嫣然一笑992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它為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儒家思想提供了大一統的政治思維定勢和政治價值取向；同時，儒家“天人合一”的天命觀思想主張君權神授為皇權的天然合法性提供了合法理論。初始的儒家思想，大都是以民生為本體，體現的是民本位思想：從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而隨著時代的推移，到了漢朝，當時的儒生為了實適應歷史的需要，不僅要勇敢地擔負起復興儒學的重任，還要為恢復與保護儒家經典以及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作出努力。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之後，儒家思想把民本思想轉化為君本位思想，並引入道家的陰陽觀念，以此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把封建等級制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宇宙的根本法則。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舞臺上逐漸成為統治中國的正統思想。其思想在文化、教育、經濟、政治方面都對中國都有著深遠的影響。那麼，我們回到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家思想是怎樣登上思想領域的統治舞臺呢？

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生活在戰亂頻發年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此時，諸子百家著書立說，為改變現狀以求人民美好生活的願望為之努力。當時，儒、墨、道、法、陰陽諸家一時成為顯學。而當時，秦國採取繼承法家的治國理念和文化，公然的焚書坑儒、嚴苛的刑罰賦稅等等導致了秦王朝的快速滅亡。而從漢朝開始，西漢初期，是以黃老之術無為治天下，此時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靜無為”與漢初仰民生息的政策是相符合的。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從16歲登基開始就想調整治國的方略，因為到了漢武帝時代，漢代的中國已是相當發達的封建國家了，已經具備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統治者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政治法律思想。此時，董仲舒橫空出世，引道入儒，並且王霸雜之以法釋儒，最終實現儒道法的融合。董仲舒的這一舉措他用儒家思想一舉解決了漢武帝所面臨的問題，從此儒家居廟堂之上，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我們在文章開頭說過，從董仲舒開始，儒家思想變成民本位思想開始向君本位思想轉化，此時的統治者發現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思想對於鞏固和加強統治非常有裨益，到了東漢光武帝（公元25年到公元57年）他便積極鼓勵經學研究，並且禮遇布衣儒生，使得經學研究的實用價值進一步提高。而此時，儒生也逐漸形成了一個社會階層。到了隋唐時期，統治者通過建立科舉制度，更加正式的把統治階級的利益在儒學之中制度化。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導致了當時人物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追求，其思想領域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激發了是人們擺脫傳統的儒家經學思想的束縛，重新思考人生的價值，儒學地位在人們心目中也開始動搖了起來。並且當時曹操本人治國崇尚法家，並且喜愛文學藝術，對當時經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一點，西漢末年，印度的佛教傳入了中國，玄學在中國發展快速，此時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地位受到強烈的挑戰，但是在中國士大夫的努力之下，他們將佛教的思想融入魏晉玄學之中，以儒學為主體，逐步融合佛、道而重新構建了儒學體系，形成了以程、朱、陸、王為代表的宋明理學，儒家思想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的復甦以及擴張。自西漢武帝開始，由於政治、家族、經濟和教育這4種主要的社會制度逐漸儒學化，儒家思想就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錯綜複雜地進入中國社會。

在中國古代，自儒家思想被確立為正統思想之後，所有的士人都享有社會特權的權利，這就造成了人民“官本位”思想，因為讀了書，進入到士人階級之後他就超脫了他平民的身份，享有特權。在光本位的意識下，讀書成為士人登陸仕途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的門徑和唯一目的。包括現在儒家“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依舊在潛意識中或多或少的影響著我們每一箇中國人。很多人讀大學，不知道自己在讀什麼，都想著畢業考公務員、做官。當然現在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也可以說是很常見，很多人在某一領域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成就，或者說得到了國家的認可，國家給頒發院士頭銜，但是後面這位院士沒有致力於研究去做某個省省長的，這樣的情況可以說很普遍。這些都是自古以來深植於中國人思想中的“學而優則仕”對中國人的心理意識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所產生的深遠的影響。

所以，中國古代的統治者或者上層社會，它僅僅有兩個集團所組成：皇室貴族和儒生階層。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果，那就是在社會上有才之士和雄心勃勃的人，他想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和人生志向，他就只能將全部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讀經之上。並且由於儒家思想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正統的思想在中國的歷史上發揮著統治人民思想的地位。

總結

可以說研究經學是古代是人們步入仕途，進入統治階級的敲門磚。儒家思想它本身是一個比較好的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但是它沒有一個好的制度來發揮其作用，所以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儒家思想極大的維護了封建專制統治者的利益，它使人民沒有信仰，乖乖的服從專制，任人宰割。歷史給我們反覆驗證著，如果我們提倡某種思想而不在乎這種思想，他本身講的是什麼，這種思想的意願獨斷就會遮蔽其他的思想，從而確立某種知識的權威，也就意味著導向確立某種人格政治的權威。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儒家的這種精神，它也支撐著我們能夠面對各種強暴的力量，在這些強大的力量面前使我們能夠保持尊嚴、保持獨立，讓我們能夠戰勝以及獲得能夠使我們堅強克服孤獨和生命的偶然性。而我們現在所說的重新喚醒儒家思想，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是，讓我們尋找一個獨立的價值系統，讓我們在精神上獲得有意義的支撐。如果說一個國家的國民，他沒有獨立的價值源頭，那他將會是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所講的鋼筋水泥的結構，在這種鋼筋水泥的結構下，它沒有任何生命的存在，是沒有生命力的。要打破那種鋼筋水泥的意識形態結構，國民的所擁有的價值觀念是極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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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中國刑法改革的權力與人文基礎的研究》《從魏晉人物生活情態看儒學的式微》《漢代儒學成為封建社會正統思想原因淺析》

歷史飛揚

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學說，從春秋晚期孔子創立，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學的正統地位，從而登上思想領域的統治舞臺，歷時三百多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演進過程。隨著時代的變遷有高潮，也有低谷。

一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孟子、荀子發展演進，使儒家學說蔚然大宗，成為顯學。

孔子的儒家學說創立於春秋晚期，為諸子百家中的一派。其時周王室衰微，諸侯士大夫崛起，各種力量在爭衡較量，禮崩樂壞。井田制逐步瓦解，奴隸制經濟崩潰，封建經濟迅速發展。各諸侯國都想強兵富國、禮賢下士而思想活躍，併為學術繁榮提供了輿論舞臺。在這種情況下，為恢復禮制，改革時弊，儒家學說與其他諸子百家一起應運而生。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仁”、“禮”學說，主張政治上“為政以德”。孟子發展“仁政”學說，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荀子政治上主張“禮法兼施”，以禮治為主，法治並行，認為“君舟民水”。儒家學說經過不斷完善，其可操作性越來越強，儒學體系更加完善，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加上孔子創辦私學，有弟子三千餘人，因而人數眾多，影響很大。但由於不適合當時諸侯爭霸，建立大一統的需求，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到秦朝時期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正統，焚書坑儒，致使儒家思想遭受重創。

二是西漢時期董仲舒對儒家學說加以改造，使儒家思想成為歷代統治者推崇的正統思想，登上統治舞臺。

秦朝歷兩代而亡，西漢初始經濟凋敝，百業待興，內憂外患。漢高祖吸取秦亡的教訓，遵從黃老道學的“無為而治”，以民為本，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治國策略。導致諸侯富可敵國、割據一方、覬覦帝位，匈奴在邊境騷擾掠奪，國庫空虛、財政匱乏，漢朝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

漢武帝於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詔徵求治國方略。時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的董仲舒吸取秦亡的教訓，積極主張“以德治國”，認為治理國家應該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結合當時的社會需要，以儒學為基礎，把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思想揉合到儒家思想中，對儒學進行了成功的改造。創建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為中央集權服務的新的儒學體系，適應了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比如，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思想政治的統一，實現長治久安，他提出“大一統”、“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張。為了加強君權，他宣揚“君權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為了維護統治秩序，他提出“三綱五常”，提倡孝道等。

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大大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穩定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其學說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廣採諸子百家之長，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從而在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使儒學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影響長達兩千多年。董仲舒亦被視為“儒者宗”。

此後，漢武帝興辦太學，推行了一系列尊崇儒學的措施。如，規定儒家經典為國家教科書，起用儒學家參與國家大政等。儒學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畫月成眉

儒學之所以在中國登上思想領域的政治舞臺上，這與它的傳承、理論、發展密不可分。

一、儒學是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產物，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儒家學派之前，華夏文化是傳統的“六德、六行、六藝”。東周時期，諸侯爭霸，社會動盪，代表各階級利益的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形成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學派，其中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形成了儒、法兩大思想流派，並進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鋒。

在這個過程中，秦朝動盪，軍閥割據，法家更適合秦朝的統治者，法家思想佔領統治地位。在動盪結束之初，民力凋弊，生產破壞，無為政治的道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漢武帝時期，國家運行正常，百姓安居樂業，儒家傳統文化和 “君權神授”“大一統”的思想體系，符合封建統治階級中央集權的加強鞏固、百姓道德體系的建立完善、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安定，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從此，儒學形成了適應封建國家大一統的思想體系。

二、儒學的思想體系，根植於中華大地，枝繁葉茂。

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近1700年之後，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前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注重社會、人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漢代劉邦用“太牢”禮來拜祭孔子，開創了中國最高統治者公開祭拜孔子的先例。儒家以“三綱五常”和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為核心，對儒學進行完善，架構了倫理體系，從根本上適應了統治階級的需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完善了儒家學說。進入宋代，儒學得到發揚光大。到元、明、清時，儒學有著很高的政治地位，被定為官方哲學。由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儒家思想一直處於正統地位。儒學雖門派眾多，然而歷代儒家所遵奉的核心價值觀及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是一脈相承的。

（孟子畫像）

三、儒學人才輩出，體系不斷完善，思想不斷髮展。

儒家以仁義、禮樂、教化為基本內容,追求個體、家國、天下的和諧。孔子的主張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社會最重要的思想。孟子在儒學上追求仁政，發展孔子主張。大儒董仲舒汲取了陰陽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眾多思想的精華，樹立尊卑有序的王權等級觀念，儒學一躍而成為經學，儒家思想由此而成為真正的國家政治統治思想。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形成了“程朱理學”，使宗法、貞節、孝道等觀念大行其道，成為最能穩固統治階級的官方主流思想。王陽明推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理論，使儒家思想又一次豐富發展。儒學伴隨著時代需要和變化而不斷創新發展，形成了獨有特色的思想體系。

儒家之所以會源遠流長，之所以能深入國人的思想領域，成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歸根結底與其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而又能夠與時俱進有關，它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是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

（董仲舒畫像）

文史料理4022

一統江山，君臨天下，首先應著眼思想轉變，注重解決國民的思想認識、信仰問題。立足什麼樣的思想、信仰，如何宣傳、推行也是個問題。

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思想，大都出自諸子百家的思想理論。諸子百家中有一整套治國理論的，也就是法、儒兩家而已，墨、道、陰陽、雜、兵、縱橫及名、農諸家僅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某些主張。

諸子百家（圖示）

鑑於秦朝的滅亡，法家那一套已不再吃香，可供選擇的實際上也只有儒家。

建立之初的漢王朝，雖奉行黃老思想，但也並沒有抑制儒學的興起、發展。

漢武帝劉徹繼位後，開始重用儒生。為了更多、更好地選拔人才，劉徹還詔令全國各地向中央舉薦人才，當時叫“賢良方正”。

這使得儒學蔚然成風，逐漸統轄了大漢王朝的思想領域，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學派。

朝廷的三公九卿，大多是儒者或儒學的熱衷者。丞相竇嬰、太尉田粉熱衷儒學，御史大夫趙綰是名傾天下的儒學大師申培的弟子。

申培（像）

九卿中的郎中令王臧也是申培的弟子，中尉張歐雖學過法家那一套，但他為人忠厚，行事更像個儒者。

由此可見，漢武帝的三公九卿中，儒家學者佔了絕對的優勢。

社會加朝廷，兩個層面的優勢加在一起，有力地助推了儒學的崛起。

於是乎，一場尊崇儒學的活動在王臧、趙綰的策劃下，於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拉開了帷幕。

竇嬰、田蚡大力支持。年過八十的申培也被請到了長安，顧問儒學。

儒學的興起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期間，也經歷過挫折，遭受過打擊。

當時，漢武帝劉徹的操有實權的奶奶竇老太太，喜歡的還是在漢朝初年盛行的黃老思想，即遠古的黃帝和近世老子的思想。

這一思想的精髓是“無為而治”，它是漢初的基本治國思想，它使大漢王朝的社會秩序得以穩定，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促成了“文景之治”這一盛世的出現。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分封的諸侯王們或明或暗地對抗中央，所以迫切需要通過加強中央的權力來打壓地方實力。這樣，黃老思想就不再有多大的效用。這也就導致了劉徹和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

當御史大夫趙綰提出竇氏不應再幹涉朝政時，老太太惱了，怒了！

於是，老太太逼迫漢武帝劉徹廢除了剛剛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罷免了自己任命的丞相、太尉等一些重要官員，然後由太皇太后寵信的人接替了這些重要職位。

這對漢武帝劉徹來說，雖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他並沒有喪失信心，失去鬥志，而是抱定宗旨，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漢武帝劉徹（像）

公元前135年，隨著太皇太后的壽終正寢，漢武帝劉徹全面接盤了大漢政權。儒學，儒家思想獨佔鰲頭的機會來了。

為了治理好國家，漢武帝劉徹虛心向那些有名望有才學的文人學士請教。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一百多名文人學士應徵到了長安，接受漢武帝劉徹的策問。

他們當中有一位來自廣川（今河北景縣）的名叫董仲舒的儒生，是研究《公羊傳》的。

他給漢武帝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提出了“大一統”思想，並請求朝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非常欣賞這一觀點，很快照準了。

這樣一來，儒學於漢武帝元光元年，登上了中國思想領域的統治舞臺，直到清朝的大龍旗落下，歷時兩千多年。

老王頭談歷史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堅持黃老之學、反對儒學的竇太后去世，漢武帝重新恢復此前五年就開始提倡的儒學復興運動，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而讓儒學登上了中國思想領域的統治舞臺。儒學靠著下述三方面的條件，才成為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識體態的。

一、儒學自身的與時俱進、發展完善。

儒學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學術思想流派，但是，自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它便一蹶不振。漢朝建立後，劉邦等統治者汲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尊崇黃老之學，奉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國策，一直延續到漢武帝初期。除了在劉邦登基之初參與制禮作樂外，儒學基本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但是，漢儒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努力，因循守舊，而是結合新的歷史條件，提出了新的主張，積極因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董仲舒建言《春秋》大一統思想，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落實到具體的國家治理之中，重建以天子為核心規範化程序化的朝政管理體系。新的儒學理念注重應用，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建明堂、興辦太學、設置五經博士、重行封禪大典和建元改制等一系列舉措，把獨尊儒術具體化、制度化。這樣，就使先秦儒學更新改造，更加貼近現實，更加務實，更加經世致用，更有可操作性，有助於大一統王朝的建立與鞏固。

二、社會發展對大一統思想理論的需要。

漢朝初期，百廢待興，統治者順應民心，施行黃老之學，頗見成效。那一階段，這套思想體系的運用，有利於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緩解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功不可沒。然而，久而久之，新的國策也暴露出其不可迴避的弊病。

首先是由於放鬆了對天下的控制，大量的農民脫離戶籍，逃避賦稅，嚴重影響了中央王朝的掌控力。二者，在剪除異姓王的同時，同姓王形成了強大的割據勢力，嚴重挑戰了朝廷的權威。其三，在對外關係中，漢朝一味妥協退讓，助長了匈奴的囂張氣焰，有害於國家的統一完整。上述種種情況都說明，黃老之學已不能適應新的歷史條件，時代需要一種新的思想，積極鼓吹並維護中央集中權力的統治，主張國家高度統一，為強化皇權提供理論依據和治國方略。更新改造後的儒學，滿足了新時代的需求。

三、統治者尤其是漢武帝的大力提倡。

儒家能取得獨尊的地位，與漢武帝的大力提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年輕的漢武帝具有治國的雄才大略，在充分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後，果斷地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朝過分地尊奉法家學說，不施仁義，以強力治國，二世而亡，不可取。漢初施行黃老之學，對國家的恢復發展功效顯著，但也無法提供新的動力。漢武帝嚮往上古聖君光風霽月的世界，想要建立一個高度統一的強有力的國家政權，於是打算在治國理念上改弦更張。恰在此時，他發現了儒學。儒學主張天人感應，美化並神化皇權，鼓吹加強中央權力實現大一統……種種學說與漢武帝的想法一拍即合，於是，儒學就由一種學術思想而變成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工具。

杜裡茂森

儒家思想創始人孔子，他的思想對華夏民族文化文明影響至今，在漢代以儒家思想統治社會有劉徹，董仲舒，王明陽等

丁佔愛

儒學一般是指“孔孟之道”，也就是孔子和孟子創立的一套學說體系，但儒學創立之初與政治的聯繫並非那麼密切，而且儒學也不是一家獨大的，畢竟孔孟生活的年代還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諸子百家各門各派輪番登場，各有所長，並不存在唯一正確的、可以碾壓其餘各家的學說。孔子孟子本人也沒有機會在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

儒學一統天下是從西漢董仲舒開始的，事實上，漢朝以來的儒學已經不再是孔孟之儒，而是董仲舒之儒。董仲舒打擊排擠其餘各家的“歪理邪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學術問題用政治手段來解決，進而形成了統治其後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譬如我們現在熟悉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來源自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的儒學可謂應運而生，適逢年輕的漢武帝廣開言路，就國家的各項大政方針尋求解決之道，以便更好地證明皇權的合法性，鞏固漢朝的統治，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局面。董仲舒立足於重新闡釋《春秋》，提出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以德治國等理論，認為世間萬事萬物包括人都是受制於天命的，順應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應該是統一的，加上陰陽五行說，貫穿神權、君權、父權、夫權。這套思想體系回答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歷史等各方面的問題，深得漢武帝的讚賞，得到了廣泛推廣。

自此之後儒學的權威地位得以建立，成為歷朝歷代的正統思想，產生了延續千年的經學傳統。

思享書院

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確立了儒學在官方的統治思想地位。

國學紫微

漢武帝時，出現了儒學大家，名叫董仲舒。漢朝人歷來遵從黃老之學，對儒學很反感。董仲舒見到漢武帝，力陳儒學對於統治天下的好處，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著作很多，流傳至今的只有《春秋繁露》，其中的“天人三策”是他思想的精華。他要求人民服從皇帝，建設“大一統”的國家，即“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

董仲舒的哲學對後世影響很大。他的一生可用一個對聯來概括：上承孔子，下啟朱熹，始推陰陽，為群儒首；前對漢武，後相江都，初倡一統，罷百家書。

哲學驛站

中國歷史上的儒學，真正登上歷史舞臺應該在漢武帝時期。此前，“黃、老”無為而治的理論一直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人們有相對的言論自由，國家的統治也沒有特別強調中央集權。到了武帝時期，由於連年對匈奴作戰，國家的政治經濟都面臨著很嚴峻的局面，漢武帝認為必須特別加強中央的集權統治，實現舉國上下的思想統一，所以才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學成為了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

關鍵字: 文化 儒家思想 定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