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文艺青年”都是很流行的词汇。它的本义很简单，即是爱好文化艺术的人，就像体育爱好者、军事爱好者、历史爱好者一样，并没有太多的神秘含义。但事实上，这个词从诞生到流行，一直伴随着各种微妙的情感色彩。
在早些时候，“文艺青年”虽说是个中性词，但很多时候暗含一种赞赏。在文化讯息尚且不发达的闭塞年代，能涉猎文学、影视、音乐并有一定研究和审美的人，多少会令人刮目相看。正如《人到中年》中达式常对潘虹的那段深情告白，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我愿意是激流》构建起一代人对“文艺青年”的初印象：爱与自由的践行者、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艺青年”成为了被嫌弃的对象。缺乏生存能力谋生技能、过分沉溺在自我梦想之中、消极悲观孤僻避世，等等一系列负面刻板印象标签纷至沓来。甚至在很多地方，“诗和远方”成了被公然鞭挞的对象。在很多实用主义者的眼中，“文艺”无疑是一种奢侈又矫情甚至虚无的词汇。
很多时候，他们讨厌的并不是文艺本身给人来带的情感陶冶与美的感受，而是害怕沉醉文艺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如果说，文艺爱好者用自己艺术审美上的敏锐去为他人带去更多的趣味与精神食粮，又何尝会被“污名化”？
事实上，能靠“文艺”本身谋生的人乃凤毛麟角，文艺爱好者纵然对艺术抱有热爱、对梦想怀揣执着、沉浸在艺术电影与现代音乐的美妙体验中，却难以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仍需为生计发愁。与此同时，愤世嫉俗、消极避世、忧郁悲观，成了文艺爱好者的常态。
在这里姑且称这种现实与理想落差中的矛盾挣扎为“王彩玲式困境”，何为“王彩玲式困境”？需要从顾长卫导演的《立春》谈起，蒋雯丽在《立春》中饰演的声乐教师王彩玲，是华语电影中讲述这种“文艺青年”困境的典型。她热爱美声、不安于仅仅作为一名声乐老师偏安小城，渴望唱响巴黎歌剧院，却在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失落中，重新接受自己的定位、调和理想与现实落差中的失落感。
文艺青年是否就要把“文艺”当成工作事业与谋生手段？文艺爱好者如何调节过分理想主义、追求完美极致的性格并于现实社会中立足寻找到自我的价值归属？
这些问题都是当代无数个文艺爱好者需要面临和思考的问题。去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一部讲述大龄文艺青年生存境遇的电影《你能原谅我吗？》，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探索。因为最终没能于大奖上有所斩获，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01
电影《你能原谅我吗？》由玛丽埃尔·海勒导演、梅丽莎·麦卡西主演，影片改编自同名回忆录，讲述了一个落魄的传记作家通过伪造名人书信来谋取利益的故事。影片获得第9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男配角、改编剧本的提名。
如果说《爱乐之城》中“La La Land”西海岸的洛杉矶所隐喻的“电影梦”、“明星梦”尚且还带有现代资本文明产物与过分矫饰的虚荣与浮华，那么《你能原谅我吗？》讲述的东海岸纽约潦倒作家的文学之路，是否就足够纯粹？从70年代的伍迪·艾伦的现代喜剧《安妮·霍尔》、《曼哈顿》开始，“纽约”就成了知识分子题材的理想空间，独具特色的百老汇（宽街）文化又使得“纽约”成了讲述剧作家题材的最佳地点。
灯火通明、明暗交织的纽约街道，穷困潦倒、颓废邋遢的纽约客。
传记作家李·伊瑟列尔（梅丽莎·麦卡西饰）正是当代文艺爱好者的写照。51岁的她独身一人，个性独特、与猫作伴，纵使她性格耿直、不乏天赋与才华，却因为不知变通、无法顾全读者口味难以于市场竞争法则下立足，与此同时还是社交恐惧症患者、具有十足自闭倾向。
一方面，她坚持自我、不愿随波逐流；另一方面，任何行业都需要一定的规则与方式来展现自我。很快地，他成为了“有才华无市场”的落魄作家，连经纪人都不愿与之为伍，甚至没有能力支付猫咪的医疗费用。
因此，她无奈之下通过造假名人书信来获取钱财谋生，先是模仿名人语言风格伪造书信。被识破后，又想出了升级版招数：通过去图书室和档案馆搜寻真迹然后用赝品调包。最终她的伎俩被识破。
这是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看似愚蠢、荒诞却又令人心酸。
在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半自传体影像《我11》中，王景春饰演的父亲曾用绘画作为一种艺术爱好，一种自由表达的象征，目的是“不受制于人”。而“文艺”作为一种私人化的爱好、个性的表达，本身是忠于内心的自由化的，但它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它必定是受制于人的，受制于市场法则、行业规律、大众偏好。
02
《你能原谅我吗？》的优秀之处首先在于编剧从“文艺创作者”的角度进行了反思与自嘲。
在以往，文艺是有门槛的，从绘画、建筑到文学、音乐，各行各业的艺术创作者多是依托家庭与阶级背景，而艺术欣赏者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学识，起码需要一定的教育基础和财力。而如今任何形式的文学艺术无需束之高阁，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平均素质的提高，使得每一个观众都能参与到文艺成果的反馈之中。因此，文艺作品如何做到大众化、普世化，成了一个关键性因素。
无论是代表着产业电影发展水平的奥斯卡，还是以艺术电影为价值取向的戛纳影展，在近年来都展示出了这种趋势。那种自我陶醉、沉溺的“夫子自道”式作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作者意识与观众意识的糅合。
从《绿皮书》、《小偷家族》、《燃烧》等影片都可以看到，它们都不是具有很高门槛的难以触摸的“艺术品”。在刚刚结束的第91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奉俊昊的《寄生虫》最终战胜了萨姆·门德斯的《1917》夺得最佳影片，创造了近百年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非英语片登顶最佳电影的历史纪录。
这其中的缘由并不复杂，并非是说影片的艺术价值本身存在巨大差距。而是说，在在流媒体等线上观影方式，如何能抓住文艺作品从创作到传播上的特点？《寄生虫》的阶级差异母题与各方面的元素并非是首创，但用了一个最易于观众接受的叙事节奏、最全球化无理解障碍的寓言模式，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寄生虫热”便不难理解。华语片中，忻钰坤的《心迷宫》、《暴裂无声》也是“文艺片”类型化、通俗化的优秀案例。
这种思考对于文艺爱好者（“文艺青年”）来说也是类似的道理，通常过分注重自我的感受而带着众醉独醒的孤傲，而有些时候，他们也无法给别人带来积极情绪。正如《你能原谅我吗？》中的李·伊瑟列尔，她与爱人之间有着难以消除的隔阂，又恶语中伤唯一的好朋友。
因此，《你能原谅我吗？》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文艺爱好者的困境思考。眼光毒辣、触觉敏锐、个性独特，但却无法具备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相处之道、生存智慧。因此那种古怪、刻薄、颓废、放逐、孤苦、失落正是自卑、明暗、无助、孤寂心理的一种外显。“文艺青年”的成熟就像片中的女主角，当她接纳了世俗生活中的爱人、朋友，便感受到了内心的平和、温暖与包容。
03
回归到问题的核心：淹没在现实生活中的“文艺青年”们，到底还要不要有理想？
在我看来，理想是肯定要有的，正是对理想的追逐才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纷呈的人生。而理想的意义便在于：为了理想而奋斗、提升自我、改变自己的过程，铸就了生命独一无二的颜色。
与此同时，理想又需要建立在平和的生活态度之上。古今中外，古往今来，能以“文艺”作为谋生手段和终身事业的少之又少，很多文艺爱好者总是沉浸在一种怀才不遇、顾影自怜之中，与此同时，又对世俗世界的工整、平淡嗤之以鼻。
而无论是最初的“艺术型人格”还是污名化后的“文艺病”，都是对“文艺”初衷的异化。文学艺术的本质都是给人美的享受与情感关怀，既不需要被仰视，也不需要被践踏。
无论是将文艺看作是严肃的艺术审视，还是当作娱乐消遣，不同人的行为是各自性格态度价值观的反应，本身不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是心怀理想的追梦人，还是安于世俗平淡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乐趣，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或许，文艺青年们，既不需要自命不凡、自视甚高，也不需要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在怀揣理想、追逐梦想的同时，用不偏不倚、不骄不躁的豁达心态对待现实生活，才是收获认同、实现价值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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