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中的甘地是人类之光，即便到今天东西方社会都被其个人的精神和意志所折服。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而言，人类历史中的“造神”运动背后都有所政治意图所在。今天就聊聊甘地这个伟人背后的“瑕疵”。
1940年，国民政府派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访问印度，圣雄甘地自然在行程当中。本以为两个千年古国会因为相同遭遇而能对对方的伤痛而感同身受，戴院长却在圣雄这里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甘地说：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我们划一下这段话的重点：一，中国跟我不是一路人；二、自卫不是暴力的理由，自卫也是暴力；三、中国用暴力对抗日本是愚蠢的；四、中国人可以用2亿同胞的性命来换取剩下2亿人的性命。
甘地如此糊涂并非只是对中国人，他在二战期间也同样劝说犹太人不要抵抗希特勒。遭到犹太人的一片痛骂，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就写信反问甘地：
“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和快速杀人的方法？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词意味着见证，可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又该如何呢？”
圣雄的言行，自然是建立在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之上。任何人，哪怕是一个圣人、伟人都不可避免的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他言行的对错，而甘地正在这么做，尽管他难易理解中国人和犹太人所经历的残酷经历而带来的伤痛，即便从文字图片当中有所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隔离之下，他永远都不能感同身受。
而且面对的敌人也完全不同，甘地活到被自己人刺杀就是证明。在中国大陆横行的特务机关以及欧洲大陆上的集中营，都不是甘地能够理解的存在。
一如今天面对香港问题，美国一些有色人种球员却站在“言论自由”的角度上任意践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同样是白种人给我们留下的历史伤痛，N-Word对于他们的侮辱自然有背后一段屈辱的历史。而香港问题，又何尝不是呢？
再回到印度的独立，印度的暴力抗战也从未停止，从一个历史爱好者来看，正是这些甘地口中的“暴力者”成就了甘地的名声和伟绩。在《无声的中国》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这样的论调可以说是适合全人类，经历过二战之后，英国本身已经丧失了“日不落帝国”的实力，对于殖民地的掌控已经很难像之前一样了。而“非暴力”却不会真正挑战他们的掌控能力，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有威胁的只有那些武力抗战者。
在局势面临失控之间，英国只是恰到好处的选择了退场时间，而政权自然不能交给那些视英国为敌人的激进派手里。离场的同时还激化了印度派和穆斯林派之间的矛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印度和中国的矛盾，让印度无暇想起曾经被殖民的屈辱。
因此是英国成全了甘地，印度屡败屡战抗争的人成全了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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