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初年，柔然摆脱拓跋部的控制，集合草原各部，在蒙古高原上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并不断南下侵扰魏境，对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京畿地区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为了稳固边防，阻止柔然骑兵深入袭扰，且为魏军反击提供可靠的前沿基地，以方便集结军队和囤积军备物资，同时也是为了安置和控制新附的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因此北魏朝廷在都城平城以北陆续设置军镇，其中以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此六个军镇的地位最为重要，以此构建一道坚固的防御体系拱卫都城平城。

其中，出身于武川镇的豪强军人成为了后来关陇集团的核心，孕育出了周、隋、唐三代帝室家族。北魏末年动乱频发，武川豪强军人流落四方后又汇聚到一起，贺拔岳既是组织者又是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武川军人集团成形并兴盛，甚至成为了当时政治舞台上主要力量之一。本文就从贺拔岳等武川豪强军人在北魏末年战乱中的经历，看武川军事集团的崛起之路。

六镇概况

《魏书·肃宗纪》载：“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

北魏军镇与其它的地方行政单位相比，其镇民成分不同于其他的编户齐民，皆被立为军籍。后来，改镇为州时，才免为民，被编入民籍。

军镇镇民来源颇为复杂，一部分是北魏建国前，属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各部族的部落民，是最早的六镇军民。另一部分是来自胡汉各族的强宗子弟，即所谓的“良家子”。此外，还包括因坐事发配到六镇的罪犯和大量为军府所控制的救勒、柔然等族部落。

六镇中担任高级官吏的外来人多会随着任期的届满或调职而离开军府，他们对镇民的影响因其职任的不同而有强弱，但持续时间毕竟有限。而六镇豪族和部酋等早己成为军镇土著的社会上层则会长期把持军府中的许多职位，他们对身处六镇最底层的普通军人、部民影响力最大，而关陇集团中的武川籍军人大都属于这一阶层。

军镇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武川人，尤其是豪强阶层间的交往、通婚，使他们身处在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他们具有了许多的“乡里”情缘和婚姻朋友关系，从而在语言、习俗、生活生产方式、民族特征等方面表现出了许多的共通性，家族利益交织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这是他们能够在六镇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他们在动乱时能够以地域联系为纽带抱团求生。

军镇是北部边疆的第一道防线，对北魏防御体系各方面的作用巨大，所以六镇建立之初便得到北魏朝廷的高度重视。“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信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这些世代驻守六镇的豪强酋帅得到北魏朝廷物质上和仕宦上的双重优待。

六镇之乱的起因：地位降低和饥寒交迫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积极意义有目共睹，他以非凡魄力，通过和反对派斗智斗勇，成功迁都洛阳，朝着心向往之的汉家文明靠近。然而，他却忽视了被抛弃的旧都和臣民，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次改革就使六镇地区的情况一落千丈。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由于都城位于黄河以南地区，有了黄河与阴山这双重天险，六镇防御边疆、拱卫都城的作用急剧下降，柔然也基本不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整个帝国北方军事压力骤减，六镇在北魏国防战略体系中的地位随之降低。

• 六镇之乱的主要根源，是戍镇军将们失去了往日的尊崇地位。

这些军将身份愈微，鲜有升迁机遇，北魏朝廷甚至任用一些因获罪而被贬黜的将领担任镇将。“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即戍六镇者由高门子弟转变为政治罪犯，一生仕途绝望，这也是六镇祸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六镇兵乱爆发的导火索就是怀荒镇镇将于景的贪污腐败，他就是一个被废黜的镇将。

《魏书·于景传》载：“忠薨后，景为武卫将军。谋废叉，叉黜为征虏将军、怀朔镇将。”

• 另外，六镇地区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

六镇地处漠南游牧区与传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土地大多贫瘠，气候常年干旱，冬季严寒，物资累年匮乏，还屡次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使得镇民的生活愈发艰难。北魏朝廷又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赈济，造成了“自京师迁洛，边朔遥远，加连年旱俭，百姓困弊”的局面。

更糟糕的是，孝文帝改制所推行的均田制在六镇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军镇内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有限的良田多集中到了以军镇高官为代表的豪强手中，普通军士家庭所能占有的都是产量低下的“高原陆野”，加上天灾，基本的生活愈发难以保障。

《魏书·源贺附次子怀传》载，源怀在巡行六镇之时，就发现了这种情况，他上表说:“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菑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肤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

总之，孝文帝南迁之后，六镇作为北魏战略体系中的军事职能迅速减弱，北魏朝廷对其重视程度骤降。六镇镇民在面临政治地位低下，经济遭受严重剥削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的多重打击之下，为求生存，北镇社会最底层的军人和牧民，掀起了反抗六镇军将压迫的暴动，史称“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中的武川豪强的动向：从四散到合流

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由于气候的突变，柔然与北魏同时发生干旱和饥荒。草原生存压力迫使柔然南下侵扰北魏边境，但当时的北方六镇军防亦十分空虚。结果柔然“驱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去，镇民物资被大肆掠夺。

不久，初尝甜头的柔然再发兵南侵，六镇本已十分空虚，兵民几乎天天在饥饿中度过，见外敌入侵，怀荒镇兵民请求镇将于景开仓赈灾，以便抗敌。而于景却借口未得到上级命令，不予开仓，此举把已经走投无路的镇民推向了更加绝望的境地，兵民愤恨异常，遂将于景及其妻儿缚取处死，六镇之乱序幕自此拉开。

正光五年（524年），六镇之一的沃野镇镇民破六韩拔陵也杀镇将，聚众叛乱。不久，他又派卫可孤、王也不卢等攻下武川、怀朔二镇，以致“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不久，其它各部也纷纷加入，六镇基本为叛军所有。

对此，北魏朝廷已束手无策，而统治阶级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竟然病急乱投医，勾结柔然来镇压六镇义军。六镇本为抵御柔然而设，现在北魏却自己请柔然人来消灭它。孝昌元年（525年）春，阿那环率领十万大军，进攻武川镇，而西又向沃野镇，义军频频失利。由于柔然的袭击，生产组织破坏无余，致使“六镇荡然，无复蕃捍”。

以上是破六韩拔陵乱军被镇压的基本过程，但六镇之乱才刚刚开始。

• 六镇之乱开始时，一部分武川豪强就加入了镇压乱军的队伍中。

如前所述，六镇叛乱正是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北镇军人和牧民的反抗斗争。虽然六镇豪强阶层对于自己朝廷迁都后的境况很不满，但由于在六镇还有退路，所以并没有成为北镇动乱的渊薮。不过，六镇烽火燃起之后，他们必须在朝廷和叛军之间做出选择。

豪强们身处六镇社会当中，与受压迫、受剥削的镇民、牧民们接触比较多，了解他们因何动乱，也清楚自己在这场动乱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大多数认为持续的动乱将会煽动起自己宗族、部落下层的不满，促使其起来反抗，从而威胁到豪强们的利益，因而必须与朝廷合作，将动乱镇压下去。

因此，动乱之初，以贺拔度拔（贺拔岳之父）父子为首的武川豪强成了镇压乱军的急先锋。他们不但应怀朔镇将杨钧之约，前往怀朔帮助防守，而且在怀朔、武川被乱军卫可孤部攻占之后，又纠集宇文肱（宇文泰之父）、舆珍、念贤、乙弗库根、尉迟真檀等乡里豪杰，起兵攻杀了义军首领卫可孤。可见，武川镇的动乱因素并非来自内部，镇民对于从外部进攻而来的反乱民众进行了坚决抵抗，以贺拔氏为首的武川镇人自反乱伊始，就站到了反乱镇压者的一边。

• 在破六韩拔陵动乱的冲击下，武川豪强们基本都开始了南迁逃亡之旅。

在武川豪强中，叱列延庆、侯莫陈悦、斛斯椿等部落酋长和牧场主由于控制不了部民，又不甘心投降乱军，于是在动乱之初就选择率领家族、部曲逃亡。此外，寇洛大约是在武川镇被卫可孤军攻击前，率领乡亲南下。

贺拔氏三兄弟也是在贺拔度拔率领乡里豪杰攻杀卫可孤后离开武川的，他们被父亲度拔派往朔州向官军告捷，并请援兵，但还来不及返回武川，武川镇就在乱军铁勒部的攻击下再次陷落，贺拔度拔也于此役战死。因而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可能还有少量随他们前往朔州求援的贺拔氏宗族的亲信部曲，便投奔了五原的讨伐军司令广阴王元渊，并作其部将。

在破六韩拔陵包围了五原之后，元渊便被逼退往朔州。贺拔兄弟也随之迁移，接着又在恒州（旧都平城）做了行台元纂的部下，又有鲜于阿胡率领朔流民进攻恒州，恒州城中有人内应，因而陷落。在这一混战过程中，贺拔允与贺拔岳投奔了刚刚兴起于北秀容并在战乱中初具名望的尔朱荣，贺拔胜则只身转至肆州。后来肆州刺史尉庆宾与尔朱荣交恶，尔朱荣攻下了肆州州城，俘虏了贺拔胜，贺拔胜也因此在兄弟的接引下投靠了尔朱荣。

破六韩拔陵动乱间，除少量如寇洛者能够一与宗族共同南下，大部分武川豪强都属于孤身逃亡，与宗族失去了联系，而最终多投靠了尔朱荣，也有少量如若干惠的父亲树利周、宇文肱的姻亲王盟则随元渊指挥的政府军南下。

• 破六韩拔陵乱军被柔然和魏廷镇压后，六镇降户就食河北，因饥再反，武川豪强大多被卷入乱军。

魏廷联袂柔然平六镇之乱，破六韩拔陵的叛军基本被肃清，被降服的官军和寻求救济的六镇兵民人数多达二十余万。这些降户既有主动参与动乱的镇民百姓，也有反抗乱军失败后被裹挟离开本镇的宇文肱、独孤信、王盟等豪强。

由于北魏为镇压动乱所支付的军费早己使国库空虚，不得不“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根本无从调拨粮食赈济这些饥民，他们深知降户很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再度生事，所以决定把他们迁到河北富庶之地就食。于是，这二十万六镇降户就被有计划地迁往了冀、定、瀛三州，其中武川豪强主要被安置在定州的中山，其中就有赵贵、独孤信、王盟、杨祯、李虎等。

令朝廷没想到的是，由于连年天灾和沉重的赋役而变得困弊不堪，河北早已不如从前富庶根本没有余粮来养活六镇流民。另外，参与镇压破六韩拔陵动乱的豪强地位身份根本没有得到改善，他们对朝廷不加区分，一体作为乱军降人对待而非常不满。

因此，流入河北的六镇兵民再次发生动乱，这次动乱由怀朔镇降户鲜于修礼发起。不久，葛荣就继承了鲜于修礼首领的位子，合并了有柔玄镇民杜洛周所率领的义军，从而控制了整个河北地区。在这其间，除杨祯因参与镇压动乱的军事行动而丧生的外，武川豪强大都被卷入到乱军中，包括宇文肱、赵贵、独孤信、王德、李虎等。

• 流落四方的武川豪强陆续投奔北秀容（今山西朔州）尔朱荣，滏口之战后终于在尔朱氏的据点合流。

六镇之乱爆发后，就陆续有来自北镇的豪强前往北秀容去投靠契胡酋长尔朱荣。起先多是与尔朱荣家族沾亲带故的叱列延庆、慕容绍宗等代北豪强，但随着战争的蔓延和官军的不断失利，被牧子赶走的牧场主（斛斯椿、侯莫陈悦）、城池失守的地方长吏（费穆）这些负有败军失职之责的魏朝官员也开始投奔尔朱荣以避罪，而更多的则是寇洛、李弼、破六韩孔雀、樊子鹄、斛律金这样的北方豪族。

贺拔三兄弟也在孝昌二年（526年）七月恒州陷落后加入到尔朱荣军府之中。在杜洛周、葛荣两支乱军势力发展较快的孝昌三年（527年），又不断有以侯渊、念贤等武川人和高欢、尉景、段荣等怀朔人为代表的六镇豪强加入到尔朱荣的队伍当中。

后来尔朱荣在滏口之战中，用七千骑兵战胜了坐拥数十万众的葛荣，六镇流民纷纷投降，而其中的武川豪强也因此在尔朱荣摩下重新聚首。至于流落梁朝的杨忠在永安二年（529年）随梁军陈庆之部返回北方，当梁军被尔朱荣大军击溃后，杨忠投降尔朱荣，被尔朱度律招为帐下统军。至此，六镇之乱爆发后，陆续逃离家园，成为无根之萍，流落四方的武川豪强，终于完成了大团圆！

六镇之乱后，武川集团的崛起

• 贺拔岳在西征中表现出色，成为武川集团的领导核心，此次西征也是武川军人集团的发端。

贺拔岳能够成为武川军人集团领袖的原因有三点：第一，贺拔氏家族在武川豪强中本身就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在尔朱荣集团内部，贺拔氏兄弟具有的较高地位；第三贺拔岳本人曾做过太学生，可谓才兼文武，能力出众。

贺拔岳与其兄贺拔允在投奔尔朱荣时是只身投靠，最多有少量部曲或兵士跟随，在尔朱荣军府内个人势力不大。但随着武川军人加入进来，贺拔岳凭借自身种种条件，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并成为他们中的领导核心。

六镇之乱之时，形形色色的城民、豪强乱军的轮番围攻下，魏军主力被牢牢困在太行以东动弹不得;关陇地区守备空虚，如此形势给了万俟丑奴率领的关陇叛军极大的发展空间。

北魏永安三年（530年），为镇压关陇叛乱。尔朱荣以尔朱天光为主帅，贺拔岳、侯莫陈悦为左右大都督，组建了一支约有千人的西征军入关平叛，整体来讲，西征军的主体乃是以武川豪强所组成的乡兵集团为主体的。

西征初始，面对关陇强敌，主帅尔朱天光畏敌不前，西征军士气极为低落。这时贺拔岳挺身而出对西征军重新振作至关重要，在战争中贺拔岳的军事才能得到完美的展现，这与尔朱天光的畏敌如虎形成了鲜明对比。强者姿态出现的贺拔岳让这些士气低迷的军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也让他们与贺拔岳的关系日渐亲密。

在西征军中，贺拔岳实际扮演了战役总指挥的角色，因此“天光虽为元帅，而岳功效居多”，战胜后，他“加车骑将军，增邑二千户，进封樊城县开国伯。寻诏岳都督径、北豳、二夏四州诸军事，本将军，径州刺史，进爵为公，改封清水郡公”，贺拔岳的官爵终于追上了两位兄长和侯渊、斛斯椿、樊子鹄等尔朱荣手下大将。而跟随贺拔岳出生入死的宇文泰、李虎、侯莫陈崇、寇洛、赵贵等人也个个加官进爵。

• 尔朱荣死后，武川军人集团脱离尔朱氏的控制，独占关中，走上了割据称霸之路。

同年九月，尔朱荣被刺杀于洛阳宫内，尔朱氏内部再未出现一个能整合尔朱氏集团各方力量的人物来充当领袖。

贺拔岳也一直关注着关东势态的发展，认为尔朱氏诸贵很难战胜高欢，所以当尔朱天光遣使询问对敌策略时，“岳报曰:`王家跨据三方，十马殷盛，高欢乌合之众，岂能为敌？然师克在和，但愿同心戮力耳。若骨肉离隔，自相猜贰，则图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见，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进可以克敌，退可以克全。”

虽然贺拔岳对尔朱天光委婉地指出了尔朱氏集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劝告他不要亲身犯险，应留在关中“以固根本”，但尔朱天光东出决心已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并留其弟显寿镇守长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悦率军随他一同出关。

《周书·文帝纪上》载“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而计无所出。太祖谓岳曰:`今天光尚迩，悦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袭长安，令太祖轻骑为前锋。太祖策显寿怯懦，闻诸军将至，必当东走，恐其远遁，乃倍道兼行。显寿果己东走，追至华山，擒之。”

在继续忠诚尔朱氏，最后同他一起覆灭，还是险中求生，反尔朱而据关陇的选择中，贺拔岳选择了后者，并找来宇文泰等亲信将领一起商量对策，就有了上述的对话。普泰二年（532年）三月，贺拔岳联合侯莫陈悦奔袭长安成功，使武川军人集团从此脱离尔朱氏贵族的控制，成为一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高欢也在韩陵大败号称二十万众的尔朱氏联军，代替尔朱氏执掌朝政。高欢集团与洛阳朝廷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双方都想将入关之武川集团拉入自己营中。节闵帝登上皇位后，也对事态的发展有所预料，便封贺拔岳为岐华秦雍诸军事、关西大行台、雍州牧，设想如有不测，以便入关去避难。

后高欢弑杀节闵帝，拥立元修为帝，即孝武帝，改普泰二年为太昌元年，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仍同前朝一样紧张。朝中大将斛斯椿，南阳王元宝炬等都劝帝加强禁军力量，以与高欢之势力进行断决。同时，孝武帝还将重臣王思政派往关中去联络贺拔岳，将贺拔胜配置于荆州，以备后用。至此，贺拔岳在关内暂时没有竞争对手，实际上已独占关中，武川军人集团也因此走上了割据称霸之路。后来，贺拔岳和他的武川军人集团通过扩军和招揽人才又进一步增强了军团实力，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之一。

结语

534年，在高欢的挑拨下，侯莫陈悦袭杀了贺拔岳。起初，高欢在占领尔朱荣所据的关东时，曾打算召回贺拔岳。但随岳入关陇者多是武川同乡“豪杰”，有着独立的思想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再加上处于真空的关中地域，贺拔岳拒绝了高欢的召唤。据《北史·贺拔岳传》载，永熙二年，高欢为了吞并关陇地区，派人去关中离间贺拔岳与侯莫陈悦。在高欢的策划下，侯莫陈悦才袭杀了贺拔岳。

在贺拔岳遇害后，武川军人集团没有分崩离析，宇文泰在集团大多数成员的推举下成为集团领袖，集团势力日益壮大，与高欢分庭抗礼。

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宇文泰迎魏孝武帝，“七月丁未，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太祖备仪卫奉迎，谒见东阳驿。”以帝命都于长安，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西魏建立后，武川军人为中心的六镇武人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在关陇集团的酝酿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虽然后来山东势力的崛起、内部力量的分化削弱，其地位有所衰微，但其势力一直影响到了隋唐之历史。

参考文献：

《魏书》、《北史》、《周书》、《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理论“解析》——贾海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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