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来自山西、居住在武汉的66岁退休车床工人王先生，与9名家人一同从广州飞抵新加坡开启假期之际，不会预料到自己平生第一次出国，会在一家外国医院里度过整个农历新年。
2月19日，作为新加坡首例新冠病毒确诊患者，王先生正式治愈出院。与他同日出院的还有另外4人。但也是在同一天，新加坡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诊总数达到84例，仅次于中国和日本。
随着疫情的发展，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性和新加坡本身的人口流动特性，让这个这个地理面积狭小，人口密度极高的东南亚枢纽国家，面临不小的挑战。
目前，新加坡境内的本地感染人数已超过境外输入人数，同时越来越多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开始出现。2月7日，新加坡将疫情警报级别提升至“橙色”，为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第二级，与2003年应对SARS的级别相同。这一举措随即引发全城恐慌性抢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得不在次日出面，发表电视讲话以安抚民众情绪。
一周后的2月14日，李显龙再次发生，坦言疫情“非常严峻”，并称该国经济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内受到冲击。路透社报道引据花旗和马来亚银行的经济分析师预计，新加坡的疫情应对计划至少需要7亿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35.1亿元）资金。
17年前，这个东南亚小国受到SARS（非典）疫情侵袭，238人受感染，33人死亡。17年过去了，当新一轮疫情袭来时，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首例病患治愈出院
抵达新加坡的两天后，王先生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在新加坡中央医院里一住就是28天。
“当时我是希望利用假期到外头看看，听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错，我来了以后在酒店待了一天，第二天下午有点发烧。第三天早上起来，又去量了一下体温。36度，我就感觉正常。下午的时候又开始发烧，有点热，一量，38度多。所以我儿子就建议到医院看一下。”病愈后仍戴着口罩的王先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回忆起一个月前的经历。
刚开始王先生想找一家普通诊所，但儿子建议去新加坡最好的中央医院。“他那个决定还是非常英明的。当时我自己心里想，假如有这个（患新冠肺炎）可能性，就不要给新加坡人民带来痛苦，所以我尽早去医院治疗，到医院我就放心了。”王先生称，尽管自己在医院度过了整个春节，但医护人员对他非常好，“大年初一吃了饺子，正月十五吃了汤圆。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语言沟通不算畅通，但是他们的关怀很容易看得出来。每个人的工作责任心非常强，从酒店到医院，大部分人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负责任。”
“出院后最想做的，就是吃一碗热干面。”长住武汉的王先生说。
王先生是新加坡总共34名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之一，截至19日，新加坡治愈率为40%。
当地时间2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新冠疫情媒体通报会上说，他对新加坡为探测病例、追踪接触者和阻止传播所做的努力印象深刻。他说：“新加坡正在不遗余力地检测每一起类似流感疾病和肺炎的病例。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发现冠病出现社区传播的证据。”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指出，与中国一样，新加坡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我们希望看到考虑周详、以循证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这些措施必须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平衡两者有时很困难。目前，在中国采取的策略与战术性做法是正确的……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做法也是。”瑞安说。
非典后设立预案制度
作为中国以外最早发现并确诊新冠病例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政府的反应比其应对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的H1N1（猪流感）疫情时，显得要更快。
1月23日，新加坡卫生部报告了国内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次日，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万里之外发表了“远程讲话”：敦促新加坡人保持冷静和警惕。他说，新加坡政府已经做好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充分准备。
在讲话中李显龙透露，新加坡政府已经按照SARS后拟定的预案，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联合工作组，由卫生部长和国家发展部部长共同主持，以应对疫情。“我们（新加坡）很脆弱，但我们会竭尽所能阻止病毒传播。”上述跨部门应对小组组长黄循财说。
从新加坡政府今年2月3日发布的一份关于政府对此次新冠病毒的整体回应的声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加坡政府在疫情最初阶段的反应过程。
声明称，2019年12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披露被告知在中国武汉发现了一系列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新加坡接获这一消息后，于2020年1月2日开始对从武汉到达新加坡的所有航班乘客进行体温检查。
1月22日，由于预计到病毒带来的威胁，新加坡政府决定，按照预案成立跨部门应对工作组，协调各个政府机构以应对疫情。第二天，新加坡确诊了首例病患。随后政府发布对湖北的旅行警告，并将机场的体温检查范围扩大到了所有从中国来的航班。
新加坡政府的跨部门工作组预案是在2003年SARS疫情后设立的。该机制包括一个由九人组成的部级委员会，对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提供战略和政治指导。这种精简的政府机制在2009年的H1N1疫情期间再次得到强化和“实战演练”，并被证明可以更高效地应对瞬息万变的疫情。
武汉籍的新加坡媒体人张怡对此深有体会。在疫情发生后，她就接到新加坡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她最近有没有去过武汉。“据我了解，有一支大约50到70人的团队在做这个定点排查工作，专门排查和湖北有关的人士，很有针对性，效率也非常高。”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2月4日，新加坡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召开记者会，宣布在国内新增的病患中，开始出现没有中国旅行史的病例。2月6日，一名41岁新加坡公民被确诊而感染源头不明，证实病毒已出现有限的社区人传人现象。
从疫情开始之初，在新加坡政府和主要媒体的网站上，每一起病例的身份、感染途径和活动历史都可以方便地找到相应的记录。
新加坡确诊病例信息图，病例的相关信息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正是因为对所有确诊病例以及其密切接触者都尽可能做到详尽的调查并及时公布，目前新加坡大部分确诊病例都可以清晰地归类到5大组病例群中，病毒传播途径清晰。这样一旦有不明源头的病例出现，警报就很容易拉响。
然而近期，随着越来越多传染源不明的案例出现，有担忧的声音认为疫情可能已进入新的阶段，新加坡政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疫情进入新阶段？
转折点出现在2月7日。新加坡卫生部当天宣布，除了之前已辨别确认的几组有限的群体性传播和多起独立的输入性传播病例外，新加坡国内已发生多起来源不明的社区传播，相关新增病例感染源头并不明确，患者都是新加坡本地人，近期也没有中国旅行史。这一趋势在此后几天的新增病例中也继续得到证实。
由于这些来源不明病例的出现，新加坡卫生部门在2月7日将警戒提高到“橙色”，与2003年SARS疫情时的级别相同。
对于采取这一举措的原因，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解释称，本地有限的群体性传播是指“对于这个传播集群，我们可以确定所有涉及的来源，我们有他们的名字，有发病的症状可寻。我们对这个特定的集群采取措施，就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
然而他补充说，如果有多个集群，无法确定其感染源，那这就可以被认为是广泛的社区传播。“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将提升风险评估。”他说。
有专家担心，这种源头不明的社区人传人现象可能是感染大规模扩散的征兆。
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的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主席戴尔·费舍尔（Dale Fisher）13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表示：“疫情已经蔓延到了其他地方。在新加坡，我们正处于爆发的起始阶段。”
就在新加坡政府2月7日将疫情警戒级别提升至橙色后，新加坡社会随即引发了一阵恐慌和骚动。人们涌向大街小巷的超市抢购各种生活用品，一时间人心惶惶。
新加坡市民超市抢购
张怡亲身经历了这股非理性的抢购潮。“那天我特意去看了一个在我家旁边，平时没什么人去的高档超市，居然门口排的队也有好几十米长。甚至连厨房纸也抢完了。在新加坡这么久，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她说。
在此情况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迅速出面作出回应。8日，他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未来新加坡可能还将出现更多源头不明的确诊病例，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民众应做好心理准备以随时应对任何新状况。
他同时也强调，新加坡日常用品供应充足，民众不必慌张，也无需囤积食物及日常用品。疫情考验着社会的凝聚力与韧性，希望民众能够保持平常心态，因为“恐惧比病毒更具杀伤力”。
李显龙讲话
李显龙指出，目前中国湖北之外的疫情致死率仅为0.2%，而流感的致死率是0.1%，称“从致死率上来看，新冠肺炎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而其传播性则比SARS更广，所以遏制其传播会更困难。
李显龙进一步表示，如果未来确诊人数持续攀升并且继续让所有疑似病例住院接受隔离，那么新加坡的医疗资源将难以应付。鉴于该病毒致死率维持在一般流感的低水平，因此政府将鼓励那些出现轻微症状的人看家庭医生并在家休养，而老人、儿童以及有其他并发症的人应入院治疗，以便集中医疗资源。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但我们得预先考虑，提前做出准备。所以我才与你们分享这些可能性，好让我们都对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他说。
民众对李显龙的讲话和对当前疫情的解读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表示出担忧，认为新加坡这是在“放弃”防控，而另一些人则对政府显示出足够的信任，认为政府这种“轻度干预”的态度显示出疫情不会变得那么糟糕。
此前在农历春节期间，新加坡为庆祝节庆，分别连续举行了上万人规模的“妆艺大游行”、洛阳大伯公宫元宵万人宴、印度大宝森节等大规模群体性活动。一些民众对此颇有微词。
近两周后，据路透社20日报道，新加坡官员承认两周前那个引发生活用品抢购局面的提高警戒级别的决定，存在一些“误读”。
新加坡或成疫情传播全球观察样本
截至20日中午，据《联合早报》统计，新加坡累计的84起确诊病例中，境外输入23例，本地感染61例，其中17例感染源不明。
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之一、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重点研究项目主任王林发对澎湃新闻表示，对于近期新加坡病例的上升，可能和政府采取的严格频繁的检测有关。
“SARS后，新加坡政府、临床医生、科学家和公众在处理类似的事件时更为警惕和合作。而一个更高效的检测和报告系统，自然更容易发现出更多的病例。”他说。哈佛大学传染病动态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报告，也印证了“新加坡疾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的能力使其病例数偏高”的说法。
据路透社20日报道，新加坡至今已隔离了近2600人，该国卫生部门官员称，要找到这些人，需要航空公司交出飞行人员名单、在安全监控中跟踪病人的动向，并请警方调查人员进行搜查等。
张怡也认为，李显龙的演讲可能被一些人误读了。“在当时社会情绪极为紧张的背景下，他首先要安抚民心。其实新加坡政府一直是外松内紧，新加坡的医疗能力在SARS之后也不断得到演练提升，所以我对政府的应对有信心。”她说。
亲历2003年SARS和2009年H1N1的前《海峡时报》副总编辑Alan John也认为这次的疫情的确非常严重，但是并没有SARS那么可怕。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并与我们所有人及时沟通。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会在一夜之间变得糟糕。我们还不知道它会传播到什么程度。如果未来确诊数字急剧上升，我预计政府将不得不改变做事的方式。”他对澎湃新闻说。
尽管理性上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信心，张怡承认，心中还是会有担心。她远在武汉的舅舅已经确诊在医院隔离治疗。“他告诉我，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得上这个病的。”她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那么这里（新加坡）的医疗资源肯定是不够用的。”
张怡表示，这也正是一些人的担忧，尽管新冠病例目前病亡率低，但传播能力不低，引发的严重程度也并不低，如果疫情一旦在新加坡大面积爆发，将有社会秩序失控、病床资源冲击严重的风险。
同样的担忧在其他一些国家也能听到。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长、曾发现埃博拉病毒的微生物学家皮奥特（Peter Piot）就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他表示，如果疫情在英国大爆发，英国的公立医疗系统“国民保健制度”（NHS）可能会不堪负荷。
“即使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的死亡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感染人数巨大，仍会导致很多人死亡。”他说。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发生？谁也不知道。”张怡说。
不过，在应对疫情发展的不确定下，新加坡疫情治理的样本性意义受到关注。据《环球时报》2月16日报道，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流行病学家、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系终身教授詹妮弗·布埃伊（Jennifer Bouey）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以外大规模爆发、甚至转变为全球性流行病的风险性至少为“中等”，而该病毒在新加坡的传播情况将成为衡量这一风险的关键点。她进一步分析称，一方面新加坡气温较高，可观察高温环境能否让该病毒自然消退，不过，鉴于新加坡可能已出现社区内传播，高温可有效抑制病毒的判断还为时过早。 另一方面，新加坡具有发达的公共卫生系统，尤其对感染病例的追踪体系十分完备，倘若在此背景下疫情仍然在该国出现较大规模爆发，则非洲、拉美等不具备发达完善的卫生保健系统的国家将面临很大风险。
不仅如此，作为国际商业会议和旅客的重要目的地，新加坡与世界的人口流动的密切关联度，使其既难以抵挡疫情的侵袭，也进一步“助推”了疫情的蔓延。据BBC报道，今年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最终导致了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
“要谨记，我们是开放经济体，也是国际运输中心，”黄循财说，“所以我们要尽全力压制病毒扩散，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公开资讯，亦与外国的卫生部门紧密合作。”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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