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6 从人地关系的视角看"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年代

导语:"五帝时代

"是中国史前社会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目前有关"五帝时代"的真实性及其年代仍存在较大争议。自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人多认为五帝时代是信史。人们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把炎黄二帝当作我们的始祖,把黄帝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

然而,由于缺乏地下出土的有关"五帝时代"文字资料,同时后世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较为简单且充满神话色彩,因此,其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19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甚至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论"的观点,完全否定了"五帝时期"的历史真实性。

后来,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被现代考古证据证明为信史,进而认为他记载的"五帝时代"也应该是可信的;并且考古证据也揭示出与历史文献描述的"五帝时代

"政治格局特征类似社会特征和大致相近的年代。但是在没有文字信息支持的情况下,这些论证仍然不能够令人信服。

一、历史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

1、"五帝时代"在历史文献中的呈现

历史文献记载,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出现了"万国"并存、"城邦"林立的政治格局。根据李民的考证,《尚书·尧典》提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称帝尧为"万邦"时期;《史记·五帝本记》则称"五帝时代"为"万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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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

著名考古与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光直认为这种""或""可能由一个个筑有城垣的城及其周围地区组成。严文明基于对历史文献相关记载的分析,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城是邦的中心和代表,所以邦也可以叫做国,而"五帝时代"就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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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纪》

与此相应的是,《五帝本纪》等文献还揭示出"五帝时代"是一个战争盛行的英雄时代。当时部落之间的冲突频繁而激烈,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帝位之争、禹伐三苗等等。

2、"五帝时代"的政治格局

从涿鹿之战到禹伐三苗,贯穿在五帝时期的一条主线是部落间的冲突和战争。这种激烈的竞争是"城邦"林立形成的动因,正是这种部落间的相互竞争与冲突导致了筑有城垣的城出现,促进了标志"万国"并存、"城邦"林立的政治格局形成。这也与国际主流观点,即认为战争是早期社会演进的主要驱动力的观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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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之战

从文献记载反映出的社会阶段看,许多学者认为"五帝时代"的社会发展程度类似于酋邦社会:表现在当时"五帝时代"存在众多的、或服或叛的"诸侯"国族;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且官僚行政机构初具规模;存在宫室,并出现刑法;整体上社会已经出现分层

二、龙山中晚期考古证据

1、龙山文化

龙山时代一词,是指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由于不同地区文化发展拥有自己的特征和谱系,因此不同地区龙山时代的年代并非完全一致。在河南、山西和陕西的境内,龙山时代又分为两段:第一,龙山早期文化,即庙底沟二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000—2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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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遗址

第二,龙山中晚期的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500—2000年。而山东境内的龙山时代不再进行细分,年代为公元前2500—2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中晚期,而与中原地区早期龙山时代同期的文化则被归并至大汶口文化系列之中。

2、龙山文化城址的考证

考古证据显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中晚期最突出的特征是设防城址,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史前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第1次不同地区规模性的城址出现发生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中晚期和山东地区龙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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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陶寺遗址

如在中原地区,共发现史前城址12座,除郑州西山城址建于仰韶晚期,其余11座城址建于龙山时代中晚期,这些城址包括山西陶寺(早期和晚期)、登封王城岗(小城和大城)、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冈、辉县孟庄、蹼阳戚城、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淮阳平粮台和平顶山蒲城店等。

山东海岱地区共发现城址15座,主要有连云港藤花落、五莲丹土、章丘城子崖、临淄田旺、邹平丁公、寿光边线王、滕州西康留、茌平教场铺城址群(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和尚庄等)、东阿王集以及阳谷景阳冈城址群(景阳冈、王家庄和皇姑冢等),其中大汶口文化城址1座(阳谷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址2座(五莲丹土和滕州西康留),其他均为龙山时代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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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城子崖遗址

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大部分城址面积相对较小,城址中较少发现庙宇或祭坛等与宗教活动有关的考古证据,同时墓葬中很少有随葬品,更没有发现象征权势的物品,表明这些城址是主要用于军事性质的设防性建筑。

3、龙山文化城址反应出的史实

另外,在一些城址中还出土了一些异常埋葬的证据,如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西城夯土残基址下发现一些填埋人骨架或人头骨的夯土奠基坑,成人、儿童均有;在郝家台城址的墓葬中发现被肢解的和零乱的人骨架,表明暴力的存在。这些证据与城址本身一起,表明不同集团之间对抗加剧、战争频繁,这一点得到了龙山时代中晚期出土的大量有关暴力冲突的考古证据的支持。

如镞的突然大量出现与形制上的改进;手持武器石钺的开始普遍流行,以及既可用作近距离格斗、也可用作投射器使用的长矛等武器的出现;箭作为陪葬品的成批出现等。另外,这一阶段人非正常死亡考古证据出现的几率显著增加。

这些考古证据共同显示出龙山时代中晚期人群或部落间的冲突和竞争明显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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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代表:甲骨文

关于社会演进阶段,中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龙山中晚期和山东地区的龙山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了酋邦社会的演进阶段。具体表现在:文字系统可能已经出现;大量城址的修建显示区域"万邦"政治格局的形成;聚落等级出现较大差异;墓葬显示出明显的社会等级的存在;手工制作的专业化程度大大加强

,比如陶器制作大概已限于某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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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复原图

对比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所反映出的夏代之前的社会特征,一个明显的印象是二者所反映出的"五帝时代"政治景观是如此惊人的类似,二者揭示出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大致相近;另外,二者的时间下限都位于夏代之前。两种独立来源的证据共同揭示出一些比较吻合的现象,可能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

三、"五帝时代"与考古证据的对应及其可能年代

1、"五帝时代"的上限的争议

关于"五帝时代"上限,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存在多种观点,其中两种观点最流行:第一,认为"五帝时代"上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具体年代约为距今5500年;第二,认为其大约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早期,即约为距今5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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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的代表:陶器

这两种观点主要依据各不相同。第1种观点主要是基于考古证据与历史文献反映出类似的社会演进特征。从考古证据上看,在仰韶时代的中晚期,即大约5500年,中国许多地区原始社会开始出现复杂化,即中国学者更习惯称谓的文明起源。

其中在中原地区的郑州西山,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即距今5300—4800年前,出现了夯筑城址。而历史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所呈现的社会演进特征也出现了诸多文明要素,被认为类似于文明起源阶段。因此,他们将"五帝时代"的上限提到55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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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遗址

不过,这种观点经常被国际学术界批评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即有意将中国古代文明历史拉长,使其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诞生的时间一致。从科学角度看,这种观点的依据的确表现不足,难以让人信服。

2、"五帝时代"的上限:仰韶中晚期

第二种观点是学界的主流认识,主要基于两点:第一,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一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而这可能会通过影响研究者的心理而影响他的研究结果;第二,龙山时代考古文化反映出新的考古文化转变,尤其是出现了有设防的城址。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的依据也存在较大漏洞。首先,对中国文明史五千年之说的最初确定存在问题。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了斗争的需要,革命党人弃用其时清朝的纪元而采用黄帝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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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

当时的《民报》主要基于两条资料来确定黄帝的年代:第一,根据北宋人邵雍所著《皇极经世》中提出的尧元年为甲辰年,考订后,认为该年为公元前2357年;第二,根据晋代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推算,该书认为尧以上共有五帝,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84年,颛顼78年,帝喾70年,帝挚9年,共历时341年。

他们将二者相加后确定黄帝纪元年4698年。后人为了方便,将4698年约为整数5000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由此而来。显然,这种约定从学术的观点看未免太过于随意和粗糙,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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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

对于第二点,虽然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仰韶中晚期的郑州西山古城,但是正如前所述,在夏代之前,城址的大量出现发生在龙山时代的中晚期,

而早于这个阶段发现城的数量寥寥无几,与历史文献记载的"万邦"林立的政治景观相差甚远。

3、"五帝时代"的上限:龙山时代中晚期

如果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揭示出的类似的政治格局的角度看,"五帝时代"最有可能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中晚期或山东海岱地区的龙山时代。这个推论得到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中对"五帝时代"具体年代记载的支持,《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的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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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记述黄帝在位100年、颛顼78年、帝喾63年、尧100年、舜50年,共391年。不过,即使这种记录大致准确,那么很难相信当时的人能够活到一百多岁。对于这一点,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上述五帝也许是某个部落在其兴盛阶段最具影响力的部落首领。

因为年代久远,只有那些最具影响力部落首领的名字才能被相传下来,实际上其所代表的是一个部落的名称,而其年龄也就代表着一个部落所经历的大致年代,五帝相传也就意味着5个部落王朝的更替。从目前来看,这种理解更为合理。

基于此可以推测出"五帝时代"的大致年限。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建立时间定为公元前2070年,与上述五帝经历年代相加,得到五帝时代开始年代大概在公元前2461年。这个年代尽管与4500年之间还存在几十年差距,但基本还是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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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地图

假定上述分析正确,即在相当于龙山时代的中晚期的"五帝时代",出现了一种部落之间的激烈竞争英雄时代,并进而促进了各自以城为主要军事和政治根据地的"万邦"政治格局的出现。那么,为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具有不同地貌单元、不同气候环境的地区同时产生这样一种类似的政治格局?并由此开辟了史前社会向酋邦社会演进的道路?

四、气候变化、冲突和战争

1、气候给黄河中下游地区带来的影响

根据气候重建的结果显示,龙山中晚期为一冷期,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季风边缘地带表现为干旱。在测年误差范围内,这一降温期恰好对应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五帝时代"万邦林立的政治景观,亦即龙山中晚期酋邦社会兴起阶段。这并非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成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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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

史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属于旱作农业区,旱作农业产物在先人的食谱中占较大比重。旱作农业产量较低,基本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容易遭受不利气候变化的影响。龙山中晚期时,降温导致了作物生长期缩短、霜冻期的延长,进而影响作物的产量;降温伴随的整体干旱则进一步加重了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同时,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可能缩小,从而会引起区域作物总产量下降。另外气候变率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直接遭受冬季风的影响,在龙山中晚期整体降温阶段,极端寒冷事件发生频率将会增加,幅度有可能增大。

由于极端寒冷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受其影响的东南季风系统也将失稳,从而引起降水变率增大。Bryson认为像大旱、大水、酷暑和严冬

等极端气候事件所代表的气候不稳定,在冷期增大,超过正常情况。研究表明,在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全新世降温期间,极端气候事件增加,旱涝灾害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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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

对历史时期的温度变化与降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气候转型和降温期间,异常洪水、干旱、寒冻等极端性气候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增加。Zheng和Feng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中国在小冰期,气候极端事件频发,气温和降水变率明显增加。这种气候异常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肯定会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2、气候变化对"五帝时代"局面形成的影响

在小冰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农业收成普遍下降1.0~1.2成。龙山中晚期气候事件降温幅度较大,也可能带来类似的后果。面对气候变化带来不利影响,人类应对措施有多种,如马尔萨斯提出的预防性人口抑制、迁徙、地区间贸易、强化劳动、革新生产技术、开发新的或前期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等。

但是,经过全新世大暖期几千年的人口增长,人口已经接近土地承载力水平,并且部落之间形成了领土界线,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来应对资源压力已经不太可能;对新的或前期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开发只能局部解决暂时性的资源压力,却无力应对长达几百年的资源压力。

从人地关系的视角看

部落间的战争

人口控制和技术的革新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贸易和资源的再分配在资源萎缩的情况下也难以指望,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涉及范围较广往往是区域性的如果这些措施所产生的食物量增加速率跟不上生态环境恶化所引起的食物量缩减的速率,那么区域人口资源失衡就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

人群或部落间为争夺资源的冲突和战争将不可避免

龙山中晚期气候变化发生突然,人类难以通过一些适应性措施去应对资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气候突变作用于接近资源承载力水平的人口数量之上,可能导致的人口与资源的失衡,并进而触发区域规模性冲突和战争。

大量的研究表明,史前大范围规模性的冲突和战争是人群为了生存而对资源紧张的一种响应方式。在这种激烈竞争和战争环境里,有设防的城的修建被认为是对资源压力的一种生态响应。正是这种人群和部落间的冲突和战争促进了社会的演进。

研究表明战争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酋邦社会演进的主要驱动力,这与国际学术界主流认识一致,即战争是史前社会演进的主要动因。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与冲突,促进了龙山时代酋邦社会的产生,形成了万邦竞争的政治格局,并同时促进了龙山酋邦社会的演进。

从人地关系的视角看

五帝

并且在考古学证据上显示出万国林立、相互竞争的政治格局。气候变化、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揭示和反映出的龙山时代中晚期"万邦"竞争政治景观三者之间就形成了成因上的联系。因此,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五帝时代

"的存在,且"五帝"的年代与龙山时代中晚期相当。

结语:"五帝时代"属于代代相续的"口传"之"传说历史",是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记载交汇、未曾分野的阶段。尽管后来历史记述有不科学的地方,但仍然有可能保留着部分真实的历史信息。如何拨开传说中的层层迷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学术界主要是通过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所组成"双重证据",利用相互印证法,即通过比较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所揭示和记录的"五帝时代"在分布地区、大概时代以及政治格局等方面的相似性来证明"五帝时代"的存在。

然而,由于不同学者对历史文献中记载"五帝时代

"具体年代存在不同解读,对考古证据与历史文献所揭示和记录的社会演进阶段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有关"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年代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在有关夏代和"五帝时代"地下材料的文字信息未发现之前,上述"二重证据法"的论证将难以取得共识。因此,需要寻找各种可能的证据,通过综合分析,利用多重证据间相互印证的方法来揭示这些看似传说、而又可能蕴含真实历史的信息。

参考文献:

白寿彝:《中国通史》

冈村秀典:《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

李民:《中原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万邦"时期》

李先登,杨英:《论五帝时代》

马雨林:《谈谈史前战争的有关问题》

吴文祥,胡莹,周扬:《气候突变与古文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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