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破产法”自2007年实施以来，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都未具体涉及到普通的自然人，因此也被称为“半部破产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资产不断增长，个人和家庭参与炒股、炒房，以及贷款消费的比例越来越高，因贷款和信用卡透支造成个人资不抵债的情况时有发生，“个人破产”一词多次被提及，2019年下半年以来，关于个人破产法制度的确立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企业破产法》起草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表示，破产制度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发挥作用和功能。此次疫情下，很多中小微企业和一些创业者遇到困难，现在正是推进个人破产制度的契机。
李曙光强调，个人破产不是让个人的债权一免了之，而是对之甄别，依法免除欠债者一定的债务，能够使其重新通过努力实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但是首先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其次要有专业的队伍来进行甄别。
“实际上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个人破产清算，即豁免债务；二是制定个人破产重整的还款计划。”李曙光表示，两种方式如果应用到基于疫情导致的个人债务无法偿还的场景中，可能会有效帮助中小微企业主，给予企业主一个基本的依据。
在他看来，个人破产制度迟迟未被推出，并非因为技术性的问题难以解决，主要是大家对个人破产制度在观念上的不理解，其次是不相信法制和规则的力量。
“我觉得个人破产制度的推进，一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李曙光说，个人破产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规则，它是对整个社会观念、文化进行改变的基本规则。目前技术问题都已经克服，或者说已经超越那个阶段。
谈及个人破产中的财产边界问题时，李曙光表示，财产边界问题已经没有疑问。他以财产公开制度举例说，虽然现在个人财产没有公开的概念，但是有关资金的交易现在都有记录，且可追溯。
李曙光称，现在唯一的争议是家庭成员或家族之间的转移财产行为。但是现在网上交易都有记录，破产前转移出来的交易都是无效的，可撤销、追溯的。即便是现金交易也可以追溯，且现金交易量较小。
针对最具争议的破产逃债问题，李曙光表示，西方国家也存在该现象，但是对该行为的惩处很严厉，因此我国在这方面的刑事处罚要跟上。
“所以我认为没有技术问题，主要是制度规则的跟进问题，关键是要有配套的规则和配套的队伍。”李曙光说。
李曙光还建议，在配套队伍的建设中要公私结合，对于贫困的人群，政府可以安排有公职的管理人来提供基本服务；而对于有钱的转移私产的人群，可以拿出其中的20%雇佣专门的私人管理人去追溯查询。
李曙光强调，现在推出个人破产制度的最好时机，希望立法机关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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