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无论何种学派学说，要随时事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
不管在哪个时代，做学问既要有理有据，还要结合时事，知行合一也。不能一味闭门死读书，读死书。明·董其昌说：“自然天授之，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意大体为，理论知识要结合实际，除了读书明智之外，还要多去了解时政要闻，深入民间百态；不要宅在家里以百科纵论天下，用键盘指点江山。
董仲舒的新儒学，是以儒家经典《春秋》为基础博采众家所长，彼此融为一体，包罗万象；使新的儒学体系适应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即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思，其中“君权神授”等神学的元素更容易让目不识丁的百姓轻易理解和接受。如果董仲舒不是见闻广博，没有深入了解普通百姓的思想形态；而是一味读书，引经据典而成的学问，那么他的学问就一定是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
董仲舒以儒学为核心，吸收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完全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统治哲学思想框架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创建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里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都来源于阴阳之道。”“君主为阳，臣子为阴；父亲为阳，子女为阴；丈夫为阳，妻子为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主要代表作《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等
- 不管何种学派、何种学问都不全是为统治者（皇帝）服务的，也要考虑到如何让普通百姓理解和接受；庙堂和民间两者间的需求从来都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矛盾的，而董仲舒的新学可以两者兼顾就不简单了，“董圣人”之称名副其实。《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西汉文学家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将董仲舒列于伊尹与吕望、管仲与晏婴这些公认的贤相之上，虽有夸大，亦可见其才望高雅，世所罕见。
- 西汉建立初期连年征战，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陷入了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民生，富强国家，因此黄老学说的“休养生息”和本身包含的法家思想在汉初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虽然前有“文景之治”，但是长期对外用兵和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赋税、徭役日益苛重，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急需一种更为主动的学说来加强国内的思想统治的建设。
- 汉初，汉高祖刘邦大肆分封宗室子孙，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了一些王国。诸侯王权力很大。王国势力的发展，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统治，汉武帝继位后，颁布“推恩令”就是为了削夺诸侯王的权力。董仲舒以儒学经传《公羊春秋》中的“大一统”为基础提出“春秋大一统”的主张，其意是天主宰万物生灵，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天行使权力，统治臣民。全国臣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
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当时汉武帝提出三个问题，一问人性的本质，二问尧的有为和舜的无为、忠臣和奸臣两者间的矛盾，三问各个朝代统治思想的不同。可以看出汉武帝问的不是一时的权变之术，而是既可针对时弊的解决之策，又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道，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对答，即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也叫《举贤良对策》。
“君权神授”压制百姓造反的思想，"天人感应"制约皇权的的手段
- 古代皇帝那至高无上的权力，让某些意志不坚定的皇帝渐渐迷失在其中，做出一些昏庸无道的决策，因此历朝历代的贤臣无不苦寻制约皇权的办法。董仲舒第一策就讲天人感应，引用阴阳家的图谶讳书之学来解释天与人之间的联系。说人的善恶，治乱，上天会有感觉的，并通过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这些象征符号有的是图形，就是图谶，有的是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就是纬书，至于图谶讳书的解释权当然是归儒家儒生所有。为了限制皇帝权利过大，后世明朝应该是百官左右皇权最成功的朝代。以其礼仪，神权等束缚皇帝的权限，不能任由皇帝独揽朝政、滥用权力。
- 光是限制皇权的话，那汉武帝包括后世的统治者也不是傻子，想要使儒家发扬光大就得想办法来维护皇权。因此董仲舒第二策就讲了君权神授，说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所以皇帝都是“天命所归”，大家就不要想着谋反了，毕竟天命不可违。至于陈胜、吴广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是错误的，不可信的。其实在我国奴隶社会的周王朝时，就有武王“受命于天”，自称周天子，一切“礼乐(政令)征伐(军令)自天子出”。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早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 董仲舒最后一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和秦始皇“焚书坑儒”，只以法家治国的政治主张是一个道理。但是秦始皇统一臣民思想采用的是暴力手段，所以后世文人士子一致评价其残暴不仁，而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就要高明的多，从思想上奠定了儒家成为唯一统治哲学的历史地位。从奴隶社会的家国天下到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主义制度的转型，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混战，这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百家争鸣，孔孟创立儒家也由此而始。百家学说各有主张，对统一的国家来说是祸乱的根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例如鬼谷门下的纵横家。因此儒家成为当时唯一的统治哲学思想，无论对皇帝、朝堂、国家，甚至对董仲舒个人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
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古埃及的法老(国王)也自称为“太阳的儿子”，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自称为“月神的后裔”。罗马的奴隶主为了镇压奴隶起义，篡改了原始基督教的革命内容，重新解释教义，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最先用“理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并进而论证“君权神授”，为罗马帝国的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直到十七世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还宣称他的权力来自上帝，以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其专制制度。
董仲舒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原本，董仲舒思想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可是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宋明理学家，尤其是程朱理学，对董仲舒是不大看得起的。第二点，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式为出发点，用对立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来划分的话，那董仲舒思想无疑是唯心主义的典型。
《春秋繁露》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学著作。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 研究宋明理学的人很容易以宋明理学的眼光去打量董仲舒，这就会发生历史错位。宋明理学是中华帝国时代后期的统治哲学思想，尽管大行其道，但奠定儒家两千年统治思想基础的不是他们，而是董仲舒。宋代以来的封建帝国后期是走向衰落的，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中，程朱理学并没有什么创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主张是抱古守旧的，更是歪曲孔孟圣人本意的。
- 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不仅如此，到了“文革”的时候，对史学研究的方式方法是极“左”的，董仲舒更是被称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诸如此类的帽子很多。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的哲学思想角度去衡量公元前历史人物的思想政治主张，那么董仲舒思想是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在我国古代社会普遍的迷信文化背景下，将神学元素融入儒学统治思想中无疑更贴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如果用现在高度发达的科学理论去评判的话，鬼神之说当然是错误的。
- 从《春秋繁露·基义》中的“三纲五常”我们可知，董仲舒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思想理论建构。从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来说，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由“王权时代”向“皇权时代”转变的。转型以前，夏、商、周时期属于典型的“王权时代”，以宗族生活方式为主，是“家-国-天下”的政治统治结构，比如周武王将天下分封给姬姓宗亲子弟，天子直辖一国作为宗主国来统治四方的诸侯国。到了秦始皇的时候，政治形态开始发生转变，主要表现为废除分封制，施行郡县制，将外姓大臣派往各地来协助皇帝治理国家。
- 春秋战国无疑是社会形态转型的过渡时期，因此百家争鸣，学说思想层出不穷，到了秦朝法家先行一步确立了君主专制政权的统治思想。法家助嬴政开创了天下大一统的千秋功业，可是到后来天下一统，需要休养生息、止戈养民了，而法家没有顺应时代潮流去改变和完善自身的思想主张，依旧遵循原有制度，严苛刑法，加上秦朝繁重的劳役和兵役，还有六国旧贵族的虎视眈眈，秦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汉代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思想体系就是为了与时俱进，过去的经传典籍，圣人学说是值得借鉴的，但不能生搬硬套，一成不变的拿来就用。毕竟圣人生活的时代与当下的社会形态截然不同，那么他们的学问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董子（董仲舒）确立了中华帝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结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统一思想，对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和社会的安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必须清楚做学问的初衷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服务于大众的；而不是为了将其高高捧起，在某个小圈子里曲高和寡。红辰认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返璞归真，通俗易懂，像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被后世封建王朝延用两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后来程朱理学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生涩难懂，以至后世的大儒们穷经皓首，读了一辈子书都不知道圣人的本意究竟是什么，那就是另一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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