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在厄立特里亞和蘇丹的平原已經隱隱可以嗅到蝗災來臨的壓抑氣息，雖然周邊各國在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組織下開始進行撲殺，但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它的危險。

等2019年底人們反應過來的時候，沙漠蝗蟲已經洶湧澎湃地覆蓋了大地，它們不再是每隻體重僅2.5克的弱小昆蟲，而是一個每平方公里內聚集4000~8000萬隻，日進食量相當於3.5萬人口糧的超級戰隊。當東非25年來最嚴重的蝗災瘋狂蔓延時，國人正為病毒忙得焦頭爛額，以至於顧不得中華大地上也曾有關於蝗蟲刻骨銘心的記憶：

“飛蝗遍野，食稼殆盡”。

“大蝗，絕收，人相食，餓殍載道”。

“死者相枕，盜掘食新死人，至父子相食用，行人路絕……”

身為一個農業大國，古代中國最畏懼的三大自然災害就是水災、旱災和蝗災。據我國著名的昆蟲學家鄒樹文先生統計，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1908年的2630年內，共發生嚴重的蝗災455次。由此足見蝗蟲為災的狀況在我國曆史上是非常頻繁的。

明朝學者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寫道：“兇飢之因有三, 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為災，尚多幸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裡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 過於水旱。”嚴重的蝗災爆發時，別說植物了，就連牛馬的毛髮和旗幟布帛都被吃掉，比水旱之災要嚴重得多，這真是恐怖的場景過後是更加恐怖的饑荒，蝗蟲造成顆粒無收，餓肚子的人沒辦法，只能相互吃……小小的蟲子，卻是人間地獄的幕後黑手。

然而，中華民族還是挺了過來，還是成為了一個農業大國，創造出舉世矚目的輝煌文明。那麼在與農業史幾乎相始終的蝗災史裡，古人是怎麼做的呢？

一、從唯心到唯物

在生產力有限、對自然的瞭解匱乏的情況下，人們認為自然災難的降臨是上天對於君王的懲罰，想要免除，就必須懺悔和祭祀，以求神明諒解與憐憫（“凡災害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董仲舒），因而史書中將蝗災歸罪於政府的橫徵暴斂或者帝王的連年用兵，也就不足為奇了。

大概是覺得朝廷剝削老百姓時兇殘的樣子和蝗蟲一樣吧，兩漢時期開始，不少人認為蝗災不能防治也無需防治，只要統治階級修身養性為上天所見，自然可以化解。

這種德化之說在今人看來自然荒謬至極，可當時大家就是吃這一套，放任蝗蟲肆虐，還影響深遠。到了唐開元四年（716年），山東蝗災，宰相

姚崇屢屢上奏力主滅蝗，為百姓爭得口糧。這樣的真知灼見居然引起“德化派”瘋狂反對。他們說：“蝗為天災,自宜修德”，“蝗是天災, 豈可制以人事。外議鹹以為非。又殺蟲太多, 有傷和氣”……

連玄宗也覺得大面積滅蝗太過造孽，多虧姚崇力排眾議，據理力爭，親自主導滅蝗，數月內扭轉局面，共撲殺蝗蟲900萬擔。

雖然無法完全根除人們對於蝗蟲的畏懼心理，但從此之後，仁政滅蟲的說辭再也不像以前甚囂塵上，人們清楚地知道，只要掌握了適當的方法，蝗蟲是可以被消滅的。

面對蝗災，從唯心到唯物，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轉變。

牛河梁遺址出土紅山文化玉蝗蟲

二、滅蟲諸法

1.絕蝗根——從源頭下手：

徐光啟指出“涸澤”是蝗蟲蟲卵的聚集地，因此只要人們積極把荒地都開墾成農田，在耕作的過程中就可以使蟲卵大量暴露出來，從而將其殺死或者深埋，使其不能正常孵。同時還可以變蟲為肥料，有利於生產，可謂一舉兩得；

除了無差別打擊，人們還形成了精準鎖定的經驗：“攜帶鋤耙，四出巡視，凡見地上有無數小孔，形如蜂巢，及土微高起處，並上年蝗集之所，其土中皆有遺子，應即掘出，以水煮之，或以火燒之”。也就是主動尋找上一年蝗蟲產卵的土堆，予以消滅。到了清代，民間還發明瞭用自制殺蟲劑（百部草濃汁、濃鹼水、陳醋混合液）殺死蟲卵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