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秀堂刻本《古今注》，張元濟、陶湘都親自鑑定著錄為宋刻本，且分別收入相關的叢書內。但今人卻著為明代正德、嘉靖年間的翻刻本，並沒有提出相關令人信服的證據。茲以原刻本鑑定，發現芝秀堂原刻部分與後補刻的部分，版框不同，字體不同，墨色濃淡不同，書版磨損程度有很大差異，兩者不是同一時代的書版，斷定為宋刻明印本。
晉崔豹《古今注》三卷，存世較早的版本有顧氏文房小說本、吳琯古今逸史本、漢魏叢書本，這些都是明代叢書本，單行本有芝秀堂刻本。
芝秀堂刻本半頁10行，行15字，字大行疏，有明顯的宋刻本的特點。書後有宋李燾、丁黼兩跋，丁跋標明重刻於嘉定庚辰（十三年）四月。除了其中四葉系明顯的抄補之外，其他都保持宋刻本的原貌。關於芝秀堂刻本的版本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是宋刻本，近代著名版本學家張元濟、陶湘皆斷為宋刻本，張氏涵芬樓《四部叢刊》三編子部影印該書，即標明“宋刊本”，並將此本與其他明刻本作了比較，寫下了詳細的校勘記附於後。陶湘《百川書屋叢書》第一種即影印此本，亦標明據宋嘉定刻本影印。另一種觀點認為是正德、嘉靖間的“覆宋刻本”。魏隱儒《古籍版本鑑定叢談》說：“正、嘉間芝秀堂覆宋本《古今注》，因為嘉定庚辰四月望日東徐丁黼題識，陶湘涉園《百川書屋叢書》、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印時都以這個本子為底本，可是兩家都著錄為宋本”（見魏隱儒、王金雨編《古籍版本鑑定叢談》）。可能受魏隱儒先生的影響，天津圖書館在此書下逕著為“明芝秀堂刻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筆者認為這個結論尚有可商榷之處。
查芝秀堂刻本《古今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只有天津圖書館藏孤本，系袁克文、周叔弢舊藏，後歸天津圖書館。此書的確流傳極少，張氏、陶氏影印即以天圖本為底本。筆者所藏一本，與天圖本款式完全相同，經過仔細反覆對比考證，筆者認為，二者應為同一版本系統，芝秀堂本《古今注》當是宋刻明補印的本子，而不是明刻本或明覆刻本，考證如次：
前文所提到的有關芝秀堂本《古今注》為明刻本或明覆刻本的說法沒有提出明確的版本鑑定的依據。這裡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首先要辨明芝秀堂是什麼時間的刻書堂號，芝秀堂是不是明代的刻書堂號？如果能證明是明代刻書堂號，那就肯定是明刻本無疑。但現存或書目文獻著錄的明刻本中，都找不到芝秀堂這個刻書堂名，沒有任何其所刻書的記錄。宋刻本因時代久遠，流傳極少，找不到其他旁證，是很可能的。如果說明代正、嘉間的刻書堂號，能“覆刻”到亂真的地步，到現在卻找不到任何刻書的記錄，就很讓人生疑了。魏隱儒先生斷定為“正嘉間芝秀堂刻本”，但沒有列出其證據。另有一篇未署名的《論古書做偽的手段》引了魏先生的話，並根據自己的想法有所補充：“明正嘉間芝秀堂覆刻宋嘉定本晉崔豹的《古今注》三卷，半頁十行，每行十五字，左右雙欄，白口，單魚尾，版心下刻‘芝秀堂’三字，由於書賈把‘芝秀堂’字樣挖掉了，因此，涵芬樓《四部叢刊》、涉園《百川書屋叢書》影印時，都以這個明覆宋本為底本，而皆著錄為‘依宋影印’。其實這是一個錯誤，大名鼎鼎的張元濟先生也未識其偽，可見其摹仿之逼真”。
就筆者所藏的本子與《四部叢刊》、《百川書屋叢書》本相對比，在尺寸、行款、字體、版式、墨色濃淡上完全一致，又比影印本更清晰地看出版刻的痕跡，可以清晰地看出原版“芝秀堂”字樣並沒有被挖改。
從紙張與墨色上看，這本《古今注》是明代正嘉間印的，印書用的是細薄而柔韌的白棉紙，但據此就認為是明代的覆宋刻本是缺乏證據的。我看到的原本及影印本，並不像上文所說的被書賈挖去了“芝秀堂”三字冒充宋刻本，恰恰相反，原刻的大部分的書口下面，都保留著此三字，只有手寫補刻的四葉沒有此三字。
持這種觀點的人所說的“書賈”指什麼？無非有三種情況：一是刻書者，二是賣書者，第三亦有可能是後人挖改舊版重印作偽。首先說第一種情況，如果是“明代”芝秀堂覆宋刻的話，那麼全書的版框、版式，字體及刀工，應當是一致的，從前到後應當是一種風格（因為部頭很小，只有一個刻工“李森”），總不至於大相徑庭，判若兩人。況且，從前到後應當都有“芝秀堂”三字；當然如果芝秀堂欲存心作偽牟利的話，就應當不標其堂號。總不至於有標有不標吧。此說不能自圓其說。再說第二種情況，如果說這裡的書賈是指賣書人，那麼他只可能在書口上做文章，挖掉書口重新修補，但這種做法瞞不過明眼人，況且只能就一本書作偽，不可能同時把張元濟、陶湘以及其他人所藏的本子都挖改作偽。書賈要冒充宋本，就必須把堂號全部挖掉。可見這一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第三種可能是上文作者所沒有想到的，芝秀堂是宋代堂號，明代人用舊版覆刻，造成原刻有堂號，補版沒有。這種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覆刻，版框、字體應當前後一致的，而這本中補刻部分不論字體、版式、版框還是墨色濃淡深淺，都與原刻部分明顯不同。
假如是覆宋刻本，那應該是全書按照一個版式，相同的版框與字體，完全照宋刻本影刻。即使宋刻本有不全，既然刻書者能照宋版一字不少地補錄，當是見到過完整的宋刻，也就能一字不差的覆刻。芝秀堂本與明刻其他本子有很大差別，篇目多寡不同，順序不同，文字上也有很大的差異，張元濟先生每篇都做了詳盡的校勘，校記幾與原書等。我查過不同的版本，如果沒有宋刻，用其他諸明刻本是無法一字不差地補所缺四葉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完全照宋版覆刻呢？而且，為什麼覆宋刻本，原刻與補刻的部分字體與刻工風格迥異呢？原刻用宋代常見的柳體，字體筋骨瘦硬，眉目疏朗，而補刻是手寫上版的，字體鬆軟肥厚。原刻的部分書口下有“芝秀堂”三字，補刻的沒有，即使退一步說書賈把補刻部分的“芝秀堂”三字挖改，因為字體刻工的風格完全不同，相差太大，不僅不能矇騙別人，反而弄巧成拙，適得其反。
張元濟先生為芝秀堂本作了一篇長跋，力辯此書非明覆宋本。他引多種明刻或明覆宋本證明。雲：“昔黃蕘圃嘗得一明刻，謂李注《文選》沈休文詩‘賓階綠前滿’句，引是書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今檢此本無之，則此書之失多矣。’餘案：是本卷下第四葉明有此條，黃氏所見為明覆宋刻，餘嘗取顧氏文房、古今逸史、漢魏叢書數本勘之，所言誠然。其他如鳥獸類‘馬自識其駒’一節，‘豬一名長喙參軍’一節，明本亦皆闕佚，其章節次第文字詳略尤多不同。顧氏自記以家藏宋本刊行，何以有此差異？又其魚蟲類蝸牛、魧子二節，文字較此為詳，《埤雅》《爾雅翼》亦均引之，疑必出於別本。然綜觀全書，則不逮是本遠甚。”下又引數例“以見先後版本之別，且可定其優劣焉”。張元濟以芝秀堂本與顧氏文房本、古今逸史本、漢魏叢書本諸明本對照，僅篇目而言，上卷多出4節，中卷多出1節，下卷多出7節，至於篇中文字的歧異就更多了。因此張元濟定芝秀堂本為宋版原貌，其他明刻或明覆刻本為晚出。張先生主要是從內容上對比得出結論的。
如果仔細比較此書的原刻與補刻部分，也可以從版刻上補充張先生的論斷。芝秀堂本原刻與補刻版是不同時代的。補刻的正文與書口都是肥厚的手寫體，原刻部分的正文與書口字體，都是風格相同的柳體，看來沒有絲毫存心作偽的痕跡。體現在刻工的刀法上，亦不相同。原刻刀工剛勁有力，稜角突出，轉折處皆方，補刻部分刀口鬆軟無力，遠遜原刻。原刻的版框稍小，邊框較細，且多斷裂、墨色枯淡不勻；補刻版框較大，邊框較粗，墨色較濃，著墨非常均勻。明顯地原刻版在前，書版紋理較粗，印得較多，磨損嚴重，有些地方有明顯朽蝕斷版之處；補刻在後，印版紋理細，磨損很小，印版成色很新。
經過對兩部分仔細的鑑別，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原刻與手寫補刻部分，不是同時所刻，字體不同，刀工不同；2、四葉補刻的部分均字跡清晰，墨色濃淡均勻，版框較粗，毫無模糊不清之處。原刻部分，字跡或濃或淡，常有斷版與漶漫不清之處。3、原刻的時代在前，補刻的時代在後，即在明代正德、嘉靖時期。4、原刻標有“芝秀堂”三字，補刻則無。故可以肯定，芝秀堂不是正嘉時期的刻書堂號，而當是南宋嘉定時的刻書堂號，補刻的部分則刻於正嘉間。《古今注》卷帙很小，版刻易於保存，蓋原版流傳至明代，有四塊缺版或殘損嚴重，故當時就其所缺，補刻四葉，重新刷印。故一書有版刻新舊之別。補刻者並無意作偽，所以只用風格迥異的手寫字體上版，書口也不加原刻堂號。古籍中宋刻明修明印的書非常多，不細心考察，很容易誤為覆刻本。考嘉定十三年丁黼尚刻有《風俗通義》，北京大學圖書館存卷5五至卷10，嘉定十五年刻《逸周書》，今原版不存，此《古今注》殆因卷數少，故書版能傳至明代。又《古籍宋元刊工索引》著錄有此書刻工李森，亦可為一個佐證。
來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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