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相比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韓國申不害變法、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新政、清朝的戊戌變法等，無疑是中國古代真正稱的最成功、最徹底、影響最深遠的變法。
為什麼商鞅的改革可以如此成功？
如果把一個社會簡單的劃分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那麼一個成功的變法必須要同時取悅兩個階級，或者說是在兩者中間達到一種平衡。
假如統治階級中的個人或家族得不到實實在在的好處，那麼變法就會被強迫中止，最典型的就是清代的戊戌變法；
反之，如果老百姓不能在變法中得到利益，那麼變法就會推行不下去，就像王安石變法那樣失敗。
而商鞅變法中的軍功爵制，客觀上給了底層民眾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把大部分人從奴隸地位上解放了出來；而嚴刑峻法則加強了中央集權，使得秦王可以大權獨攬，而這也是秦惠文王繼位後為什麼不願廢除商鞅變法的原因（秦惠文王與商鞅有過節）。
總體來說，商鞅改革對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都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但商鞅個人的悲劇結局，在於他唯獨沒有解決好如何安置那些失去權力的舊貴族。
假如他對那些舊貴族許以重利，給他們幾個國有企業，讓他們去經營秦國的煤炭、鍊銅、軍工、畜牧等產業。
就像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說的那樣：“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若有了這樣優厚的待遇，這些舊貴族必然會屁顛屁顛的支持改革了。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也寫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是出現過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這麼來看，商鞅改革的啟示意義恰恰在於他個人的悲劇。
所以商鞅改革再怎麼了不起，都只能排老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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