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似乎缺乏一種用科學的思維方式來理解世界和處理難題的能力。我們更習慣於把問題訴諸情緒，訴諸道德，或者訴諸於政治力量，甚至訴諸於陰謀論，而恰恰忽略了把問題訴諸於科學
文｜《財經》記者 馬國川
在這次新冠疫情當中，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的教授王立銘對疫情的系列深度科普、對疫情防治中某些行為和言論的直率批評，得到廣泛支持，被知識界稱為“一位令人尊敬的特殊知識分子”。
“特殊知識分子”是法國思想家福柯提出的概念，意指能夠在某一專業領域洞曉知識與權力之間秘密的人，這樣的人是專家，更是知識分子，但不是憑藉常識或普遍的正義與良知，而是憑藉自己的特殊知識。
在接受《財經》記者電話專訪時，這位八零後學者暢談為什麼陰謀論流行、科學家在疫情中的表現、如何應對謠言等話題，知識涉及面較廣。他還是一位活躍的科普作家，其著作《吃貨的生物學修養》曾獲得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在王立銘看來，“抗疫過程中，高效率的集中國家的資源和力量攻堅克難，當然是件大好事，也實實在在的展現了強大的國家能力。但是在抗疫前期、需要定位和明確疫情的性質時、在戰疫過程中、在戰疫進入後半段、需要重新明確和調整目標的時候，是不是真正尊重了科學規律，是值得反思和改善的地方。”
“我們現在需要分析新冠肺炎的特性、它和其它流行病之間的異同，然後用科學分析和科學證據，預測它的未來走向，”王立銘說，“進而動態地調整未來的防控措施，而不能靠拍腦袋設定一個疫情管控的目標。”
在王立銘看來，“這次公共衛生危機最需要反思的是，中國社會太缺乏科學思維和用科學做判斷的能力”。他呼籲加強科學教育，“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未來會遇到更多的麻煩。”
有人為什麼相信陰謀論？
《財經》：對於這次疫情的源頭，現在科學界是否有共識？儘管有許多科學家在《柳葉刀》雜誌發表聲明譴責人造病毒的“陰謀論”，為什麼還是有人傾向於“陰謀論”？
王立銘：首先，從目前公佈的研究結果看，基本上能夠肯定新冠病毒的最初源頭是中國雲南地區生活的一種蝙蝠。科學家們曾經在這種蝙蝠體內找到過和人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高度相似（96%）的冠狀病毒；同時考慮歷史經驗，另外兩種曾經侵犯人類世界的冠狀病毒（SARS和MERS冠狀病毒）的天然宿主也都是蝙蝠。但是我們也基本可以判斷，因為兩者之間的基因序列差異和宿主特性，蝙蝠體內的病毒是不會直接感染人體的。那麼蝙蝠體內的病毒是怎麼演化和傳播的，它的中間宿主到底是什麼，又是在什麼時間地點進入人類世界，本次疫情又是如何引發，目前還沒有確切結論。
至於陰謀論，我確實聽到有一種解釋是說，公眾由於對某些政府機構和專家不信任，因此在討論疫情來源時，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進而倒向陰謀論。但我不太同意這個分析，從科學的角度看，陰謀論有一個可能更普遍的解釋。
《財經》：怎麼理解？
王立銘：人的思維習慣裡有給事情尋找一個解釋的天然傾向。這個大概是自然選擇的結果，我們的祖先要從變化多端的自然界裡尋找出確定的因果關係，才能根據這些確定性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並且產生穩定的預期，這是生存演化的本能。
問題在於，進入現代社會以後，信息爆炸、科學技術成為世界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我們會發現，我們遭遇到的大量事情，要麼是無法找到輕易因果關係的，要麼找到的因果關係是大多數人無法理的艱深科學解釋。
《財經》：確實，科學有時是反常識的，比如說量子力學。
王立銘：沒錯，其實類似新冠肺炎這樣的全新傳染病也是同一個道理。由於短時間內找不到解釋、或不能理解科學提供的解釋，很多人就會倒向能提供某種心理慰藉的解釋，於是就產生了陰謀論。
比如說，在這次疫情中，人們面對一個全新的疾病和全新的病原體，我們不知道它是哪來的、怎麼傳播的，也不知道它會怎麼消失。因為仍然處於研究早期階段，科學也給不出充分和完整解釋，只能給出充滿不確定性的回答，甚至有些問題可能永遠都搞不清楚。這時候人們基於尋找因果關係和確定性的本能，就會容易倒向某種只需要常識能夠理解的解釋方式。比如說，病毒是人造的，不管是中國人造的還是美國人造的——這種解釋科學上不值一駁，但是它卻切中了人們需要為一個複雜的未知事件尋找確定解釋的需求，因此會大行其道。
《財經》：這就簡單化了，對大眾來說這才是一個能理解的事情。
王立銘：“人造病毒”的陰謀論就使得人們有一個確定性的預期：第一這樣我就“知道”病毒是怎麼來的，第二我就“知道”可以怪罪誰，第三我就“知道”事情應該怎麼應對。因為一個未知的自然現象歸結為人為現象，那就可以靠我們熟悉的政治或法律等方式處理了。
作為一個科學家，我覺得陰謀論的流行，可能會成為人類世界的一個常態。現代世界越來越複雜，科學技術也變得越來越高門檻和反常識，已經不足以為普通人在複雜的現代世界裡生活提供一個確定性的支點了。
《財經》：你從科學家的角度來分析“陰謀論”，特別有啟發。其實尋找因果關係，不僅僅是普通人的愛好，許多在雜亂無序的歷史中總結出所謂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科學家也是如此。
王立銘：作為一個典型的複雜系統，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了各種各樣難以解釋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這才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世界。但是我們的大腦其實更習慣接受一個確定性的世界，甚至會因此而接受各種明顯錯誤的解釋。
基於這樣的原因，陰謀論很難被徹底消除。但是我想，我們仍然可以通過更好的科學教育，及時的事件科普，更透明的信息傳遞，減少陰謀論傳播的力度和影響。
《財經》：這是不是也和啟蒙時代以來人類的自信有很大關係？人們覺得所有的事物都能夠被人類掌握，都能給出解釋來。但是進入後現代社會以後我們發現，世界其實充滿了暫時無解的事物。
王立銘：我同意。啟蒙時代以來，人類總覺得所有事物都能在人類已知的框架裡得到解釋。這當然是人類智慧的勝利，但是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人類的一種傲慢。
所以我在微博上寫陰謀論科普的時候，引用了大劉的一句話，“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這句話對於後現代社會可能特別重要，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解釋世界的手段實際上是有很多侷限的。我們需要用科學去逐步的克服這些侷限，但是首先，我們得承認侷限的存在。
《財經》：有人說，有些中國人似乎更熱衷於“陰謀論”，這和我們的國民缺乏素養有關係。這個觀點成立嗎？
王立銘：“陰謀論”是一個典型的世界性問題。源頭不在於哪個制度，而在於普通人面對複雜世界的迷惑。我在美國讀書工作的時候也發現，其實普通美國人也喜歡陰謀論，比如“共濟會統治世界”“猶太人利益集團在左右美國”，等等。原因是同樣的——普通人無法應對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這和哪國人沒什麼關係。
一些失誤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
《財經》：疫情發現初期，中國疾控中心判斷疫情“可防可控”、“沒有人傳人”等明顯失誤，這是在合理範圍嗎？
王立銘：我的個人的看法是，這種失誤，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接受。
為什麼可以理解呢？簡單來說就是科學結論需要嚴謹、需要證據，需要時間。以“沒有人傳人”為例，其實根據目前我們看到的數據，早在19年12月底-20年1月初的時候，武漢地區就已經出現了家族聚集性的感染，以及多位醫護人員的集中感染，這當然都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人傳人跡象。可是我們也得承認，科學研究和科學結論需要非常嚴謹，對這些病例，仍然需要進行紮實的流行病學調查，搞清楚他們之間是不是真的出現了人際傳播、還是他們恰好都從另外一個感染源那裡染病，這都是需要時間來完成的。
那為什麼不能接受呢？為了做到儘量準確，科學上我們當然可以繼續做研究，收集更多的數據。但是在這之前、在雖然不能完全確定、但是幾乎已經能夠確認“人傳人”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就應該提早採取措施，比如說限制和取消大型公眾活動、要求醫護人員做好防護、號召市民戴口罩和減少出行等等。嚴謹的科學研究和積極的公共管理措施並不是同一回事、也並不矛盾。12月底-1月初這段時間已經發現明顯的人傳人現象，卻沒有在公共管理上採取任何積極措施，這當然是相關部門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財經》：科學界定和公共衛生預防的標準其實是不一樣的，也不能互相為藉口。
王立銘：是的。我覺得這裡涉及到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和專家意見如何互動和協調。
對於負責公共管理的政府機構來說，他們沒有傳染病研究的經驗，因此當然需要倚重專家的意見作為決策依據。但是在這次疫情的早期我們看到的是，專家們在提供專業判斷的時候，出於科學上的嚴謹也好，出於習慣上的過度保守也好，給出了諸如“未見明確的人傳人證據”這樣的判斷。我們說過，從純科學研究的角度，這個說法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把這種判斷直接代入到公共管理的場景裡，它就很可能會被官員們理解成既然還沒有證據，那就是不會人傳人，因此也就不需要立刻採取措施。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從中國疾控中心2020年1月29日發表的論文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2019年12月底到2020年1月初這段時間裡，相關研究人員就應該能從家族聚集性病例、多位醫護人員的感染當中，判斷新冠肺炎大概率能夠人際傳播。實際上甚至更早一點，在科學家們分離出新冠病毒的時候，就應該能夠根據歷史經驗做出它大概率可以人際傳播的推測了，因為至今發現的所有人體冠狀病毒，包括SARS和MERS病毒，都是可以人際傳播的。但是我們看到的現實是，一直到1月20日，才由鍾南山院士向公眾說出來。
在我看來，正是專家意見和公共管理決策之間的錯位，在疫情出現的早期導致了嚴重的延誤。這中間到底是哪些環節出了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挖掘。而可能更關鍵的是，在未來，我們要如何協調公共管理和專家意見之間的互動，避免類似問題的出現。
《財經》：從制度設計角度看，中國疾控中心是否存在缺陷？
王立銘：從目前公開信息呈現的內容來看，我們至少在傳染病監測的制度建設上肯定存在問題。以疾控中心早在2004年建立的傳染病直報系統為例，它已經建立十幾年，並且一直在持續運轉（就在前一段的北方鼠疫問題上還工作的不錯），但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完全失靈了。有人對此提出解釋說，這個直報系統不能應對新發傳染病，新發疾病需要人員培訓云云。這種理由站不住腳。因為這個疾病直報系統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防止我們重蹈SARS覆轍、能夠對未知傳染病做到提早預警。如果只要是新的傳染病就失靈，那要這個系統何用？
這裡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國家疾控系統的定位和賦權問題。由於歷史沿革和制度設計的原因，中國疾控中心雖然說名義上是中國傳染病預防控制的最高機構，負責傳染病研究、監控、提供專業指導和政策建議，但是實際上，中國疾控中心只是一個以基礎研究為底色的行政事業單位。也就是說，相比於它承擔的使命（或者至少是人們期待中的使命），中國疾控中心擁有的行政權力和資源嚴重不匹配。
把傳染病防控這麼一件對於公眾健康、公共安全至關重要的工作，交給這樣一個並沒有多少權力和資源、以研究為底色的事業單位，這是需要反思和改進的。我想一個思路也許是進一步強化疾控中心的地位和權力，以更好地應對未來可能會成為人類世界新常態的各種傳染病暴發的現象。比如說，中國疾控中心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國務院直屬的部門，專門負責傳染病防控？是不是可以實行對地方疾控的垂直管理？是不是可以剝離一部分和傳染病防控關係不大的基礎研究部門？這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當然這也不是說，因為疾控系統目前的制度設計，所以所有人就都可以不承擔責任了。這個我認為也同樣是不合適的。畢竟說到底，完善制度建設——比如確保直報系統的正常工作——這本身就是中國疾控中心的職責所在。
《財經》：即使制度設計有缺陷，也不是制度中人可以推卸責任的理由。
王立銘：是的。新冠疫情發展到現在，數萬人得病，數千人死亡，可能還伴隨著數萬億人民幣的經濟損失。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相關責任方出來說是我的責任，或者至少我有責任，並且向老百姓道歉。好像似乎默認誰都沒有責任。戰疫期間，我們需要提振士氣，需要“正能量”，不能只看到負面，這都是對的。但是也不可以忘記責任歸屬，和制度改進。
具體來說，我覺得它一方面是傳染病相關的管理系統需要改進的標誌——一個實實在在的出了問題、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完美推卸責任的系統當然是需要改進的。另外，它也說明這個系統裡的很多人，對自己職責的認知出了問題。湖北和武漢的地方官員也好，衛生和疾控部門的很多官員也好，難道他們忘記了，不管制度細節和崗位職責如何規定，自己的工作首先就是保護當地老百姓的健康和安全麼？
釐清不同專家的責任
《財經》：有人說，中國科學家在應對這次疫情中的表現不如人意，你是否同意這種觀點？
王立銘：我不太同意這種情緒化的泛泛的指控。如果真要討論責任的話，我覺得可以把科學家分成兩類，不同科學家有不同的責任。
第一類是那些純粹從事研究工作的專家。在這次疫情中，他們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找到了疾病的病原體，測出了病毒的基因組序列，開發了相應的核酸檢測試劑盒，並且還在積極的從事新藥和新疫苗的研發工作。作為同行我對他們充滿了敬意，我覺得他們在這次疫情當中的表現是非常優秀的。
《財經》：有一種輿論認為，這些專家為了發論文而耽誤了正事。
王立銘：最近確實有很多人把矛盾指向科學家，認為很多科學家為了發論文而耽誤了防疫的正事。我覺得這麼說不公平。專業人士的天職就是研究和探索問題，而發表論文是他們的工作常規之一。他們本身沒有向公眾宣傳的義務，也沒有指導疫情如何防控的職責，所以不要拿疫情防控中出現的問題，來苛責這些純粹做研究的科學家。
以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研究員為例，她的本職工作就是做病毒的基礎研究，在這次疫情中她的實驗室鑑定了新冠病毒，並且分析了病毒入侵人體細胞的具體機制。這些研究非常快速和出色，而且也在第一時間分享在bioRxiv這樣的開放平臺上供大家參考。正是因為這樣一批中國科學家的工作，我們才很快搞清楚了疾病的來龍去脈。
《財經》：這些科學家的言論受到公眾的質疑時，應該如何面對和回應？
王立銘：這其實也不能過分苛責他們。他們本身沒有受過公眾溝通的訓練，也沒有和媒體打交道的豐富經驗。直接面對公眾不是他們的專長，也不是他們的義務，甚至我覺得他們需要被保護起來免受打擾。
《財經》：那麼，第二類專家是些什麼人的？
王立銘：他們是那些身處領導崗位、承擔制度建設和政府諮詢職能，也需要直接面向公眾答疑解惑，提供指導的科學家。他們的角色和責任顯然和第一類專門從事研究的科學家並不一樣。
我覺得可以說，這些專家當中，很多人明顯沒有盡職。
一方面是這次疫情早期的延誤本身就有系統失靈的問題。我們說過，疾控中心的直報系統乾脆失去了功能，這本身當然就是相關制度建設的問題，那麼負責制度建設的這些專家是不是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很期待在接下來我們能夠有效的反思和改善這方面的制度。
另一方面，在直接面對公眾答疑解惑、提供指導的時候，很多專家也沒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職責。在公眾輿論中，諸如 “沒有確實證據證明人傳人的風險”“兒童對於新冠病毒不易感”等言論，是有很強的誤導性的。還有，有些專家在並沒有明確證據的時候就在公開媒體上宣稱自己做出了重大突破，發現某些藥物對新冠肺炎有用，這同樣會讓公眾產生錯誤的預期。
對於這些承擔對外輸出信息、指導公眾行為的專家，其實要求是很高的。我想，一方面這些專家需要謹言慎行，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嚴格遴選標準，不能盲目崇拜官員或者院士。我想，我們完全可以找那些真正掌握疫情的一線專家來發聲啊。比如這次疫情中上海華山醫院的張文宏醫生，他的發聲效果遠好於很多頭銜更高的專家和領導。
《財經》：人選特別重要，有些人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甚至失去了公信力。比如華中農大的某位院士在新聞發佈會上鬧烏龍。
王立銘：實際上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定要把這位院士挑出來面對公眾？他並不是研究這次新冠病毒的一線科學家啊！如果單純因為他是院士，他是領導，為了增加權威性，專門找他來發聲，這種思路就錯了。事後來看，他顯然並不具備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也缺少和公眾直接溝通的經驗。
在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後，引導公眾的正確認知和行為習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這件事的價值可能不亞於疾病的治療本身。而且這件事一定要相關的專家來做，別人無法替代科學家的職責。
《財經》：那麼，這樣專家的遴選標準是什麼？
王立銘：第一，應該是對相關問題很熟悉的一線工作者；第二，應該有比較豐富的應對公眾輿論的經驗。既要講的準確，公眾又能接受，還要能把公眾的情緒調整到比較合理的範圍內；第三，專家來源應該多樣化，代表不同專業、不同工作、不同年齡、不同地域，甚至代表不同的價值觀等，多元化可以保證信息更加全面而平衡。
這次疫情中大家都很信服鍾南山院士的發言，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想，像鍾南山這樣的人品學識兼具的專家，我想大概率可遇不可求。與其把希望寄託在找到這樣一個專家身上，還不如提供不同專業背景的一群專家，保障大眾聽到相對平衡的、全面的信息。剛才我也說到，這次疫情中張文宏醫生的表現就非常傑出。
處理新發傳染病一定要尊重科學
《財經》：在公共衛生危機發生後，政府應該做什麼，如何處理政府管理與科學規律的關係？
王立銘： 我只是一個科學家，不是一個公共衛生管理領域的專業人士。從我的角度建議，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時候，比如處理新發傳染病問題的時候，一定要遵循科學規律，不能僅僅考慮政府公共管理本身的運行邏輯。
從單純公共管理的角度說，維護社會穩定，保證社會基本秩序，確實都很重要，但是突發的傳染病有自身發展的規律，不受人們主觀意願控制。公權力能規範人們的行為，卻無法約束病毒。
《財經》：導致這次疫情蔓延的一個原因，可能就是沒有尊重科學。
王立銘：管控公共衛生危機，首先要尊重科學，尊重專家，不能以政治任務來取代專家的專業指導。
《財經》：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後信息龐雜，如何辨別真偽，如何處理“謠言”？如何才能避免民眾不反應過度？
王立銘：在數字時代，魚龍混雜的海量信息是無法避免的現象，需要考慮的不是去加以限制，而是怎麼應對和與之相處。從傳播的角度來說，當不實信息出現後再去應對，無論如何都晚了。如果發生衝突，反而會增加人們對不實信息的關注。
因此，最好的應對方法是讓真相比謠言跑得快。不是忙著闢謠，而是建立更好的平臺，讓那些掌握專業知識、又掌握傳遞信息技巧的一線工作人員在這裡密集發聲。理性的聲音多了，人們自然就不會去關注那些聽起來就像謠言的信息。
《財經》：有社會學家建議，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當組織龐大的專家團隊像播天氣預報一樣，二十四小時和公眾保持信息溝通。
王立銘：信息場就是這樣，理性的信息越多，謠言的空間越小。包括媒體報道，一定要用科學規律來把關。
《財經》：怎麼評價媒體在這次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作用？
王立銘：一些傳統媒體在這次疫情當中表現很優秀，在嚴峻的形勢下還能夠深入一線挖掘出大量第一手信息，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疫情發展的不同側面。這可能是近年來嚴肅媒體很難得的一次集中展示。
如果說不足，第一是嚴肅媒體的數量太少，而且大多是紙媒，大大限制讀者數量，向老百姓傳播的聲音還是有點小。第二，媒體在專業性上仍然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報道專業問題應該有調查驗證，至少諮詢第三方意見，這應該是媒體的行為準則。
《財經》：在科學問題上媒體怎麼樣才能做到客觀和理性？
王立銘：比如說吧，最近一些媒體可能是為了凸顯更多“正能量”，經常以標題黨的形式爆出所謂的“重大進展”，比如雙黃連、克立芝（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片）、阿比朵爾等藥物在還沒有充分驗證和數據支持的時候就被宣傳成特效藥，大量疫苗研發的工作都還在極早期，連動物試驗都還沒有做，就已經被吹成了“疫苗快來了”，等等。這些消息激發了公眾不切實際的幻想，好像戰勝新冠肺炎可以指日可待。
一個專業媒體的基本素養要求他在報道不太懂的新聞時，需要有事實核查，需要有第三方意見。可是在這次疫情報道關於藥物和疫苗的報道中，大部分只引用某專家的說法，動輒宣稱“突破”。這是非常不專業的。這一方面是專家自身的職業操守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媒體的問題。我的看法是，不管是什麼媒體，都應該明白一件事：在討論疫情這麼一個自然現象時，一定要用科學來把關。
《財經》：由於用藥問題，這次疫情再次引發了激烈的中西藥之爭。作為一個科普作家，你怎麼看這場爭論？
王立銘：我一直不同意中西醫之分，而是更願意討論經驗醫學和證據醫學（或循證醫學）的區別。所有醫學，不論中西，誕生之初都是經驗醫學，醫生們根據自身的經驗和感受來治療病患。但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已經完全納入到循證的邏輯體系中，依靠數據而不是經驗，特別是所謂的大樣本隨機對照試驗，來判斷任何一種治療方法是否安全有效。
中國的傳統醫學是經驗醫學的一部分，我相信裡面一定有大量的寶藏值得挖掘——青蒿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要做到挖掘寶藏，中醫一定也需要納入到循證醫學的系統裡去，才可以真正具有生命力。具體是做嚴格的臨床試驗，還是有別的方法統計真實應用中的數據，這些策略可以討論。但是這個大方向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有一些中藥已經在主動接受數據化、證據化的審查。
《財經》：問題在於，許多中醫拒絕納入循證醫學系統，排斥數據化和證據化，還宣稱自己是合理的。
王立銘：說話得講證據，這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規則。如果沒有辦法用數據和證據來描述，那不就是玄學麼？我覺得，凡是拒絕數據化和證據化的醫學都是過時的，不論中西，都沒有生命力。
我相信，咱們老祖宗幾千年來用親身體驗篩選出來的東西，肯定有不少是真正值得挖掘利用的，但前提是它接受用數據化的方式來審視。如果主動放棄數據化，甚至認為數據化是對它的侮辱，那麼就真的有被淘汰掉的危險了。
怎麼用好“舉國體制”
《財經》：現在應對疫情使用的是全國總動員的方式，這是不是最佳方式？還有更優的應對方案嗎？
王立銘：發現問題所在，然後動員全國力量來高效率的解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我覺得當然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但是，怎麼用好這種優勢，是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在問題剛開始浮現的時候一定要搞清楚，需要解決的問題到底是什麼？這件事就需要嚴格地遵循科學規律。從這次疫情來看，最初找準問題——也就是確認疾病的性質和危險程度——耽誤了太多不必要的時間。早期預警、預防、管控措施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們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一種難得的制度優勢，但我們千萬不能把一個問題拖成大事才去解決。
第二，確定方向開始動員力量解決之後，我們仍然需要根據解決過程中的情況變化，繼續科學分析，動態調整目標，保證最終應對的是一個真實的、能夠解決的問題。比如說，這次疫情我們需要管控到什麼程度才能放開？考慮到新冠病毒傳播性很強，隱匿性也很強，傳播途徑很多，而大多數患者的症狀又很輕微，這樣一來，我們是不是能夠真正像對抗SARS一樣徹底消滅它？或者我們是不是必須接受它像季節性流感一樣長期和我們共存的局面？這些科學問題的分析和預測，會極大地影響我們的管控目標和相應的管控措施。
《財經》：從2003年的公共衛生危機看，最終消滅SARS疫情的措施被證明是成功的。
王立銘：當然，那是一次巨大而且難得的勝利。但是SARS經驗對於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成立？這時候仍然需要動員科學的力量，讓流行病學家、臨床醫生去做研究，去分析預測，然後告訴我們。我們這一次能不能做到？如何能做到？如果做不到應該怎麼轉換防控目標？這都是需要動用科學的地方。
比如說，相比SARS，新冠肺炎有幾個不太一樣的特點：患者的基數更大、疾病傳播的隱匿性更強，特別是潛伏期也有傳播性，還有相當比例的無症狀感染者。這些特點當然會增加防控的難度。針對這些客觀事實，我們如何調整防控的手段和防控的目標，都是需要嚴肅的科學分析的。
《財經》：在對抗疫情的具體措施方面，是否有可以檢討之處？
王立銘：是的。我們現在進入到對抗疫情的攻堅階段，治療方案本身的設計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是我們也看到，衛健委提出的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當中，什麼藥物進入診療指南，好像很多時候也沒有遵循科學規律。有不少藥物，比如克立芝和阿比朵爾等等，在沒有明確臨床證據的時候就已經進入了方案供一線醫護人員使用，這本質上是和現代醫學的循證邏輯相矛盾的。
另外，我們也看到針對新冠疫情，有大量的臨床試驗正在開展（有統計說超過了200項），也有大量的機構宣稱正在開發疫苗。這些本身當然都是好事也是需要的。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科學角度出發提出問題：這麼多臨床試驗開展，都需要一定規模的受試者，如何協調，如何防止彼此爭搶患者資源？實際上這樣的事情已經在發生了，比如某些被廣泛寄予厚望、WHO也公開支持的在研藥物（瑞德西韋等）就很難找到受試者，臨床試驗的進展遠不如預期。
疫苗也有同樣的問題，等這些機構開發的疫苗進入人體試驗環節時，如何保證彼此不會“擠兌”受試者資源，保證最有潛力的的疫苗能夠及時快速測試，也是一道我們需要用科學求解的難題。而且疫苗需要的受試者數量還要遠大於藥物。
我再強調一下，藥物和疫苗開發過程仍然可能可以藉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但是集中資源之後如何有效的利用，這本身是個科學問題。
還有，在對抗疫情當中公共管理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公共管理目標的設計仍然需要遵循科學規律。例如，2月初的時候，武漢市曾要求幾天內排查所有患者，實際上計算一下基層工作人員的數量和武漢時的人口規模，這是根本不可能在那麼短時間內完成的目標。還有，當初模仿小湯山模式，火速修建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這當然是國家能力的卓越體現，但恐怕也沒有諮詢過一線專家的意見。當時已經有不少基於流行病的數學模型估算武漢地區至少有數萬名患者，兩個新醫院的床位設計是遠遠不夠的。現在看的話，武漢地區僅重症患者就超過了1萬人。
我再強調一次，抗疫過程中集中國家資源和力量攻堅克難當然是大好事。但是在最初明確問題時，在戰疫過程中、在調整和明確最終目標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尊重科學規律。“不惜一切代價”本質上不是科學決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走向
《財經》：從你的研究看，疫情未來可能會如何發展？對於下一步抗疫的措施，你有什麼建議？
王立銘：我不是做流行病學研究的，不適合在這裡給出具體的預測和分析。但是僅從邏輯上看，疫情無非有三個可能走向：一是“SARS模式”，快速管控，徹底消滅；二是“大流感模式”，全球蔓延；三是“季節性流感“模式，規模可控，但長期和人類共存。
我想在疫情發展的這個階段，我們特別需要的就是流行病學的專家們來幫助分析新冠肺炎的特性、和其它一些流行病之間的異同，然後科學判斷它的未來走向，進而調整未來的防控措施。我們不應該也不能僅靠拍腦袋設定一個疫情管控的目標。
《財經》：如果新冠病毒的傳播變成長期性現象，怎麼辦？
王立銘：如果當真如此，那時候我們的防控策略當然就需要轉型，在某個時間節點切換管控思維，更多向流感控制的經驗學習。
比如說，要在保證公眾生活工作節奏的前提下取消一些大型公眾活動；要喚醒公眾的個人健康意識比如勤洗手、打噴嚏掩蓋口鼻；要在主要城市儲備醫療資源為可能的局部爆發做準備；要投入資源建設更多的傳染病科室和醫院；要全力投入疫苗的開發生產，等等等等。
同樣的，這些防控措施也需要遵循科學規律。
《財經》：有人指責這是“投降主義”。
王立銘：這不是“投降主義”。面對傳染病這樣的自然現象，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自然規律，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去更好的應對它。
《財經》：作為一個科學家和科普作家，這次疫情給你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王立銘：我感觸最大的，就是我們似乎缺乏一種用科學的思維方式來理解世界和處理難題的能力。我們更習慣於把問題訴諸情緒，訴諸道德，或者訴諸於政治力量，甚至訴諸於陰謀論，而恰恰忽略了把問題訴諸於科學。
世界上大多數的現實問題，在情緒、道德、政治、陰謀之外，還有科學規律在指導它們的運轉，這在疫情中體現的特別明顯。
《財經》：這次公共衛生危機引起知識界的普遍反思。對你這樣一個科學家來說，什麼是最需要反思的？
王立銘：是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科學教育和科學思維的培養了。面對複雜世界的一個未知難題，我們傾向於從常識可以理解的角度——情緒、道德、政治、陰謀——去理解它，哪怕我們其實最需要的是科學！
碰到一個像新冠肺炎這樣的新問題，我們得學會首先從科學的角度想，在科學上它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將來怎麼去搞清楚這些未知的東西，然後怎樣按照科學規律去應對和預測。我們更需要把科學思維內化成本能，變成常規思維的一部分。
這件事當然很難。科學思維本質上是一個反直覺、反人性的東西，需要長期的訓練才能做到輕車熟路。這需要從小進行長期細緻的訓練。這樣我們才能做到，但是如果科學教育和科學思維的問題解決不了，我們未來會遇到更多的麻煩。現代社會的標誌，其實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問題，我們已經無法用本能去解決了。
閱讀更多 財經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