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戴西，本姓郭，名婉莹，1909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而戴西是一个英文名字，意为“雏菊”。父亲郭标，从广东中山县出洋，是靠水果生意起家，成为华人富商的。
戴西，是八个孩子中的老七，下面还有一个弟弟。父亲最爱这个小女儿，甚至把她的婴儿床摆在自己的卧室里，以便晚上亲自照看。
1918年，应孙中山的邀请，父亲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那年，戴西9岁。永安公司，作为郭家的产业，给了戴西一份富有健康的生活。
初到上海，全家住在东亚酒店，那是母亲家族——马家的产业，包括先施百货公司。
后来，郭家搬到一栋带花园的西式大房子里。戴西的房间，还是与父亲的卧室连在一起，她依旧是父亲最心爱的孩子。
郭家的女儿们，相继转入中西女中就读。可以说，戴西这一辈子，说的、用的大多是英文。虽然在中学时代，开始一点点接触中文，可并未真正当成自己的母语使用。这一点，同前第一夫人宋美龄相似，总觉说英语比说中文，要顺溜得多。
1932年，父亲去世，戴西23岁。这一年，她是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三年级学生，也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戴西，与康有为的外孙女罗仪凤，是燕京大学好友，两人保持着多年的友情。
02
1934年4月，在自家花园，郭母为戴西举办订婚园会。早先，戴西毫不犹豫地退了家里为她选订的婚约，这使母亲觉得不快。
但戴西坚持自己的选择，她不能跟一个无趣的男子相伴终生。而现在的这位，是清贫读书人家的子弟吴毓骧。在戴西眼中，吴先生与自己很是谈得来。这里要敲黑板，他绝对是位有趣的男子——
我喜欢我的丈夫，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很有意趣。就是因为这些，而爱上他，嫁给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个玩起新花样来聪明透顶的男子。
戴西始终有自己的主见，一定要嫁给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男子，那个一定要有a lot of fun的白马王子。
最终，郭家还是接受了四小姐的选择。1934年末的婚礼，美丽的戴西牵手自己最想嫁的有趣男子，脸上没有一点阴影。
相爱容易相处难，戴西也曾有过遭负心的伤痛，丈夫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那是四十年代的一个晚上，她由二姐夫（同时也是丈夫的同学）陪着，到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我要找我的丈夫”，把丈夫找了出来，并带回自己的家。
第二天，戴西仍是一如既往地为丈夫做好早餐，面色平静，就好像之前的不快，未曾发生一样。
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给别人机会，就是给自己机会。终究，人还是要听从自己的心声，自己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03
1949年解放后，吴毓骧的事业，发展得很好。1956年，公司正式与国家合营，他跟着职工敲锣打鼓。
可到了1956年，吴毓骧被打成右派，革去经理职位，并安排打扫厕所。1958年3月15日，吴毓骧在办公室被捕。那一天，是戴西和儿子中正生活中最长的一天。
吴毓骧被关进监狱，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已在北京工作的女儿静姝，第一时间回到上海。而她看到的，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母亲，还是像从前一样，面色平静。尽管此时的戴西，已被调到一家外贸农场喂猪。
也许为驱除女儿的不安，也许意识到将来的日子，会有更多的不定，戴西抽空带着女儿，来到锦江饭店楼下的裁缝店，为其定制大衣和裙子。那可是上海最昂贵的裁缝店，老式的精致的木头柜台上，亮着明亮的灯，空气里悬浮着呢子布的羊毛气味，还有已经在别处无法闻到的香水气味。女儿静姝看到，在那家店里，母亲还和从前一样美丽自如。
自我控制是强者的本能，戴西做到了。她或许是想告诉女儿：你不要害怕变化，不要为失去的一面感到惋惜，你应该看到目前你所拥有的一切。
1963年，吴毓骧被判需向国家偿还巨额美金和人民币。这样，他的家产，连同妻子的首饰、衣服，甚至心爱的婚纱，皆被充公。从此，戴西的生活，从小康之家降至社会底层。
1971年，戴西退休后，独自住在一间非常小的北向亭子间里。家产早已被悉然充公，她靠自己每月三十六元人民币的退休金生活。即使是在1971年，微薄的薪水，也只够她买最简单的食物。冬天，亭子间里连她呼出的空气都会很快结冰；夏天，她不得不整夜坐在房门口，希望邻居家朝南的窗子吹过来的南风在路过他们的房间以后，能吹到她这里来。
但戴西深知，有些事情，是你能控制的；有些事，则不能。那么，凡事尽量要向好的一面看，如果她遇见了什么倒霉事，她总是能在里面找到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并开开心心地受用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戴西曾在青浦劳改地挖鱼塘，别人不相信她能坚持下来，可她不光坚持下来，还完成挖鱼塘的指标。回到家，她得意地对孩子们说，没有什么是妈妈做不到的，也没有什么能吓住妈妈。
04
1986年，最小的弟弟乔治回国，问起戴西这些年来在上海的经历。和所有郭家在海外的成员一样，乔治也认定，要是自己当时留在上海，也会像戴西一样经历所有他们不能想像的事。戴西说了一些，然后她像从前一样，耸耸肩，摊开双手说：“你看，我就这样过来了。我好好地过来了。“
1989年9月，戴西去美国看望儿子中正一家。在儿子家中，戴西写起自己的回忆录，她说是为自己家族里的孩子写的，为了让后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发表。她留下的回忆录，写到七十年代便戛然而止。她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重新回忆过去，是对自己的折磨。
戴西曾说，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她家在抄家和封门，然后她醒了。她在想，要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又来了，她能再经历一次吗？
“我想过了，我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住。然后我想到我的孩子，他们能受得了吗？我想我可以受得了，他们也一定能行。”
在孙女媚的印象里，奶奶是与众不同的，什么也打不倒她——在以后她大起大落的人生中，这种倔强和顽强已经成为她眼睛里不曾改变的明亮光芒，一直闪耀着。
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从始至终，静姝姐弟从未听过母亲的抱怨。连她周围的至亲，也不知道，她内心到底藏着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其实，戴西最终的答案，都在她的叙述中——
要是生活真的给我什么，我就收下它们。要不是我留在上海，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国的家里人一样，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样，我就不会知道，我可以什么也不怕，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有些事情，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早在1985年，戴西就写下志愿书，准备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给红十字会，不留骨灰。1998年9月25日黄昏，戴西在上海的自己家里安然去世。红十字会特地用她的头发制作了纪念物，表示对她的敬意。那年，她90岁。
走进记忆，就是走进生命。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探究和发现自己，坚持什么，选择什么，信守什么，珍惜什么。
谢谢戴西，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看到风浪中可以怎样经历自己的人生，可以怎样坚持自己的纯净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生活中可以怎样护卫一颗自由的心，在生活大起与大落的时候，让它都是温暖的、自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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