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無論何種學派學說，要隨時事的改變而做出相應的調整
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不管在哪個時代，做學問既要有理有據，還要結合時事，知行合一也。不能一味閉門死讀書，讀死書。明·董其昌說：“自然天授之，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其意大體為，理論知識要結合實際，除了讀書明智之外，還要多去了解時政要聞，深入民間百態；不要宅在家裡以百科縱論天下，用鍵盤指點江山。
董仲舒的新儒學，是以儒家經典《春秋》為基礎博採眾家所長，彼此融為一體，包羅萬象；使新的儒學體系適應當時西漢從政治上、思想上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即迎合了漢武帝的心思，其中“君權神授”等神學的元素更容易讓目不識丁的百姓輕易理解和接受。如果董仲舒不是見聞廣博，沒有深入瞭解普通百姓的思想形態；而是一味讀書，引經據典而成的學問，那麼他的學問就一定是佶屈聱牙，晦澀難懂的。
董仲舒以儒學為核心，吸收其他學派的理論，創建了完全符合當時社會需要的統治哲學思想框架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創建了新的儒家思想體系，深得漢武帝的讚賞。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義》裡指出，“君臣、父子、夫婦之義都來源於陰陽之道。”“君主為陽，臣子為陰；父親為陽，子女為陰；丈夫為陽，妻子為陰”，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董仲舒主要代表作《天人三策》，《士不遇賦》，《春秋繁露》等
- 不管何種學派、何種學問都不全是為統治者（皇帝）服務的，也要考慮到如何讓普通百姓理解和接受；廟堂和民間兩者間的需求從來都是大相徑庭的，甚至是矛盾的，而董仲舒的新學可以兩者兼顧就不簡單了，“董聖人”之稱名副其實。《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西漢文學家劉向說，“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將董仲舒列於伊尹與呂望、管仲與晏嬰這些公認的賢相之上，雖有誇大，亦可見其才望高雅，世所罕見。
- 西漢建立初期連年征戰，國家的政治、經濟都陷入了困境。漢初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民生，富強國家，因此黃老學說的“休養生息”和本身包含的法家思想在漢初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漢武帝時期，雖然前有“文景之治”，但是長期對外用兵和統治階級的窮奢極侈，賦稅、徭役日益苛重，百姓怨聲載道，因此急需一種更為主動的學說來加強國內的思想統治的建設。
- 漢初，漢高祖劉邦大肆分封宗室子孫，在實行郡縣制的同時，分封了一些王國。諸侯王權力很大。王國勢力的發展，嚴重威脅中央政權的統治，漢武帝繼位後，頒佈“推恩令”就是為了削奪諸侯王的權力。董仲舒以儒學經傳《公羊春秋》中的“大一統”為基礎提出“春秋大一統”的主張，其意是天主宰萬物生靈，皇帝是天的兒子，即天子，代天行使權力，統治臣民。全國臣民都要服從皇帝的統治，諸侯王也要聽命於皇帝。
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當時漢武帝提出三個問題，一問人性的本質，二問堯的有為和舜的無為、忠臣和姦臣兩者間的矛盾，三問各個朝代統治思想的不同。可以看出漢武帝問的不是一時的權變之術，而是既可針對時弊的解決之策，又可使國家長治久安的大道，董仲舒連上三篇策論對答，即歷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也叫《舉賢良對策》。
“君權神授”壓制百姓造反的思想，"天人感應"制約皇權的的手段
- 古代皇帝那至高無上的權力，讓某些意志不堅定的皇帝漸漸迷失在其中，做出一些昏庸無道的決策，因此歷朝歷代的賢臣無不苦尋制約皇權的辦法。董仲舒第一策就講天人感應，引用陰陽家的圖讖諱書之學來解釋天與人之間的聯繫。說人的善惡，治亂，上天會有感覺的，並通過一些象徵符號來體現出來，這些象徵符號有的是圖形，就是圖讖，有的是一些讓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就是緯書，至於圖讖諱書的解釋權當然是歸儒家儒生所有。為了限制皇帝權利過大，後世明朝應該是百官左右皇權最成功的朝代。以其禮儀，神權等束縛皇帝的權限，不能任由皇帝獨攬朝政、濫用權力。
- 光是限制皇權的話，那漢武帝包括後世的統治者也不是傻子，想要使儒家發揚光大就得想辦法來維護皇權。因此董仲舒第二策就講了君權神授，說皇帝的權力是上天賦予的，所以皇帝都是“天命所歸”，大家就不要想著謀反了，畢竟天命不可違。至於陳勝、吳廣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都是錯誤的，不可信的。其實在我國奴隸社會的周王朝時，就有武王“受命於天”，自稱周天子，一切“禮樂(政令)征伐(軍令)自天子出”。在西方一些國家的早期文化中也有類似的說法。
- 董仲舒最後一策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和秦始皇“焚書坑儒”，只以法家治國的政治主張是一個道理。但是秦始皇統一臣民思想採用的是暴力手段，所以後世文人士子一致評價其殘暴不仁，而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就要高明的多，從思想上奠定了儒家成為唯一統治哲學的歷史地位。從奴隸社會的家國天下到封建社會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主義制度的轉型，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各國混戰，這個特殊的時代造就了百家爭鳴，孔孟創立儒家也由此而始。百家學說各有主張，對統一的國家來說是禍亂的根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例如鬼谷門下的縱橫家。因此儒家成為當時唯一的統治哲學思想，無論對皇帝、朝堂、國家，甚至對董仲舒個人來說都是利大於弊的。
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
古埃及的法老(國王)也自稱為“太陽的兒子”，巴比倫的漢謨拉比王自稱為“月神的後裔”。羅馬的奴隸主為了鎮壓奴隸起義，篡改了原始基督教的革命內容，重新解釋教義，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最先用“理論”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並進而論證“君權神授”，為羅馬帝國的對內專制和對外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論根據。直到十七世紀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還宣稱他的權力來自上帝，以反對資產階級革命，維護其專制制度。
董仲舒思想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
原本，董仲舒思想應該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可是一直沒有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點宋明理學家，尤其是程朱理學，對董仲舒是不大看得起的。第二點，從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方式為出發點，用對立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來劃分的話，那董仲舒思想無疑是唯心主義的典型。
《春秋繁露》是中國漢代哲學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學著作。為漢代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
- 研究宋明理學的人很容易以宋明理學的眼光去打量董仲舒，這就會發生歷史錯位。宋明理學是中華帝國時代後期的統治哲學思想，儘管大行其道，但奠定儒家兩千年統治思想基礎的不是他們，而是董仲舒。宋代以來的封建帝國後期是走向衰落的，在這個歷史時期的儒學中，程朱理學並沒有什麼創新，其“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主張是抱古守舊的，更是歪曲孔孟聖人本意的。
- 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不僅如此，到了“文革”的時候，對史學研究的方式方法是極“左”的，董仲舒更是被稱為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諸如此類的帽子很多。我們不能站在現代的哲學思想角度去衡量公元前歷史人物的思想政治主張，那麼董仲舒思想是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在我國古代社會普遍的迷信文化背景下，將神學元素融入儒學統治思想中無疑更貼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如果用現在高度發達的科學理論去評判的話，鬼神之說當然是錯誤的。
- 從《春秋繁露·基義》中的“三綱五常”我們可知，董仲舒完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第一次大轉型的思想理論建構。從社會歷史形態的角度來說，第一次社會大轉型是由“王權時代”向“皇權時代”轉變的。轉型以前，夏、商、周時期屬於典型的“王權時代”，以宗族生活方式為主，是“家-國-天下”的政治統治結構，比如周武王將天下分封給姬姓宗親子弟，天子直轄一國作為宗主國來統治四方的諸侯國。到了秦始皇的時候，政治形態開始發生轉變，主要表現為廢除分封制，施行郡縣制，將外姓大臣派往各地來協助皇帝治理國家。
- 春秋戰國無疑是社會形態轉型的過渡時期，因此百家爭鳴，學說思想層出不窮，到了秦朝法家先行一步確立了君主專制政權的統治思想。法家助嬴政開創了天下大一統的千秋功業，可是到後來天下一統，需要休養生息、止戈養民了，而法家沒有順應時代潮流去改變和完善自身的思想主張，依舊遵循原有制度，嚴苛刑法，加上秦朝繁重的勞役和兵役，還有六國舊貴族的虎視眈眈，秦在極短的時間內滅亡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漢代董仲舒創立新儒學思想體系就是為了與時俱進，過去的經傳典籍，聖人學說是值得借鑑的，但不能生搬硬套，一成不變的拿來就用。畢竟聖人生活的時代與當下的社會形態截然不同，那麼他們的學問是有其歷史侷限性的。
董子（董仲舒）確立了中華帝國儒學的核心價值觀
結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了統一思想，對封建王朝的集權統治和社會的安定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必須清楚做學問的初衷是為了什麼，是為了服務於大眾的；而不是為了將其高高捧起，在某個小圈子裡曲高和寡。紅辰認為做學問的最高境界就是返璞歸真，通俗易懂，像董仲舒的新儒學思想被後世封建王朝延用兩千年不是沒有道理的。至於後來程朱理學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生澀難懂，以至後世的大儒們窮經皓首，讀了一輩子書都不知道聖人的本意究竟是什麼，那就是另一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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