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我們來給烏臺詩案收尾。案情已清，該看量刑定罪了。雖然烏臺詩案在後世引起很多人為蘇軾抱不平，但從歷朝歷代的詔獄和文字獄來看，蘇軾和其他涉案人員受到的懲處其實很輕。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個不算重的懲處
御史臺當然很想致蘇軾於死地，但大理寺需要把蘇軾的罪行對應到具體的法律條文上，這是一件相當繁瑣的技術性工作。
古代的司法精神不是“依法治國”，而是“以法治國”。“依法治國”意味著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比如英國有“王在法下”的法律傳統，國王也不能逾越法律，而“以法治國”意味著皇帝運用法律治理國家，所有人在法律之下，但皇權在法律之上。
本質上看，“依法治國”的“法”是契約、合同，“以法治國”的“法”是員工行為守則。在“以法治國”的傳統裡，無論法典已經變得多厚，皇帝在任何時間的任何命令都可以修訂法典裡邊的任何條文。所以作為法律領域的官員，僅僅熟讀法典是不夠的，還必須不斷更新知識，研究皇帝下達過的各種指令，遇到拿不準的地方，只能暫時懸置，等候皇帝定奪。大理寺給蘇軾定罪量刑，就是這樣一種局面。
大理寺從蘇軾的供狀裡總結出三條罪名，大體上說，一是與王詵有不正當的錢物往來，二是受審期間不肯老實交代問題，三是誹謗朝政，三者都屬於私罪。
宋代定罪，首先區別公罪和私罪。比如一位法官，判錯了案，錯殺了人，屬於公罪，但如果是因為徇私枉法的緣故判錯案，殺錯人，就屬於私罪。私罪量刑更重。
罪名定好了，就有相應的量刑。這三條罪名裡，有的要“杖八十”、“杖一百”，通俗講就是打八十大板和一百大板；還有的要“徒一年”、“徒二年”，也就是一年期和兩年期的徒刑，理論上要被關在一個地方做苦工，大約相當於勞改；還有的大理寺不敢定奪，需要上報。
這樣的量刑看上去很嚇人，蘇軾一個四十多歲的文人，不被打死也會被折磨死。但是，其實沒那麼嚴重：原因有三個：
一是宋代量刑不搞累加，如果犯人一共只有兩項罪名，各判八十大板和一百大板，那麼並不會合計打一百八十大板，而是隻罰最重的罪名，只打一百大板；
二是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銅來抵罪，銅是硬通貨；
三是官當制度，犯罪的官員可以拿自己的職稱抵罪。
所以七折八扣下來，蘇軾只要降職來抵消兩年徒刑就可以了。更好的消息是，因為宋仁宗皇后去世的緣故，朝廷照例舉行大赦，蘇軾連降職都不必了。御史臺當然不能滿意，他們辛辛苦苦從檢舉到拘捕再到審訊，忙了這樣一場，難道眼睜睜看著蘇軾安然無恙地回去？
在御史臺看來，就算遇上朝廷大赦也沒關係，因為蘇軾最重的罪行是十惡大罪的第六項：辱罵皇帝，大不敬。罪行只要犯了十惡，就算遇到大赦，也不被赦免，這就是所謂十惡不赦。御史臺有權反應這些意見，但定罪量刑的權力畢竟在大理寺和審刑院。難道大理寺和審刑院的官員同情舊黨嗎？
當然不是，新法推行了這麼多年，還能在權力中樞站穩腳跟的人，不可能是舊黨人士。
我們可以假想一下，把大理寺和審刑院的官員都想成充滿私心的壞蛋，他們如果純粹為了私利，應該怎麼給蘇軾定罪呢？我相信只要他們足夠聰明，就該知道文字獄的先例絕不能開，因為大家都是文化人，都會寫詩、寫文章，任何文字都存在被曲解附會的可能。如果遵循大理寺和審刑院的意見，蘇軾雖然有罪，但因為朝廷大赦，他理應獲得釋放，官復原職，銅也不必罰，板子也不必打。
被蘇軾牽連出來的那些人，罪與罰既然因蘇軾而起，也應該隨著蘇軾一起獲得赦免。當然，這不是最終判決，只能作為意見稿遞交宋神宗過目。
宋神宗一朝是詔獄大興的時代，這是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副產品。
今天我們對歷史覆盤，可以看出其中的因果脈絡，但是，借用蘇軾的話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局者總是被慣性和時勢裹挾著，並且被眼前的麻煩搞得應接不暇，很難跳出局外看問題。
宋神宗最頭疼的，就是新法始終貫徹不力。越是頭疼，狼狽的事情就越多，對負面意見和風涼話就越是敏感。就這樣，宋神宗為烏臺詩案給出了最終裁決，聖旨原文是：“蘇軾依斷，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所謂“依斷”，就是認可大理寺和審刑院的意見，但重要的是後面這個“特責”。所謂“特責”，是皇帝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一種特權。對蘇軾加以特責，意味著宋神宗雖然認可大理寺和審刑院從法律層面的判決，但自己覺得不能就這樣輕饒了蘇軾，必須貶他的官，扣他的錢，讓他不好過。
“檢校”表示臨時，“水部員外郎”是職稱意義上的“官”，“團練副使”理論上屬於差使，是負責地方軍事的副職官員，但其實只是散官，什麼事都管不到，經常被用來安置貶官的人，“本州安置”表示不能離開黃州，和流放差不多。
被蘇軾牽連的人也一併遭到特責，罪行最嚴重的王詵被“追兩官、勒停”，也就是職務停了，職稱降了。蘇轍被降職，司馬光等人被罰銅20到30斤不等，烏臺詩案到此結束。
出獄之後
這個懲處確實不算重。大概是懲處真的太輕了，蘇軾出獄那天顯得格外高興，好像完全忘記了文字獄的事。
顧盼生輝，提筆就寫了兩首肯定還會招新黨人士忌恨的詩，題目是《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複用韻二首》。
我們先看第一首：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
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首聯：滿是按捺不住的喜悅，入御史臺獄到出獄，已經一百多天，再有兩天就是新年了。
頷聯：在字面上看，是說才一出獄，就風有撲面，有鳥雀向著自己鳴叫，像是在迎接自己似的。
其實這裡暗含了兩個典故：
第一個典故是，古代有所謂風角占卜，根據風勢預測吉凶，冬至到丁巳日之間，如果有南風從某個特定方位吹來，吹滿三天，就預示著朝廷將會大赦天下；第二個典故是，魏尚做太守的時候，也經歷過詔獄，某天有上萬只鳥雀聚集在牢房附近的棘樹上鳴叫，魏尚就這個景象為自己占卜，知道自己一定會官復原職，沒多久，他果然被赦免了。這兩個典故用得非常巧妙，很有蘇軾的風格，這是唐朝詩人比不了的。
頸聯：平鋪直敘，說自己有機會喝酒了，自由的感覺恍如夢幻，試著提筆寫詩，落筆有如神助。
其實這話講得稍微有點虧心，因為蘇軾在獄中也沒停止寫詩，寫得也很出色，比如寫給蘇轍的詩裡有千古名句“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只是詩的調性滿是愁雲慘霧，沒有出獄之後這麼輕快。
尾聯：說這一場牢獄之災既然過去了，那就讓他過去吧，官場上的因果哪就那麼容易說清呢。
如果說這首詩寫出了揚眉吐氣的感覺，那麼第二首的情緒還要更進一步，簡直有豪情壯志了：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為餘投檄向江西。
首聯：說自己這輩子被才華連累了，今後寧願做個籍籍無名的人。
頷聯：相當狠辣，先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做一次牢未嘗不是好事，又把新黨人士比作被唐玄宗寵幸的鬥雞少年賈昌，說自己就算坐牢貶官，也絕對不會追隨鬥雞小兒。
頸聯：描寫自己貶官之後的處境，以陶淵明和維摩詰自比。
尾聯：感慨蘇轍曾為自己求情，結果也隨著自己一道被貶。
這兩首詩，喜氣洋洋，毫無悔意。尤其是第二首，寫出了既尖酸刻薄，又目標明確的人身攻擊，比烏臺詩案裡所有被審查的詩文還要露骨。
最要命的是，把新黨人士比作鬥雞小兒，連帶著也就等於把宋神宗比作那個走向昏庸，即將被安史之亂趕下寶座的唐玄宗了。一旦御史臺和宋神宗搜出這兩首詩，蘇軾恐怕真要喪命了。
蘇軾真的這樣豪邁到底，和身家性命過不去嗎？其實也不盡然。
在烏臺詩案之後，有追隨蘇軾的學生講過，蘇軾每每寫作詩文的時候，只要用到典故，即便是很常見的典故，也必須讓兒子和學生仔細核對一遍，生怕出錯。
蘇軾從那個在科舉考試的時候都無所謂地編造典故的才子，變成了一個束手束腳、謹小慎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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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謹小慎微的蘇軾，還能寫出好詩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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