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第七十一回是“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雖然在這一回中作者稱讚他們“無問親疏”“不分貴賤”但只要對這張座次表稍加查考就會發現,這種排法是分貴賤、問親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隊裡,哪些人在“地煞星”隊裡,誰在前,誰在後,大致都有線索可尋。這些安排正體現了梁山領導核心——宋江一吳用體系的思想和意志。一百零八人座次的排定，說明梁山集團組織系統已經完備,宋江的領袖地位已經鞏固。

明代官員、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李贄在《水滸傳》第七十一回中,把石碣天書稱為吳用的“石碣天文之計”,說:

“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魯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漢,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塌地?”

還說:

“或問:何以見得是吳用之計?曰:眼見得蕭讓任書,金大堅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孫勝作法掘將起來,以愚他眾人。曰:這個何道士恐怕不知。卓吾老子笑曰:既有黃金五十兩,人人都是何道士了。不然何七日之後定要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哉?”

李贄的看法是有見地的。他從技術手段角度看出了宋江、吳用對這個座次的排定確實是煞費苦心的。

當梁山草創之初,晁蓋、吳用智取生辰綱之後,林沖火併了王倫,由於頭領只有十一人,而且差別比較明顯,所以座次是用協商、謙讓的方法排定的,並沒有嚴格的、確定的條件。待梁山好漢江州劫法場以後,宋江上了梁山,頭領增加至四十人,這些人的座次如何排法,就成了突出問題;弄得不好,會影響舊新頭領之間的團結和安定。宋江採取了權宜的辦法,在《水滸傳》第四十一回提出：

“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

這說明,在宋江頭腦中,座次應該以對梁山事業出力多寡和功勞高下為標準。舊有頭領原已有了座次,不成問題;新上山頭領除宋江外有二十九人之多,他們就“論年甲次序”坐下。這“年甲次序”是又一標準。但實際上,這些人並不完全按年甲次序排,例如“年少的壯士”呂方、郭盛就坐在蕭讓、王矮虎等十五位非年少的人之前。

古代社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等級觀念深入到這個社會每一個成員的頭腦和血液中,農民也不例外。在這個靠強力打出來的山泊裡,宋江深知自己出身卑微,武藝平庸,在那些職高位顯的人物面前,他總是自稱“鄆城小吏”、“疏頑小吏”。對那些力大藝絕的人物他一貫都用恭維和小恩小惠這兩手來加以籠絡。當這些人集合到一起的時候,如何能使他們團結一心,服從他的領導,就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需要他下功夫對待了。於是吳用就導演出這個石碣天文之計來。難怪在何道士辨驗“天書”以後,宋江故作驚訝卻又早有準備地說:

“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眾多弟兄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蒼分定位數,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眾頭領各守其位,各體爭執,不可逆了天言。”

宋江的話是“石碣天書”的必要補充,把他“要求上天報應”的目的和盤托出。他要求眾頭領安於這個已定次序。這是宋江的次序,只是套用了古代帝王慣用的伎倆—用天命來表現,使他的安排有了一個神聖不可違抗的莊嚴形式。

那麼宋江的座次表是依據哪些原則排定的?

既不是“論年甲次序”,也不是看“功勞高下”。宋江的標準在書中沒有說出來。實際上他的標準是下述幾條。

第一條：在社會上的名望高低

名望高低被作為第一應重視的條件。

在古代社會里,高尚的名望代表了地位、富貴和社會影響,這在宋江看來,是領袖人物才能具備的品質。例如盧俊義,他對梁山幾乎毫無功勞可言,只因為“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是河北三絕”,就坐了第二把交椅。

第二條：具有一定輔佐技能的人

某些特殊知識和技能是宋江的主要輔佐力量,受到了特殊的對待。

吳用因為“讀些孫吳兵法”,能夠執掌兵權,調用將校。書中對他的評價是：

“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略施小計鬼神驚”。

而公孫勝是：“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

所以他們就排在第三、四位。

第三條：有一定的家世背景

世系顯赫符合封建社會的正統觀念,自然受到推崇。

最突出的例子是關勝。論功勞他不及林沖,論職位他不如呼延灼等,關勝上山前僅是“蒲東巡檢”,屈在下僚。但因他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就躍居第五把交椅。

第四條：上山前職位高低。

朝廷武將投降梁山的共二十一人(包括禁軍教頭二人)。在“天罡星”中列十一人,佔一半還多。除兩名外,其餘也都排在四十五名以前。說明宋江對這些人都是很看重的。

例如武松,他的武藝出類拔萃,曾徒手打虎,許多高手都死在他手下,同時他與宋江的關係也頗為密切,他們曾結拜為兄弟,所以排在了第十四位。各方面情況都與武松相仿的魯智深,與宋江雖無私誼,但他以前當過提轄官,職位遠比只作過縣“都頭”的武松為高,所以座次也在武松之前。

第五條：武藝高低也是一大要素。

武松主要是由於他的武藝超群,渾身充滿了不可思議的神力而被排在較前位置上。

第六條：和宋江的關係以及他個人看法是最大的因素。

宋江的個人好惡、與宋江的親近程度是排座次的一個比較隱蔽的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水滸傳》的主要故事情節取材於《宣和遺事》一書。《宣和遺事》中列有宋江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綽號,並且排出了順序。此外,宋·周密《癸辛雜識》載龔聖予《宋江三十六人畫贊》、明·周憲王《誠齋樂府》、明·郎瑛《七修類稿》等書中也記載有宋江三十六人名單。

這些名單中的人物基本都是《水滸傳》裡的“天罡星”陣容,但在排法上卻不盡相同。除宋江、吳用(吳加亮)、盧俊義(李進義、李義)三人都放在前三名中間外,其他人物在各書中的順序前後差別很大,總的說都顯得雜亂無章,這可能是由於它們所依據的故事不同而造成的。

而《水滸傳》的作者在重新結構水滸故事的基礎上,以宋江、吳用為中心對一百八人的次序地位做了精心的安排,對以前的三十六人名單連同新增的七十二地煞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主要是把宋江推許的人、親信的人,例如盧俊義、關勝、秦明、花榮、柴進、朱仝、戴宗、李逵以及呂方、郭盛等都儘量向前提。(李逵由於出身低微,性格粗魯,只相當於宋江的奴僕,本應放在“天罡星”的末尾,這隻要看燕青的位置就清楚了。)把宋江在清風山和江州結識和網羅的人員(除石勇、李立等個別人外)也都排在較前的位置。而梁山的原有人員如劉唐、三阮等人卻普遍向後推移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宋江為首的、以宋江的親信和投降的軍官為骨幹的穩固的領導集團,為以後鞏固梁山根據地和爭取朝廷招安做好了組織準備。

在對待花榮等青州一夥的態度上最能看出宋江是有意拉攏親信幫派力量的。青州一夥人先於宋江上梁山。晁蓋、吳用對他們本已議定了座次,順序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沖、花榮、秦明、劉唐、黃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

但宋江從江州法場被救出上梁山後,在重排座次的時候,卻把花榮等青州來人又劃到隨他一起上山的“新到頭領”圈裡,使舊新頭領人數成十一比二十九這樣不正常狀態,新頭領在人數上明顯地佔了優勢。

上述六條標準,基本能夠說明梁山一百單八將每個人在座次表中所處位置的理由。

但也有少數排列得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方。例如病尉遲孫立,官職做到登州軍馬提轄,是欒廷玉的師兄弟,武藝十分了得,“海邊人見了,望風而降”。他在登州劫牢、最後打破祝家莊等活動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而《水滸傳》卻把他降到“地煞星”裡。

又如,李雲是沂水縣都頭,蔡福是大名府“兩院押牢節級兼行刑劊子”,都有自己的特點,也被排在許多遠遠不如他倆的人後面。李忠是桃花山的大頭領,武藝也強於周通許多,但他的位次卻在周通之後,等等。這些地方說明作者在安排座次的時候,尚有不夠仔細的地方(這些都無傷宋江吳用體系),或者是作者別有考慮,也未可知。

總結：梁山好漢來自四面八方。《水滸傳》具體描寫了他們起來和匯聚的過程。當一百零八人在一起排座次的時候,好漢之間已經形成了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座次表就是這些關係的具體反映。所以,歸納的六條原則也不應各自孤立地看;每個人的位次就是多種因素在起作用,是各種條件綜合平衡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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