂良6月7日的奏报中，咸丰帝得知耆英已经抵达天津，他对耆英更加期待，他在6月9日给耆英的谕令中重申了朝廷的态度，要他不必拘泥于桂良与英人商谈的结果，要利用他在西人中的好印象，设法开导。对于西人的要求，可以根据情况答应几条，但是对于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公使驻京一定是不能答应，应该设法拒绝，但应注意不要使谈判破裂，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至该夷情状，耆英素所深悉。天津逼近京畿，情形危急，不得不从权计议。惟如前二事之断难允准者，该夷必欲坚执，是本无议和之心。耆英不妨与英夷说破。看其有无转机，再行酌量通融筹办。于何事可行，何事不可行，耆英必有把握，朕亦不为遥制也。”[５]
从皇上到满朝文武都对耆英充满期待，起初耆英也信心满满，那么事情的进展的到底如何呢？耆英到达天津后，于６月９日照会额尔金，要求近两天内对其进行拜会。耆英照会中只具侍郎衔，并无什么特殊权力，只说明是由皇帝派来办理洋务。额尔金拒绝会见耆英，因为他认为，耆英的插手只会使已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耽搁。即日，额尔金命李泰国与威妥玛拜访耆英，让耆英明白，他们的拜访仅仅是出于礼貌，额尔金很难与具有全权之外的任何人商谈有关问题。
此次会晤中，耆英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希望能够博得李泰国与威妥玛的好感，但李泰国与威妥玛早已看透耆英的伎俩，不仅对其没有什么好感，而且还有厌恶之情。这在事后两人所写备忘录中可见一斑：“耆英现年72岁，很明显已非常虚弱，走路甚至站立都很困难，并且已老眼昏花。从其表现来看，官场不得志，其重新被起用仅仅是因为他被认为能够为外国人接受，有哄骗他们的经验。他的谈话简直就是恭维与道德情感的喧哗，用一种恩赐与安抚的混合口吻讲出，可以说，这被早期与我们接触的清朝官员认为是真正‘羁縻夷人’的方法。”[６]
1857年英国军队捕获的清军船只
耆英在额尔金那里吃了闭门羹，英方只派了两个翻译前来拜访，这让耆英大感挫折。而在咸丰帝方面，他和满朝文武还在期待着耆英把李泰国制服的好消息。6月12日，桂良、花沙纳、耆英联名向咸丰帝上奏说，几经与英人李泰国交涉，发现此人非常狡狯、势利，常常能很快探知议和消息，臣桂良、花沙纳派委员卞宝书告知李泰国、威妥玛，说明朝廷派耆英会同臣等办理交涉事务，但李泰国、威妥玛早已窥破朝廷的想法，便不愿意与耆英会谈，并说耆英不是全权大臣，不能便宜行事，所以难以议商议和之事。“奴才等不揣冒昧，遣员告以‘奉命来津，即可从权办理’。无如夷性多疑，牢不可破。奴才耆英二十七日（6月8日）抵津，二十八日（6月9日）往各夷拜晤。俄、米（美）两酋尚肯见面；英、佛（法）两酋或以照会回覆，或以书信推脱，所有送来照会仍书奴才桂良、花沙纳两衔（而不书耆英衔）本日寅刻，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谕：‘耆英与桂良、花沙纳同是钦差，几日颁给关防，一体钤用等因。钦此’。奴才等知照各酋，俾足见信，嗣后能否不再相疑，尚难预料……昨日（6月11日）该夷立逼应允，无理已极，婉言暂行推却。”[７]
三人的奏折上达咸丰帝手里，让他颇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桂良等人具折汇报的一切，与咸丰帝所设想的相去甚远。尤其不能让他理解的是，为什么英法两国的最高级代表不能接见耆英这么一位昔日里曾被他们视为友善洋人的清廷官员呢？咸丰帝感到英法两国是在故意刁难，无非是想更多地索要一些条件罢了。因而，仍把希望寄托在耆英身上。又给三人发来谕令，让他们根据情形做出适当的让步。
咸丰帝的谕令大意是这样的：对于英人提出的要求，桂良、花沙纳应先行拒绝，不可轻易答应，仍应让耆英出面交涉。想必英夷仍是相信耆英的，他出面转圜英夷自当不会推脱，对于英夷提出的五口通商之外再开两个口岸。这样的要求实在有些贪得无厌，耆英可以告知英夷，可以选择福建和广州的任一地方开放口岸，如其仍不满足则允许福建、广东各开一新口岸，但是决不能答应在内江地面开辟口岸。“耆英素悉夷情，当知其利之所在，如与中国无甚伤碍，另有可令该夷获利之处，尽可酌量饵之，以免他患。”[８]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中国老式兵船
咸丰帝仍把希望寄托在耆英身上，可是当这个谕令发出后，却发生了连咸丰帝也感到意外的事情。6月17日，巡防王大臣惠亲王绵愉在视察僧格林沁的军营后回京的路上，僧格林沁的亲随送给绵愉一封信，信是耆英让僧格林沁代为转交给惠亲王的，绵愉看了信，知道耆英正在从天津返回京城，他不禁为耆英的行为感到诧异。回到京师后，绵愉又把这封信让其他几位亲王看，都为耆英的行为感到不解，当此国家危难之际，正需要他帮助从中转圜的时刻，他却撂下挑子独自回京了。
王大臣们立即联名上奏，臣等本来认为耆英熟悉洋人情形，因而联名上奏建议派他到天津帮助议和。此人本属有罪之人，承蒙皇上恩典信任启用了他，那么此人就应该感恩戴德，尽心协助办理，然“讵意以夷情叵测，并未办有头绪，辄欲借词卸肩，未奉特旨，竟敢先自回京，其畏葸无能，辜恩误国之处，殊堪痛恨！臣等拟请敕下僧格林沁，将该员在营讯明后，即行正法，以昭炯戒。”[９]
老实说，耆英擅自离开天津不管不顾的回往京城，他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除了6月8日到天津后，要求会见额尔金等英法谈判代表而遭到拒绝外，实际上还有很深层次的原因。他本来想会见额尔金，额尔金却让李泰国、威妥玛两个层级很低的翻译官前往会见。这让他既不满又疑惑，他不明白，他这个曾经对西方妥协以示友好的人，为什么会遭到拒绝会晤呢？正当他怀着疑虑的心情于6月10日和6月12日两次会见美国谈判代表烈威廉时，他在烈威廉处竟然看到了自己过去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中文印册，不禁感到更加疑惑，便问烈威廉，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美国人便告诉他说，英国人攻破广州时，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掳往印度，英军从叶名琛的衙门里将中国存放办理夷务的箱子取出，不但美国的文件在内，近年来耆英与朝廷的往来文件也都被英军搜去。
1858年炮轰广州城
烈威廉借机又反过来问耆英，西方与中国订立的条约，条约文本本应是存放在北京的，可是为什么却存在了广东。耆英一时语塞，他找不到更好的借口和理由，只好说条约文本存放在广东，那是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存放的，目的是供必要时查阅之用。
过去办公的文件也被列强搜去，知道这个情况后，曾为两广总督的耆英心头立刻多了块心病，他知道这次交涉，将遭遇困难了。果然，在谈判中，英国人并不给耆英面子，相反的，而是处处受辱，以至于，耆英愤而离开了天津，天津条约的谈判交给了桂良和花沙纳艰难交涉。耆英不辞而别，也最终使自己的命运走向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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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56、157页。
[2][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3]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不平等条约》，第452页。
[４]《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第885、886页
[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第895页
[６]张志勇：《李泰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北方论丛》2015年第4期。
[７]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第453页。
[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第907页。
[９]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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