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是社会大动荡时期。根据《晋书·地理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东汉桓帝三年，汉朝人口曾达到5648万，但到三国时期，人口则仅剩下767万（其中魏443万、蜀94万，吴230万）。这中间，即便刨除动乱年代人口大量流动、统计无法准确的因素，这一时期人口的损失也是触目惊心的。正如马端临所言：“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1]关于造成当时人口锐减的原因，前文已有申述，即：战乱和瘟疫。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两种灾祸给人带来的心理反应却有重要不同。比如，对于人祸，人可以选择逃避，或者以儒家的正义原则抨击社会的黑暗和反人道，甚至由此激发起重整山河的雄心壮志。比较言之，瘟疫导致的灾难则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自然。在医学知识匮乏的古代，人除了被动接受瘟疫的摆布似乎别无选择。对于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士人借以抒愤的社会批判失去了对象，拯世济物的雄心也会陷入“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窘境。也就是说，由瘟疫所昭示的，不是可以通过人力改变的社会问题，而是无常的命运感。[2]曹丕提出文学不朽论，其直接诱因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瘟疫。按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曹丕的《典论·论文》应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3]这一年正是一场大瘟疫在中原肆虐的时期，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已经去逝外，王粲、陈琳、应瑒、刘桢、徐幹一时都成了牺牲品。关于这场瘟疫给曹丕带来的巨大心理影响及其与文学不朽论的关系，可参照如下文献：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躯，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4]
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5]
这两段引文分别是曹丕与友人王朗、吴质通信的片断，一作于建安22年冬，一作于建安23年，与《典论·论文》形成了相互参证关系。显然，当志士试图靠一世之功“立德扬名”，但迎来的却是瘟疫对生命莫名其妙的剥夺时，生命的无常和荒诞之感将比任何时候都变的严重，要为后人留下一些可资纪念之物的愿望也会变的强烈和紧迫。在与吴质的通信中，曹丕所讲的“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暝”，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他之所以反复与友人提到《典论》和自己诗赋的整理问题，似乎就是要为朝不保夕的生命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延续的替代物。
曹丕《典论·论文》讲：“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从曹魏时期文学队伍的组成及创作繁荣的状况看，以文章承担起使人不朽的任务确实并非妄言。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似乎都少不了乱世流离给人带来的巨大心理创痛，这也即是古人所谓“哀怨起骚人”、“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真义。曹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诸种灾难的聚集期，也是汉王朝确立的价值和信仰的全面幻灭时期。在这样一个时代，除了时而感时伤世、时而壮怀激烈的情感之外，人似乎被剥夺了一切。或者说，除了以文学形式传达人生的诸种哀感之外，再也没有其它东西适合作为心灵的归依。
（选自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 《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一。
[2]汉末至魏晋（尤其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集中爆发的时期。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论疫气》描述当时疫情云：“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见《后汉书·五行志》）。
[3]参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2页。
[4]《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5]《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附录一：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
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憃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选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附录二：
曹植《论疫气》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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