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8日，山東省淄博市檢察院以強姦罪、故意毀壞財物罪、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聚眾鬥毆罪、開設賭場罪，對常某、楊某、郭某、宋某四名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訴。
“辦理這起案件時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面對防控疫情和辦理案件雙重壓力，能夠高質量順利辦結確屬不易！”回想起案件辦理過程，辦案組成員王帥深有感觸。
案中有案，發現性侵犯罪線索
2018年9月28日，《魯中晨報》、齊魯網等多家媒體相繼刊發了淄博市臨淄區一涉惡組織14名成員被批捕的消息。該消息儘管只有300多字，但卻在案發地產生了不小的轟動。曾一度在該區徵地拆遷過程中興風作浪的李冬梅犯罪組織，最終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被一網掃盡。
公安機關在偵查李冬梅犯罪集團時發現，李冬梅為了承攬建築工地拆遷、渣土方、垃圾運輸等工程，多方糾集社會閒散人員充實團伙力量。常某作為該組織的積極參加者，聽命於李冬梅手下的“大哥”曲鵬（另案處理），屬於該組織結構中的第三層級，在一干犯罪分子中並不起眼。公安機關根據已查清的犯罪事實判斷，常某在犯罪集團中發揮的作用不大，屬於犯罪集團的從犯。
然而，就在對李冬梅犯罪集團的第二次補充偵查中，通過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公安機關獲得了一條重要信息：常某曾當眾吹噓自己和幾個初中女學生髮生過性關係。如果與常某發生性關係的未成年人未滿十四周歲，那常某的行為就屬於強姦，其性質和社會危害更為惡劣。掌握了這一條重要線索後，公安機關立即對常某涉嫌強姦的犯罪事實展開調查。發現兩年間，先後有多名未成年在校生被常某、楊某等人強姦，而幾名被害人迫於常某的惡名和威脅，無一例外地選擇了沉默。
以強姦案為突破口，公安機關先後查明瞭以常某為首，以楊某、郭某、宋某為成員的犯罪集團系列違法犯罪事實。
提前介入，公檢聯手打掉“出警隊”
辦案檢察官就補充偵查事項與公安機關進行溝通
常某等人被刑事拘留後，淄博市檢察院及時啟動市區兩級院同步審查機制，臨淄區檢察院第一時間介入該案的偵查工作，重點圍繞核實被害人年齡、固定案發現場、深挖同案犯等證據提出詳細偵查取證意見25條，引導公安機關及時固定了相關犯罪證據。
從2016年跟著曲鵬入夥李冬梅集團，到2017年在多個鄉鎮、街道形成勢力，常某作為召集人和領導者在其犯罪組織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且，2016年在跟隨李冬梅集團“站場子”時，常某為了增加收入來源，就在臨淄區租了一個單元房開設賭場。常某先後聯繫多人負責“看場子”，從賭局中抽水，並在賭場為參賭人員提供放貸服務，大肆斂財。
2017年3月，根據前期在李冬梅犯罪集團中摸索出來的經驗，常某召集楊某、宋某等人商議成立地下“出警隊”，通過幫助他人處理尋仇報復、討債等事情，以此獲利和提升自身“社會影響力”。
非法暴力拆除現場
“出警隊”成立後“警情”不斷，生意日漸紅火。除了繼續參與李冬梅集團的違法活動外，常某還帶領同夥四處攬活，拓展業務。淄博市檢察院經審查查明，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常某組織的“出警隊”瘋狂作案17起，其中涉嫌暴力拆遷活動2次，參與聚眾鬥毆2次，尋釁滋事5次，強姦未成年人8人，非法拘禁2人。
有了自己的隊伍，進行違法活動更加猖狂。2017年下半年，常某又在臨淄區朱營村一處帶院子的平房裡開設賭場。按照分工，常某與楊某負責聯繫賭客，楊某在該賭場內放貸為賭博人員提供資金，常某等人共同從賭局中抽水非法牟利。
儘管受到公安機關的多次打擊，但常某仍不知收斂。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常某定下規矩，誰表現好，就獎賞誰，誰表現不好，便不惜棍棒相加。為了討好常某，集團成員邊某（另案處理）在常某提出“找個女學生出來玩玩”時，先後3次將多名初中女生誆騙出來，但即使這樣也沒有逃脫常某的責罰。2017年9月，常某以邊某對自己說話不尊重為由，對其進行毆打，並用電棍進行電擊，整個毆打過程持續了3個多小時。
2018年3月，隨著李冬梅犯罪集團的覆滅，常某“出警隊”成員的犯罪線索也逐漸被公安機關掌握。
精準監督，案件質量不打折扣
臨淄公安分局以涉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姦罪、故意毀壞財物罪、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對常某、楊某、宋某、郭某案向臨淄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後，淄博市檢察院立即派員指導辦案，先後兩次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列出12頁的補充偵查提綱，針對攻破犯罪嫌疑人口供、補充證人證言、對犯罪嫌疑人辨認等提出補充證據要求。鑑於常某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而且楊某、宋某、郭某案和常某屬於集團犯罪，宜併案起訴。2020年1月3日，臨淄區檢察院將該案移送至淄博市檢察院審查起訴。
淄博市檢察院立即成立專案組，指定具有豐富公訴經驗的副檢察長劉恩泉擔任組長，分別從掃黑辦和未檢部門抽調兩名檢察人員集中辦理該案。
在專案組的細心審查下，40餘份卷宗梳理得條理清晰、層次分明，就案件事實認定、法律問題適用等多次對接公安機關，改變公安機關罪名定性1起。另依據證據增加認定4起犯罪事實，追訴漏犯2人，並要求公安機關進一步提供法庭審判所需證據材料30餘份，特別是對部分犯罪嫌疑人在實施個別犯罪行為時的年齡認定問題嚴格審查，防止犯罪嫌疑人未成年時實施的輕微犯罪被錯誤認定。
特殊時期，防疫與辦案兩不誤
按照辦案組成員們制定的辦案日程安排，春節前為集中閱卷時間，春節後從正月初四開始集中進行提審犯罪嫌疑人、聽取當事人意見、詢問證人等工作。
然而，驟然緊張的疫情防控形勢一下打亂了原有計劃。為提升辦案效率，專案組立即啟動了案件遠程視頻會商系統，與臨淄區檢察院原案件承辦檢察官就案件基本事實、在案證據、法律適用等進行充分會商，快速理清辦案思路。
當專案組整理完訊問提綱後，另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他們的面前：看守所作為人員密集場所，屬於疫情防控的重點區域，在這個特殊時期進入看守所提審，會不會對看守所疫情防控帶來隱患？而常某作為集團主犯，對主要犯罪事實拒不認罪，不對其進行當面訊問又會影響到許多案件細節的認定。
此時距離提起公訴的時間僅剩17天，聽取犯罪嫌疑人供述時間緊迫。為了指導疫情期間的檢察辦案，根據最高檢下發的《關於在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期間刑事案件辦理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專案組決定對常某集團四名犯罪嫌疑人分別採取現場訊問和遠程視頻訊問兩種不同的方式：在嚴格做好防護措施的基礎上，進入看守所對常某進行提審；利用遠程提訊系統對楊某、郭某、宋某進行遠程訊問。
辦案檢察官進入看守所提審前接受消毒
當天下午，看守所同意進入提審後，兩名辦案檢察官穿戴好口罩、護目鏡、隔離服，在看守所門口經過層層消毒、安全檢查後，進入監區訊問室對常某進行了訊問。
對送入看守所的相關材料進行消毒
2月4日至11日，專案組檢察官相繼完成了對楊某、郭某、宋某的遠程訊問。為了不給高牆內的疫情防控工作帶來一絲隱患，檢察官們還將《認罪認罰告知書》等材料用紫外線消毒櫃進行消毒後裝入密封夾中，在看守所門口交給值班民警，由民警代為轉交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填寫並簽字後再及時收回審查並附卷。
在隨後的聽取律師意見、聽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意見、詢問證人環節，專案組成員仍然採用微信視頻、電話連線的方式，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仔細核實每一處細節，確保不因隔空溝通出現案件質量瑕疵。
案件提起公訴後，為了保證特殊時期案件的順利辦結，實現辦案的政治、法律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專案組每天關注疫情的動態變化，提前與法院解決好卷宗送達、遠程庭審等技術問題，必要時可通過遠程視頻系統實現“隔空”庭審。同時，針對案件暴露出的學校和家庭對未成年人監管方面的缺位，向教育主管部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密切關注社會人員向校園滲透問題，規範在校生社會交際行為，構築全面保護未成年人的防護網。
案後說法
山東省淄博市檢察院副檢察長 劉恩泉
本案中，常某犯罪集團成員全部為“90後”，他們初中或中專畢業後即開始“混社會”，好勇鬥狠。從最初參與聚眾鬥毆、為暴力拆遷“站場子”，到後來自組“出警隊”，多次實施強姦、故意毀壞財物、尋釁滋事、非法拘禁、開設賭場等犯罪行為，一步步走上不歸路。
追溯常某犯罪集團走上犯罪道路的起點可以發現，他們大多在未成年時即開始參與犯罪活動。而本案中，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迫於威脅，直至常某犯罪集團案發時也無人敢向公安機關報警，家庭、學校對此毫無察覺，反映出家庭、學校、社會在對未成年人的監管中還有許多不到位之處。檢察機關在辦理此類犯罪案件時，不僅應關注基層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還應對作為其中參與者、受害者的未成年人給予更多的關心、關愛，通過經濟救助、法律援助、心理疏導矯治、幫助入學等方式，引導她們走出陰影，重塑生活信心，將深化基層治理、未成年人保護與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工作緊密結合起來。
本案涉及犯罪事實30餘起，涉嫌故意毀壞財物、聚眾鬥毆、尋釁滋事、開設賭場、非法拘禁、強姦六個罪名。儘管案情不算複雜，但卻是我從檢以來辦理的最特殊的一個案例。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打亂了我們原來的辦案節奏。特殊時期如何既保證案件的高質量辦理、充分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又嚴格做好各項疫情防護工作，考量著每名辦案人員的智慧和擔當。
為了確保辦案工作“不梗阻”，我們採用書面審查與網絡辦理相結合的形式，運用遠程提訊等檢察信息化建設成果，先後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被害人、證人30餘人，審查卷宗20餘本，既保障疫情期間的辦案安全，又堅持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司法，做到疫情防控和檢察工作兩不誤。（檢察日報 郭樹合 王翠玉 王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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