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氏為滬上望族 ，清代中葉以經營沙船業起家。以鬱氏家族為個案，從地域遷徙 、職業更替、婚姻圈變化到財富的聚散 ，反映出前近代中國社會本身具有一定的流動性 ，表現出相當的活力。鬱氏家族作為通商開埠前後上海著名的經商家族，對當地社會有著多方面的影響。
今天筆者以清代中葉從事沙船業的上海鬱家為例，探討鬱氏家族自清代中葉興起到清末的變化，通過這些變化考察這個家族的興衰歷程。作為上海本地的一個家族，鬱家在開埠前後的變化，是探討傳統向近代社會演變的一個很好視角。
一、上海鬱姓
鬱氏為滬上著姓，但源出不一，筆者所研討的鬱家為黎陽鬱氏。從鬱氏後人所修黎陽鬱氏家譜》來看，他們確認的始祖是鬱建臣。鬱建臣，世居嘉定南翔，約生於清初，其事蹟不詳，所謂"隱德不曜"。其子鬱文鼎，生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卒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職業是教讀。
一般說來，要研究一個家族需先敘述四種事實，即：一是氏族的由來，例如遷徙、改姓等；二是世代的蟬聯，即祖孫父子的血緣關係；三是每個人物的簡單事蹟；四是族與族之間的婚姻關係。圓據此，我們首先要了解鬱家的世系狀況。
鬱家族譜
從一世鬱建臣，傳至九世錘庠、錘圻、錘棣他們這一輩，已是清末了。鬱家一至九世歷經有清200餘年。這200多年間，鬱氏家族發生了許多變化，概況起來，有這麼幾個方面：
第1， 地域上的遷徙。一世至四世，主要生活在嘉定縣南翔鄉。從五世鬱潤桂開始，遷往上海縣城。
第2， 職業上的變動。一世到四世，或耕或讀，為典型的耕讀世家，如二世鬱文鼎，終身"以讀書講授其裡之子弟"，三世鬱金相者，"尤敦篤，雖窮貧樂善不倦"。而四世鬱遇春去世甚早，留下兩個兒子，潤桂6歲，潤梓3歲，因家境貧寒，再無力讀書。鬱潤桂"不能不事生計，年十三棄舉業至滬為賈，以貨殖所入奉其大父母及母薛太宜人"。
第3， 初隨人學做生意，後營沙船業，因以起家，於是在上海縣城內東喬家浜購地建宅。。這是鬱家子弟在職業上的重大轉變。不久，潤桂的弟弟潤梓也來滬"佐兄營沙船業"。幾代下來，鬱氏儼然成為上海著名的經商家族。到了晚清，隨著沙船業的式微以及近代新職業的出現，鬱家後代在職業上又有了新的選擇。
第4， 婚姻圈的變化。受地域、職業的影響，早期鬱氏家族的婚姻狀況主要侷限於南翔一隅，門當戶對，多出自農耕家庭。到了上海後，隨著財富的聚斂與身份、地位的提高，娶嫁上也發生了變化，婚姻圈逐漸擴大。到了九世"錘"字一輩，其"妻室"籍貫在地域上已遍及上海、杭州、紹興、蘇州、海鹽、吳縣、松江、常州各地，而不僅僅囿限於本邑了。
同時，鬱家注重與江南世家望族的聯姻。而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娶妾者增多。婚姻狀況的變化直接影響到鬱氏家族的血緣網絡圖的繪製。地域流動、職業更替、婚姻圈的擴大，鬱氏家族的這些變化都發生在上海開埠之前，由此可見，前近代中國社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流動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家都比較關注科舉制度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活力，認為從趙宋王朝開始，從兵權、財權、政權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政個社會結構發生明顯變化，中央集權的加強，貴族與地方勢力逐漸削弱。
曾經望族的衰落
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原與世族相對的庶族、寒族勢力快速崛起，進而泯滅了兩者的界線。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門閥勢力日益衰落，社會趨於平鋪發展，政治漸趨鄉土化。平民家族的昌盛，便是這種社會演進的必然趨勢。
在科舉制度造就大量的科第世家、官宦大族的同時，實際上，商人家族也在迅速成長併產生影響，給傳統中國社會生活注入了活力。
如果說科第望族主要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產生影響，那麼，那些經商家族側重在經濟與日常生活領域發揮著他們的作用。到了清代，隨著捐納制度的出現及實施範圍的擴大，使得擁有雄厚錢財的商人有機會廁身於紳士階層。
在地方上，他們不僅以財力稱雄傲視一方，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他們發出的聲音也愈來愈響，影響也愈來愈大。鬱氏家族自嘉定南翔而入籍上海，由耕讀之家轉化為經商家族，通過"營沙船業"聚集起萬千財富，至19世紀40年代上海通商開埠前夕，鬱家已成為當地著名的"紳商"家族，對地方事務有著重要影響。
二、經營沙船業：鬱氏家族興起的一大關鍵
鬱潤桂從南翔遷往上海，這是嘉定鬱家的重要轉折。而研究這一支鬱家必然要涉及上海的沙船業。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不少專家、學者從各個角度不同層面對上海沙船業的興衰及在上海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作用進行探討，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這裡，我們主要就鬱氏家族與上海沙船業發展的關係進行討論。
上海沙船模型
鬱家從事沙船業，始於鬱潤桂。但有關鬱潤桂的資料較少，特別是反映他如何闖入沙船業的細節性資料更缺少。我們僅僅知道：鬱潤桂生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年而孤銳，志讀書，故金相公(潤桂的祖父)愛特甚，然家貧，不能不事生計，年十三棄舉業至滬為賈，以貨殖所入奉其大父母及母薛太宜人"。
以後所記載的都是他經營沙船業後成功的經歷。一個長期在嘉定從事農耕生產的家庭，其子弟到了上海，如何於短時間內在投資大、競爭激烈的沙船行業立足，靠的是什麼?這始終是一個謎。
康熙二十三年收復臺灣
康熙二十三年(1684)，隨著臺灣的收復，各處海禁始弛。此後，開海禁，設海關，除違禁品外，其它商品的貿易漸趨自由，蘇州、松江等地的一些商人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逐年增多，規模也愈來愈大。
松江府上海縣有一個叫張元隆的船戶，據稱擁有洋船百艘，其自置船艘皆以百家姓為號，頭號趙元發，二號錢兩儀，三號孫三益，四號李四美，五號週五華……這些船隻經常往來貿易於東、西二洋及關東等處，他還在各地開店設鋪，家擁厚資。
當時的上海
可見當時上海的一些船商已經擁有相當的實力。到了乾嘉年間，上海更成為"江海通津，東南都會"，東西南北洋貿易拓展，這時候的上海沙船業興盛一時。上海港一帶的船商皆結幫成行，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沙船業中分本幫、北幫、南幫，各有幫口，分線航行。沙船所載主要是號貨，承接行號生意，都有相對固定的約運之號。
一些沙船本身就是由設在上海的號子經營，這些號子大多集中在東門外沿黃浦江一帶。"黃浦之利，商賈主之。而土著(著)之為商賈者，不過十之二三"。本地商人能佔十之二三已經不錯了，因為那時的上海已是五方雜處之地，閩粵浙魯客商雲集。
在當地商人中，一些人的背景與鬱潤桂很相似，促使他們下海經商的部分原因就是家道中落而不得不廢書學賈。同樣是來自嘉定的錢氏子弟，如錢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貧，不得已廢書學賈"。
這樣的例子當時還不少。這些貧寒子弟一旦經商，能吃苦耐勞，一些有膽識、善經營者，憑藉上海港口所營造的有利環境，在短時期內迅速成長起來。人們對鬱潤桂的評價是："性警敏，遇事勇敢有為，確然持可不可居平罕臧否，而於事之成敗，人之邪正，物之徵貴徵賤，決之輒驗……"
正是個人所具有的這些品行能力，使這位13歲離開家鄉南翔的少年經過多年上海商界的搏擊，到嘉慶年間已經成為有名的本幫鉅商。隨著生意的興隆，在家鄉的弟弟鬱潤梓"乃奉母至上海，佐兄營沙船業，作事勤慎，崇尚信義，性情豪爽，不苟取與，而手足又融洽無間，以故營業日隆，因各購屋作久居計而入籍焉。嗣後我鬱氏之得商業鼎盛聲華丕著者，其基實肇於斯"。
鬱氏後人在回憶家族歷史時，都不無感慨地寫到：就是潤桂、潤梓兄弟"以孤露奮起，乃克光大門閭，而入籍滬濱又始於此時，真吾族歷史之一大關鍵也。"。
潤桂兄弟經營沙船業的成功，這不僅是鬱氏家族興起的一大關鍵，也使本幫諸船商的實力發生變化。自康熙弛開海禁以來，上海"號商"、"船商"各家的力量處於不斷消長之中。
民間對上海沙船業的研究
上海船戶中，康乾年間(1662—1795)以張、朱姓為首，而崇明東鄉的湯源興、沙益、張元利等人也都是遠近聞名的富戶。到嘉道之時(1796—1850)，鬱、王、沈、朱諸家相繼崛起。鬱，即指鬱潤桂、鬱潤梓兄弟，頗善經營，輝煌之時，擁有沙船70餘艘，僱工2000餘人，店肆遍於各處。還有王文源、王文瑞兄弟所創設的"王利川"字號，擁有沙船上百艘，在上海、南京等地建起了自己的碼頭。
滬上沙船業鉅商逐漸形成了一股風氣，不以積粟為富，而競相造船。當時建造船隻的費用不小，私家富室對船艘又有很多要求，故造價特高，"其船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匯、寶山、上海土著之富戶。每造一船，須銀七八千兩。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號，故名日船商"。
曾經的外灘沙船
造一船費銀七八千，足見這些船商資金之雄厚。此時，沙船常聚於上海的多達三千五六百艘，大小分有四號。特大者載重150噸，多為5桅。大號沙船長30餘米，載重75噸，船上設三具鐵錨，最大者重700公斤。中、小二號，尺寸按比例縮減，小號載重30噸。
沙船承運的貨物量居各船種之首，往來於關東等地，運販油、酒、豆餅等貨。商船會館的建立，是前近代上海商業貿易昌盛的標誌。該會館位於南市會館街，創設於清初，崇奉天后聖母。
其大殿戲臺始建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經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葺，添造南北兩廳，規模初具。此後隨著上海商船業發展，商船會館屢屢擴建。嘉道年間，正是鬱家在上海沙船業中的興起之時。
鬱潤桂、鬱潤梓兄弟靠經營沙船，累積起鉅額財富，他們作為號商，積極參與了商船會館的許多事務。道光六年(1826)三月，一代富商鬱潤桂病逝，享年54歲。遺下二子，長子彭年，字堯封，號竹泉，後任商船會館的總董；次子松年，字萬枝，號泰峰，亦商亦儒，名揚海內。
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鬱森盛足紋銀餅壹兩
生於嘉慶元年(1796)七月，少壯經商，承繼父業，創辦森盛沙船字號。其識見獨高而能知人，家譜上評論："吾家為滬上巨族，其致此之由雖賴馥山公(即潤桂)創其基業，而發揚光大則在公(彭年)。"此說是符合事實的。至彭年主持之時，"大船有八十餘號，凡沙船出洋猝遇颶風擱淺，拋棄貨物至船浮而止，名日松船，故沙船航海事業非魄力雄偉不足以當之，而公獨能勝任愉快無絲毫損失者，真莫大之幹才也"。
鬱彭年因此而被承辦海漕水各號商公推為領袖，在商船會館中被舉為總董。此後，彭年建造貨棧船棧以利商家，又於本邑開設各種行號，其資本充足、規模宏大者如鼎泰典、萬聚醬園、豐泰、利昌豆麥行等分號，幾遍松太屬各縣，經商手腕之大於此可見。
老上海錢莊為沙船業提供資金與便利
在這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沙船業與錢莊的關係，"上海自有沙船業，而後有豆米業……蓋因豆米業之發展，北貨業隨之而開張，款項之進出浩大，金融之調度頻繁，錢莊業順其自然，得有創業成功之機會"。
道光年間，鬱彭年經營鬱森盛沙船號，擁有沙船近200艘，為便利貿易，陸續開設了錢莊、典當鋪。可惜，彭年本患有氣喘病，因一意經商，多年勞累過度，終於在咸豐三年(1853)病發辭世。彭年去世後，雖經其弟松年及子侄的勉力經營，然由於時局的變化、戰亂以及受上海通商開埠後西人勢力侵入的影響，上海的沙船業總的說來已經走過了它的輝煌期。
儘管鬱家在沙船業中仍保持著一定的地位，但已非昔比。在彭年的幾個兒子中，繼承其業的是次子熙繩。鬱熙繩，號正卿，字亦泉，弱冠入庠，父親離世後，由他總管家產。"其時沙船已歇，行號猶存，因經幾番匪亂，市面蕭條，營業一落千丈，勢必至此。"
鬱熙繩雖心存振興舊業之志，意欲重振鬱家雄風，然時勢如此，終究無可奈何。熙繩後入仕途，做過江蘇海運總董，也曾在商船會館中主持事務。在光緒十八年(1892)的重修商船會館碑記》裡，我們可以查到鬱熙繩、鬱熙成等人的名字。
熙成乃潤梓之孫，兆年的次子，曾為商船會館"經帳司事"，然考其經歷，頗可回味。熙成從小就讀於私塾，習四子五經書，旁及珠算，15歲入陳豐記沙船號，從陳氏習業，此時鬱家產業已不復當年，25歲兼江蘇海運局委員，"然總以寄人籬下，不能自立為恥"。
嘗與沈少南集資開辦頤昌錢莊，後也虧累。因先人在商船界之地位聲望，熙成39歲時出任南市商船會館總司帳兼仁善堂交際科主任，家境復有好轉。熙繩熙鹹先後卒於光緒六年(1880)，光緒二十年(1894)。此後，鬱家子弟經營船業者漸少，其志趣發生變化，在職業上又有了新的選擇。
沙船業是開埠之前上海資本最為雄厚的行業，對上海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它促進了各區域間的商品貿易，江南的棉花棉布、湖絲綢緞，不少就是借道海上而進出於上海的。嘉慶初年，上海港聚集的沙船數以千計，"松太所產(棉布)，卒為天下甲，而吾滬所產，又甲於松太。山梯海航，貿遷南北………沙船之集上海，實緣布市"。
棉布以外，豆麥是又一運輸大宗，"其間貿易最巨者，首推雜糧、油餅"。國有許多本地的沙船善走關東、山東一線，每年載豆往來，若履平地。
道光初年，大運河梗塞，河運漕糧陷於癱瘓，清廷遂設海運總局於上海，試辦海運。道光六年(1826)，共僱傭上海的沙船千艘，以沙船為主力，分兩次裝載蘇省漕糧160萬餘石，沙船再次發揮了它的作用。其時，上海港沙船穿梭，滿載各地土貨而來，易取上海、江南百貨而去。
上海縣城東近黃浦江一帶，帆檣如林，蔚為壯觀。船商們從中斂聚起萬千錢財，達到"家資敵國"的程度。從鬱潤桂、鬱潤梓到鬱熙繩、鬱熙成，鬱家前後三世經營沙船業，跨越嘉慶、道光、咸豐、同治諸朝。靠沙船業起家，繼而發達，這使得原本在嘉定從事農耕生產的鬱氏家族一躍成為滬上一大望族。
三、在地方擔當"紳商"的角色
按張仲禮的說法："一般持紳士身份者必須具有某種官職、功名、學品或學銜，這種身份會給他們帶來不同的特權和程度不等的威望。這些紳士在任職期間或退休致仕後都能在地方上發揮一定的作用，產生廣泛的影響。在紳士集團中，又劃分為上層、下層，上層則由學銜較高的以及擁有官職(但不論其是否有較高的學銜)的紳士組成。
鬱家在嘉定地方原為耕讀家庭，亦耕亦讀，懷抱著對科第世家的嚮往，讓子弟孜孜不倦地讀書，但鬱家前幾代始終沒有人獲得功名。遷居上海後，涉足商海，靠經營沙船業大獲成功。
在帶來滾滾財源的同時，鬱家也渴望在社會上贏得聲譽，於是通過捐納途徑謀取身份，這就是張先生所說取得紳士資格的"異途。鬱潤桂、鬱潤梓兄弟及他們的後代，由捐納而成為例監生、例貢生者不少，由此使鬱家也躋身於紳士階層。
既已成為紳士，其禮儀、衣冠、排場等等，自然不同於平常人家，在地方上開始受到士民、官員的尊重，享有特權且更有勢力。但他們終究是商人，擁有厚資，有其經營的領域，在許多方面他們也會有自己的利益，這有異於一般的靠科舉考試出身的官紳。這種"紳商"的角色在清代地方社會中的作用與影響值得關注。
作為紳士，都要"承擔若干社會職責。他們視自己家鄉的福利增進和利益保護為己任。在政府官員面前，他們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們承擔了諸如公益活動、排解糾紛、興修公共工程，有時還組織團練和徵稅等許多事務……"
鬱潤桂等鬱家子弟在晉升為紳士後也承擔起了若干社會職責，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賑災救荒，廣行慈善之事。
家鄉遇到饑荒災難，往往由紳士出面賑濟，而作為商人出身的紳士，財力豐厚，所以更有能力捐資出力。嘉慶十九年(1814)，上海大旱，米價飛漲，"貧民乏食。鬱潤桂"先於是秋囑商船歸申浦者各帶米一二百石，他船效之，積米遂多"，而且首先減價糶米，市價頓平。道光三年(1823)，上海又發生水災，潤桂設法賑災，"傾囊輸助"。本地有同仁堂向制棉衣額給貧民，但"人浮於額，號寒者未偏其惠"，於是鬱潤桂"每歲增設棉衣褲數百件以給所未給者。
鬱家人的種種善舉義行，一方面博得鄉民的尊敬，使其家族享有聲譽，同時也承擔了官府無法顧及的事務，為身處絕境之民提供了一條生路。這對於穩定地方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地方官員自然十分讚賞他們的行為，鬱潤桂等人因此而得到官方的褒獎，潤桂本人曾"得旨議敘加九品職銜"。
他的兩個兒子也繼承了樂善好施的品行。長子彭年"平素廣行善舉，滬上各大善堂莫不有其捐款"。次子松年"樂成人之美，濟人之急，甚至義冢掩埋亦必親臨監視，歸併同仁、輔元兩善堂後，捐助冢地藉以整頓，並創設育嬰、果育、普育等堂，諸善畢舉"。二、參與修橋鋪路、興修水利、修葺學宮等。
在傳統中國的地方社會里，事關路橋、河道等公共事務的興辦，大多靠眾人集資，鑑於紳商在地方上具有的某種號召力，特別是他們的財力比較雄厚，所以一些公益事業經常由他們來籌劃主持。
作為一方富室，鬱家就經常捐資，出力甚多。道光十六年(I836)，城隍廟戲臺重建，鬱家的鬱森盛號捐足錢700千文，名列第二。三、事涉公共安全與公共利益，紳商當負起一定的職責，這其中也必然涉及到與官府的關係。
鬱家興起之時，恰值道光、咸豐年間，上海乃至中國面臨著"千年未遇之變局"，風雲變幻，在這種局勢下作為紳商他們又是如何表現的呢?鬱家以其資產稱富一時，並在當地紳商中具有相當聲望。
道光十三年(1833)，上海創設文廟灑掃局，司事者分司總、司季、司月幾個等級，鬱松年曾列司總之位。這一位置頗具象徵意義，代表著鬱家的實力與名望。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人攻打上海，地方危急。初五日，為傳統的端午節，上海縣令設席春澤堂朱氏總局，請各大小董諭令守城之策，且急募壯丁。
城中大董8人，他們分別是：瞿應紹、曹洪集、金樹濤、沈希轍、朱增慎、朱增惠、鬱松年、徐渭仁。從他們的身份來看，或是舉人，或是監生，都是通過正途或異途獲得功名的紳士。
鬱松年與當地紳士一起為保全地方獻計獻策，出力捐資。但這年上海城還是被侵略者攻破，擾亂之際，土匪串同貧鄰搶劫鬱家，鬱家遭受較大的財產損失。後雖查獲，但鬱彭年兄弟"大度包容，概不深究"。
上海灘"小刀會事件
此後，上海縣城內發生的小刀會事件又使鬱家受到沉重打擊。咸豐三年(1853)，小刀會在上海起義。此時鬱彭年剛去世，"兄歿後值癸丑之亂，家人盡逃，松年守兄柩不去"，此間經歷於其所錄日記中都有詳細記述。
清軍圍城，民食艱難，鬱松年出資購糧救濟縣民，並捐出銀兩八萬給起義軍，"復又捐十數萬，聞現在逼伊二百一日常捐"。鬱松年對小刀會的捐助，此事非常敏感，"大營官署得此聞，示以兵餉軍需目。這就是所謂"外捐官兵，內捐賊匪，鬱家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小刀會被鎮壓後，鬱家與官府的關係極其微妙，從官方文獻、時人記載及鬱家的資料來看，都說是鬱家主動捐銀。
據同治《上海縣誌》所載："(松年)克復後捐銀二十萬兩，請永廣上海學額府學額各十名"，得到朝廷同意，松年由此加鹽運使銜。與鬱傢俬交甚篤的王韜也說："(鬱松年)捐輸二十萬金，備築墉堞。"
在其日記中則這樣評說："(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泰翁(指鬱松年)捐輸銀二十萬，王雪軒藩使(有齡)大為表揚，謂其毀家紓難，與眾蒙恩，以後永廣上邑文十名、武九名，松江府文武十名，誠曠古未有之盛典也。才美而又額廣，拔幟何難。"
鬱氏家譜更詳細地談到鬱松年與他的侄子捐款的情況：至成豐五年始平。眷屬由周浦回來，復得一家團聚，喜出非常。其時兵燹之餘，瘡痰滿目，曾祖考(松年)慨然與堂叔祖考心卿公合捐善後經費銀二十萬兩，官廳即用以修葺城垣。
又值國家多事之秋，國庫空虛，曾祖考呈請吉撫憲，願輸銀二十萬兩，舉國欽仰，朝廷議加以殊恩，曾祖考辭而不受，惟請增廣府縣學額以廣文化而開賢路。奉旨準如所請，並特加鹽運使銜，立碑坊於學宮欞星門。又出資與郭氏合力遷建北天后宮。
但民間的一種猜測是官府以鬱松年"有資敵之嫌"，有心罰銀20萬兩修葺上海城牆，鬱家審時度勢，無奈捐銀20萬。後見災民困苦，鬱家又自願助銀20萬兩進行救濟。所謂"破財消災"，鬱家與官府的緊張關係由此才得以緩解。
而經此折騰，鬱家財力損失慘重。在小刀會事件以後，鬱松年仍作為捕盜局的董事，繼續履行在地方安全事務中的職責。從鬱氏家族的經歷中，我們對紳商在地方社會中所擔當的角色，以及與官府之間的關係有了一些體會。
四、財富之聚散與鬱氏子弟志趣轉移
很長一段時間，上海的發展與沙船業的興衰密切聯繫在一起，但同治以後沙船業的情況每況愈下，"道成以前邑人業此者多致鉅富，同治以來業日衰敗，船隻減少"。
大致到1863年以後，隨著"豆禁被迫取消，清政府最終在實際上放棄了政策保護，上海的沙船業迅速衰萎"，而沙船業的衰落與上海整個北洋航線航運結構的變革以及國內外時局的變化、輪船技術的革命等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沙船業的衰落，其結果直接影響並動搖了鬱家作為紳商代表的基礎與地位，因為同為紳士階層，紳商畢竟與科舉起家即"正途"取得地位的紳士不同，商人擁有的財產數額是一個敏感且極富說服力的證明。
從總的說來，鬱氏家族因沙船業的不景氣而逐漸走下坡路，財富不如以前這般滾滾而來了，另一方面，鬱家已有財富的去向上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在潤桂、潤梓兄弟時代，鬱家人一心經營，斂聚財富，其用途除日常開支外，大量置產，在上海縣城"因各購屋作久居計"，另在龍華鄉購地。
"宜稼堂"遺址
還有一部分是捐款，從事於一些慈善事業。到彭年、松年一輩，財富的用途明顯增多。道光六年(1862)，彭年、松年建鬱氏宗祠，名"宜稼堂"，位於二十六保十三圖，毗連墓田13畝。
後又有所擴展，計有地百畝，此為鬱家祭田。此外，他們在嘉定南翔也建有宜稼堂。購置田產，建造房屋，對家資鉅萬的鬱家來說，都算不了什麼。道成以來，造成鬱家財產流失的主要原因有．其一是受戰爭、時局的影響。先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人攻破上海，"擾亂之際，土匪串同貧鄰搶劫，吾家為之一空"。
後又經歷小刀會事件，前後數年，鬱家夾在起義軍與官府之間，或被多方強取豪奪，或無奈捐助，損失銀兩總計在數十萬之巨。
其二是用於築園等花費。彭年長子熙灝，號心卿，以讀書為生，不事生產，卻出手不凡。他曾在南翔槎溪西市梢走馬塘"躬自點綴建置園林，仿造嘉定秦園格式，缺曲凸凹，備極奇奧，亭臺疊石，風景宜人，費銀數十萬兩之巨"，且又好古，喜愛古玩文物，動輒千萬，嘗"得滬上沛國所藏平遠山房石刻"。
這樣的嗜好與生活方式自然極大地消耗了鬱家的財富。其三購書藏書，所費巨大。此始於鬱松年，松年少敏於學，弱冠入庠，旋補廩膳，道光二十五年(1845)恩貢生，素好讀書，曾斥巨資購藏曆代舊籍多至數十萬卷，名聞大江南北。並編述"宜稼堂叢書"6種64本，計229卷，手自校讎，附以校勘記》，類多精審可傳。
鬱氏家族的藏書在上海具有重要地位
鬱氏家族的藏書，在上海、在江南的私家藏書史上承上啟下，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值得進一步探討。
鬱家屢遭頓挫，財富或折或損，這個經商家族處於劇烈的變動之中。其中部分財產流向文化領域，則濃重了鬱家的文化氣息，"藏書之風氣盛，讀書之風氣亦因之而興"。。藏書之風與讀書之風相得益彰，營造出鬱家的書香氛圍。彭年之後，鬱家子弟的愛好與志趣明顯發生變化。
彭年的兩個兒子，長子熙灝讀書，次子熙繩經商。松年自己一生喜愛讀書，手不釋卷。他的兒子鬱熙源，字星來，號深甫，勤學好古，曾擇龍華鎮天香深處之屋為書齋，取其幽靜也。自遭難之後，"更不交遊，杜門不出"，終其一生就是讀書為伴。
這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軌跡。清初的很長一段時期，嘉定的鬱氏就是一個耕讀家庭。在經歷了富貴之後，鬱家重新復歸了追求讀書的老路。傳統中國家族自有他們內在的發展邏輯，在家境日漸衰落的形勢下，另有一些子弟依靠原有的人脈，在傳統的行業中尋覓著他們的生計。
如潤梓的孫輩熙敬(森年嗣子)業米行，熙浩(椿年嗣子)營錢業，熙成(兆年次子)初業沙船號，後營錢業；熙濂(介年次子)初業錢業，後到上海輪船招商局任職；熙乾(介年三子)營錢業……
結語：然而，這時的上海畢竟已開埠通商，新事物不斷湧現，許多方面都逸出了中國固有的傳統，為閉塞的中國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出現了一些新的職業。在傳統向近代變革之際，一些鬱家子弟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尋找適合自己的職業。
引用：《黎陽鬱氏家譜》卷 6《列祖行略》
潘光旦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上海 ：從開發走向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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