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政治形势极度严峻而著称的朝代。但在

任何一个朝代，缓解和宽松都是绝对的和长期的

就明代而言，两个条件都符合的只有一个时段，即洪武时期。两个条件勉强符合的也只有一个时段，那就是正统时期。

市民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与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城市的繁荣直接导致市民文学的繁荣。而城市的繁荣与否，则决定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洪武时期的严峻形势及对娱乐的严厉打击

为了争取民心，明初实行了对士人较为优待的政策。一批较有影响且颇具才华的文人被召到南京，委以重任；一批元朝遗老及社会名流被召到南京编修《元史》，而且来去自由。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定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各地不断发生的新问题，包括江南士人对新政权的冷淡态度，明太祖对形势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编修前朝历史，是每一个朝代争取民心的重要举措

洪武四年（1371）三月，刘基致仕，明太祖手书问天象。刘基回答说：“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明太祖对刘基的说法十分不满，声称：“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可见二人在对形势的认识和立法的思想上已产生重大分歧。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明太祖以严治国、以猛救弊的思想也逐步升级，江南地区曾经一度繁荣的元末明初市民文学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厉的打击。

明太祖与刘基在形式的认识和立法的思想上已有重大分歧

朱彝尊对明初的文化环境有一段充满向往的评述：

孝陵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日历成编，和黄秀才有作；大官高宴，醉宋学士有歌。顾天禄经进诗篇，披之便殿；桂彦良临池联句，媲于扬言。韵事特多，更仆难数。惟其爱才有及，因之触物成章。宜其开创之初，遂见文明之治。江左则高、杨、张、徐，中朝则詹、吴、乐、宋，五先生蜚声岭表，十才子奋起闽中，而三百年诗教之盛，遂超轶前代矣。

王世贞对明初文化政策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朱彝尊或者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是和明朝遗老一样有怀旧之心。事实上，明太祖固然喜文，但《洪武正韵》等篇的制作正在于建立模式和规范。制作《洪武正韵》和九奏乐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导中和、崇治体”，都是为了革除“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和“淫词艳曲”。而朱彝尊所谓的江左、中朝、岭表、闽中诸子，则均在洪武时遭受荼毒。王世贞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

当是时，诗名家者，无过刘诚意伯温、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师。刘虽以筹策佐命，然为谗邪所间，主恩几不终，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辞迁命归，教授诸生，以草魏守观《上梁文》腰斩。袁可师为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忤旨，伪为风癫，备极艰苦，数年而后得老死。文名家者，无过宋学士景濂、王侍制子充。景濂致仕后，以孙慎诖误，一子一孙大辟，流窜蜀道而死。子充出使云南，为元孽所杀，归骨无地。呜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

以高启为首的“明初四杰”均被杀或被罢

“士生于斯，亦不幸哉”，这才是当时文人的真正感受。而悲剧不只是发生在刘、高、袁、宋、王数人身上。清朝人陈田《明诗纪事序》中列举的35位著名文人，曾被征辟为官的有32人。而在这32人中，竟有9人被杀或被害致死，他们是：刘基、汪广洋、高启、张羽、徐贲、谢肃、孙蕡、黄哲、王偁；因事得罪的有3位，他们是杨基、唐肃、刘崧。也就是说，在明初被政府起用的著名文人中，有将近一半被杀、被罢，其中包括地位最高、名气最大的刘基、汪广洋和高启。而与市民联系最为密切或本身就是市民的“吴中四杰”或“明初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则无一幸免，且其中三位被杀。

政治形势的严峻，导致了人们心理上的恐惧。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叙了下面这个故事：

黄钺字叔扬，苏郡常熟县人。少明敏好学，家无藏书，钺日游市肆中，见书，不问古今，即借观之，或竟日不还。是时天下新定，重法绳下，士不乐仕，人文散逸。诏求贤才，悉集京师。钺父见其子好学甚，恐为郡县所知，数惩之不能止。

身为丞相的汪广洋尚且不能幸免，普通人更是不敢自招灾祸

在这种高压气氛中，只能是人人自危。好学便是招祸，连喜欢读书都唯恐郡县得知，哪里有闲情雅意谱曲作词而自招灾祸。况且，一切娱乐，几乎都予以禁止，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娱乐和淫词艳曲一样，只会使人好逸恶劳、败坏道德，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客座赘语》记载当时的“榜文”对军人学艺者的惩罚：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巡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永乐九年（1411）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明会典》则记载了当时的法令对音乐舞蹈传播者乐户的歧视：

令：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又令：教坊司妇人，不许戴穿褙子。又令：乐工当承应，许穿靴，出外不许。又令：乐人衣服，许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颜色，其余不得穿用。俳、色长、乐工俱戴皂头巾，系杂色绦。凡中宫供奉女乐奉銮等官妻，本色鬏髻，青罗圆领。提调女乐，服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花圆领，镀金花带，皂靴。歌章女乐，服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裙袄，胸带大红罗抹额，青绿罗彩画云肩，描金牡丹花皂靴，奏乐女乐，服色与歌章同。

国家通过法令对文学艺术及其传播者表示公然的歧视，并用严刑峻法进行打击，包括市民文学在内的文学只能归于沉寂，洪武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发展出现断裂就不足为怪了。

“革除官妓”表现的时局变化，与市民文学发展的第二次断裂

在经历了洪武末年至宣德的短期宽松后，正统至天顺时期，明朝的政治局势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明代市民文学的发展也随之出现了第二个断裂时期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挟娼饮宿者有律耳。永乐末，都御史顾公佐始奏革之。国初，于京师官建妓饮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安远人，故曰来宾、曰重译、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时虽法宪严肃，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群婢歌侑，畅饮逾时，以朝无禁令故也。后乃浸浸放恣，解带盘薄，喧呶竟日，楼窗悬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昃归署，半已沾醉，曹多废务矣。朝廷知之，遂从顾公之言。

革除官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政治形势重新严峻的表现。

“革除官妓”是整个政治形势重新严峻的表现

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宣宗去世，继位的是年仅九岁的英宗，国家大政方针由号为“三杨”的三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司礼监太监王振主持。杨士奇既是台阁体文学的领袖，又是一位恪守传统道德的官员，从他给新君立年号为“正统”，即可知其政治倾向。

主持内廷事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三杨存在矛盾，但对于维护传统道德和秩序，立场却是一致的。《罪惟录》记载：英宗为太子时，王振即“导之以礼”，英宗“雅敬惮之”；英宗即位后，“尝与小臣击球，(王)振至而止。诘旦，驾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这番话本是攻击宣宗的，内阁杨士奇等人听了却连连赞叹：“宦官中宁有是人！”

司礼监太监王振与三杨在维护传统道德和秩序的立场上是一致的

如果不是发生了土木之变，在士大夫们的眼中，正统时期的朝政实优于宣德，原因就在于外廷的文官首脑和内廷的宦官首脑都恪守祖宗法度和贤圣道理，而最高统治者英宗也予以配合。

顾佐关于革除官妓的意见正是得到他们的支持才得以批准实行的。而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一股巨大的支持力和推动力。当时的南、北国子监首脑都是正统派的人物，南监为陈敬宗，北监为李时勉，时称“南陈北李”。《明史》说陈敬宗：

敬宗美须髯，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每升堂听讲、设馔会食，整肃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

明朝形成了一股从上到下维护传统道德的思潮

顾炎武《日知录之余》载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时的一道奏疏：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一面请求禁毁小说，一面严厉督促国子监的学生们读圣贤书。禁毁是有一定效果的，中央禁毁，地方也禁毁。在当时，并不是顾佐个人，而是形成了一股从上到下维护传统道德的思潮，并导致了政治局势的严峻。顾佐、杨士奇、王振、陈敬宗、李时勉、韩雍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也都是实权派人物。在这种形势之下，太祖朱元璋的诗词受到蔑视、宣宗朱瞻基的行为受到指责，市民文学在这一时期受到压制并再一次出现断裂便在情理之中了。

明代苏州繁荣的阊门

苏州是元、明时期最繁荣的城市，经过元末战争的摧残和明初政策的压制，至正统、天顺时才“稍复其旧”，其余可以想见。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城市的发展，政治形势的严峻对市民文学的影响也趋于减弱。

成化以后的“世风”变化与市民文学的发展

其实，即使在专制集权强化和政治局势严峻的时期，文学运动也不可能完全中止，大众乃至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特别是对市民文学的喜爱也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而且，最高统治者对市民文学的喜爱和最底层的市井之徒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以明太祖为首的皇家对戏曲由衷的爱好

李开先说明太祖之好戏曲：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

虽然“一千七百本”之说不免有所夸张，但诸王之国时，明太祖为其选名儒、选高僧，而洪武诸王中又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文学家、戏曲家，赐剧本事应该是有根据的。如果此说不虚，则康海的爱好戏曲是有家庭渊源的。而这种渊源的起始，却出于皇家。

成祖即位的当月，即“补赐”诸王乐户

当时不仅赐剧本，还赐给乐户。《明太宗实录》记，成祖即位的当月，即“补赐”诸王乐户。这是沿用洪武时的惯例。虽然为王府配给乐户从本意来说是为了各种典礼仪式的需要，但明太祖的这一举措客观上却在各王府为子孙保留了一批戏曲的种子，宁献王朱权和周宪王朱友燉便是其中的硕大者。而成祖在燕邸时，身边除了姚广孝、袁珙等出谋画策的谋士，还有贾仲明、汤舜民、杨景贤等戏剧作家。

祝允明《前闻记》说仁宗不仅好作诗，还喜作科举应试文：

仁庙好学右文，词翰并精，尤喜科举之业。在青宫已然，践祚犹不废。每得试录，必指摘瑕病，手标疏之以示宫臣。尝戏语人曰：“使我应举，亦岂不堪作状元天子耶？”

仁宗自称“状元天子”，宣宗只能屈居“会元及第”

因为父亲仁宗自称可为“状元天子”，儿子宣宗只得屈做“会元及第”：

宣宗天纵神敏，长歌短章，下笔即就。每遇南宫试，辄自草程式文曰：“我不当会元及第耶？”

虽然受到王振的严格管教，英宗对戏曲仍是酷爱。天顺时，锦衣卫以“败坏风俗”拘捕南戏班子，英宗亲自审问。一演员自陈南戏也可劝风化俗，英宗命其表演。演员唱道：“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英宗“大悦”：“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让戏班入籍于教坊司，成为合法的戏班。亲自审戏班，说明他的兴趣，而演员唱“国正天心顺”，正嵌着“天顺”的年号。

明朝皇帝在艺术上是有遗传的，成化皇帝就是一位戏曲迷

宪宗也是戏曲迷。著名的诙谐演员宦官阿丑，便是在成化时期得宠的。武宗的兴趣更胜乃父。成化及此后民歌时调和说唱词话的盛行，与宪宗和武宗的爱好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如果仅此而已，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也与宣德、正统、天顺时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是，这恰恰是明代经济发展、城市繁荣与社会风尚急剧转变的时期。

《客座赘语》有一段关于南京人请客吃饭习尚变化的记载：

外舅少冶公尝言：南都正统中延客，止当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请吃饭。”至巳时，则客已毕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肴止四大盘，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涤杯，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后散席。其后十余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桌及肴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后十余年，始先一日用一帖，帖阔一寸三四分，长可五寸，不书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书“某日午刻一饭”。桌、肴如前。再后十余年始用双帖，亦不过三折，长五六寸，阔二寸，方书“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设开席，两人一席，设果肴七八器；亦巳刻入席，申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

这是一条很普通却值得重视的材料。它详细述说了南京从正统至天顺、至成化、至弘治、至正德、至嘉靖间请客吃饭时礼节、仪式及菜蔬果肴品种的变化。

这些变化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信息：

1.由口头邀请到书面邀请，说明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都在礼节上有所讲究。而这种讲究，应该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人们已经不把吃饭当作单纯的“吃”，也就是说，吃饭的本身已经不是人们所看重的了，人们看重的是他人对自己的尊重程度。按当代心理学家的分析，人们只有解决了生存、安全等需求之后，才可能产生受尊重的需求。

2.由六人、八人共用两个酒杯到每人均提供酒杯、由合桌共食到分桌独食、由单纯的“吃饭”到设乐助兴，说明人们对饮食卫生和精神享受有了新的要求。这两个方面，都共同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城市的物质条件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财富的积累、城市的繁荣，导致了市民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的增长

在同一时期，有关的记载也见诸于各地的文献之中。以嘉靖《(广信)永丰县志》所载为例：

先是男子衣唯绸布土缣，富者间衣文绮，必袭以布，谓之“衬衣”。仕非达官，员领不得辄用苎丝。女子服饰视贫富以为艳朴。士人之妻，非受封不得长衫束带，唯婚会假之，重礼也。今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侈富逾节者，亦即多也。先是燕会果肴以四色至五色而止，果取诸土产，肴用家畜所宜，聊且具数而已。于是遇节庆，远亲近邻无弗会者。今一会或费数十金，为品至数十，剪彩目食之华，宛效京师。耻弗称者，率自摈焉，而婚族疏邈如途人者有矣。

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都是以经济的发展和物产的丰富为前提的。可见，至成化、弘治时期，城市的繁荣至少在南北两京和江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财富的积累、城市的繁荣，导致了市民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的增长。而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正是应这一需求而发生的。

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身份地位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同时发生的是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身份地位的一系列变化。成化、正德间著名文化人如桑悦、唐寅、都穆、祝允明等，都看重“润笔”费；正德时士大夫竞相“营产谋利”；成化时京师时兴“马尾裙”，士大夫热衷于“房中术”。所有这些，在过去都是惊世骇俗之事，而在成化、正德间却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王守仁掀起的思想狂飚，更激发着人们对传统道德和风尚的挑战。

这些变化对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从成化开始，明朝不仅进入了一个城市发展繁荣的新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政治上宽松自由的新时代。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陈洪谟对此深有感受：

时朝政宽大，廷臣多事游宴。京师富家揽头诸色之人亦伺节令，习仪于朝天宫、隆福寺诸处，辄设盛馔，托一二辞书转邀，席间出教坊子弟歌唱。内不检者，私以比顽童为乐，富豪因以内交。予官刑曹，与同年陈文鸣凤梧辄不欲往，诸同寅皆笑为迂。

从成化开始，明朝进入了一个政治上宽松自由的新时代

沈德符则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宽松感到诧异：

伶官之盛，莫过于正德；道流之盛，莫过嘉靖。然成化间已滥觞矣。如教坊司奉銮臧庸奏：“旧制，宿娼者犯罪追赃，不得累及乐户。犯罪止由礼部行提，别衙门不得擅拘。宜遵此制。”上下刑部议，谓盗贼赌博多匿娼家，其不知者宜依旧制，其知而容隐者，仍究问为是。若犯罪者，则不由兵马(司)拘提，宜如所奏。上允之。以伶人而敢于挠法，且上渎圣聪，既不以为忤，而下之司寇，乃刑官亦依违曲从之，亦异矣。

如果说成化、弘治时期是宽松的时代，正德时期则是放任自流的时代，因为这一时代是由一位几乎完全不按常规行事的皇帝在统治。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对武宗的“君权神授”作了一番介绍：

武宗者，孝宗之嫡子也。母张皇后，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梦白龙据腹，生武宗。白者西方色，兵象，故生而好武。前此三朝所立储皆非嫡，而武宗独后出，且所生辰枝为申、酉、戌、亥，连若贯珠，粹质比冰玉，神彩焕发，自少举止非常，两岁即册立为皇太子，孝宗爱之。

正德时代是由一位几乎完全不按常规行事的皇帝在统治

或许正是因为辰支太好，又生逢“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之时，造就了这位武宗毅皇帝我行我素、视圣贤道理为蔑如的性格，又给于了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天赋，所以处处冲破祖宗法度、事事令人瞠目结舌。

尚寝局和内书房对皇帝在后宫中的起居进行记载，目的在于记录其性生活，以辩明皇室血统。这一制度，其实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祖先崇拜、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传统在皇室的体现，也是为国民树立一个典范，却被武宗皇帝的行为踏得粉碎。

明武宗对于推动市民文学发展的作用，是任何文人所无法比拟

动静有礼、行止有节，是儒家学说对士人也是对国民的基本要求；武宗皇帝以帝王之尊，出入皇店、讨价还价，醉宿酒家、调戏妇女，斗鸡逐犬、弹曲扮戏，尽是越礼违节之事。限制乐户、区别服色，是明太祖为子孙定下的规矩；武宗皇帝却让礼部提取乐户，予以优待，又别出心裁，改变服制，致使“市井细民，无不效其制”。

武宗的如此肆无忌惮，正是成化、正德间社会风尚的极端化表现；而武宗的行为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又是任何祝允明、唐寅所无法比拟的。至于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爱好和天赋，对于推动市民文学发展的作用，自然也是包括李梦阳、唐寅在内的任何文人所无法达到的。

无论到何处，武宗的行为都不啻是一阵狂风。且不说喜词曲、爱小说、善属文，他自己的事情就是绝好的故事，而且是演之不尽的故事。

清人赵翼生活在严峻肃穆的雍乾时期，对明代成化、弘治、正德间政治的宽松和士大夫的意气风发显得难以理解，但却充满着羡慕：

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文徵明书画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宁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币延致，徵明不赴，寅徉狂脱归。又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赵翼在这里列举了成化、弘治、正德间祝允明、唐寅、文徵明、桑悦、王廷陈、康海、谢榛等七位“恃才傲物、跅弛不羁”、“足以取祸”的人物，不但无一人“取祸”，且“到处逢迎……惟恐失之”。可见当时禁网的松懈。而那位在中原地区掀起文学革命狂飚的李梦阳，更敢当街鞭击“今上”孝宗皇帝的内兄寿宁侯张鹤龄，并将其两颗牙齿打落，张鹤龄竟然“隐忍”。“意气风发”的时代早在成、弘、正时已经来到。成化以后明代市民文学的发展，正是时代的反映。

嘉靖二十七年设在显陵的伶官，被人戏称为“皇帝梨园子弟”

此后历朝皇帝在位，虽然不像武宗那样喜爱市民文学达到如疯似狂的地步，却都有自己的乐趣。世宗身体虚弱，所以长年修炼，自号“天台钓叟”。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嘉靖二十七年设在显陵的伶官，被人戏称为“皇帝梨园子弟”。神宗也是长年不上朝，自号“禹斋”，其爱好则是读小说、看戏剧。

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当时内府及都察院都有《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刻，虽说是为了牟取经济利益，但也不排除为皇帝提供好的版本。《三国演义》之外，内府藏版的市民文学作品还有：《韵府群玉》《雍熙乐府》《唐诗鼓吹》《四时歌曲》《山歌》《千家诗》《神童诗》等。当然，更多的读物当然还是向书商购买，《酌中志》亦载神宗命人购买小说、剧本之事。而设在内府的钟鼓司、设在外廷的教坊司，其主要职责之一，便是为皇帝及其后妃们演戏作乐。

结语

虽然在嘉靖初有过因“大礼议”而严惩朝臣事件，万历初有过张居正禁止讲学、关闭书院的举动，天启时有“阉党”对东林党的残酷专政，崇祯时曾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水浒传》的发行，各地地方官员及士绅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市民文学的诋毁乃至焚毁，但这些事件却丝毫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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