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國古代的忠孝觀念，經歷了從忠於宗族到忠於國家政治．再發展到忠於君主個人的歷史演變過程。以宗族依附為基礎的忠孝觀念起渥於原始社會的末期 ，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見的齊家文化中．經夏商二代至西周時期臻於完備。在此階段的忠孝觀念中，尊尊與親親合為一體．"宗統"與"君統"合為一體，也就是說，忠與孝合為一體。
童書業先生概括為："在｀原始宗法拊＇時代．後世之所謂｀忠＇（忠君之忠）實包括於｀孝＇之內......臣對君亦稱，｀君孝對＇臣亦｀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時代．一國以至所謂｀天下＇可合為一家，所謂｀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也。故飛擴可包於｀孝＇之，內無需專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時、臣與君未必屬於一族或一｀家＇，異國異族之君臣關係逐漸代替同國同族之君臣關係，於是所謂｀忠＇這不得不與｀孝＇分離"。
忠＇與｀孝＇開始時沒有分離
我們以為，"忠"在春秋戰國時期還沒有完全演化成為絕對效忠於君主個人的觀念，主要還是指忠於新出現的國家官僚政治，包括忠於公事、忠於民、忠於職守等內涵。為行文方便計，仍稱之為"君統"。從宗族依附之忠發展到國家政治之忠，是忠與孝的分離過程，也是君統與宗統之間鬥爭衝突進而分離的過程，這一過程要從春秋時代算起，經過戰國、秦代，直至漢代前期方告完成。換言之．三代以來忠統於孝的忠孝一體，經過春秋戰國年間的忠孝衝突，再到漢代以後實現孝統於忠的新的忠孝和諧，我國古代忠與孝的關係剛好走過了一個正、反、合的歷程。
古代忠與孝的關係走過了一個正、反、合的歷程
一、宗族依附的解體：忠孝分離
春秋前期，各國的宗法還有所"發展"，即分裂出許多大的宗族，如魯之三桓，齊之管、鮑、崔、慶，宋之戴、莊、桓，衛之孫、寧等等。但這種"發展"也是宗法制度衰落的表現，因為卿大夫宗族內部亦按照宗法進行分封，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鍘室"、"貳宗"，世族之優越地位從根本上削弱了。整個戰國時代的變法運動，就是一場打擊世族（私門），強化公室集權的鬥爭，當然大多以世族的衰滅而告終。
春秋時期的宗族
宗族（世族）的解體，也帶來以宗族依附為基礎的忠孝觀念的轉變。
第1， 宗族制度和家臣制度衰落，束縛被解除之後的個人地位上升，打破了宗族網絡中的尊尊親親秩序。關千家臣制度，在金文中有所記載，即一家族成員世襲地為另一家族成員服務．但春秋以降，權力中心下移，"禮樂征伐"從"自天子出"到"自諸侯出"，再到"自大夫出"，最後"陪臣執國命"。
書籍記錄宗族制度和家臣制度衰落
第二，世官世祿制度解體，被新的官僚制度（包括作錄製、郡縣制、軍功爵制等）代替，官僚政治中的上下級從屬關係成為"忠＂的主要內容，少有血緣的成分了。顧頡剛先生說："古代的官制，商以前我們雖不能詳考、而西周以來至千存秋，無疑地是行的世官制度，這世官制度與宗法制和封建制有不可分漓的關係"。清人趙翼亦有此說心。
到春秋時期，用人制度稍微鬆動，在尊親用舊的同時舉賢任賢的思想有所發展，故而齊之管仲、簾戚，秦之由余、百里奚，梵之觀丁父、彭仲奕等與君主亳無血緣宗親關係的人才能祁躋身千權力中心。新的官僚制度具有非世襲（隨時可撤換）、尤封上（代以俸俅）等特點，其君臣上下關係是一種僱用性質的主從關係，與宗法網絡內的血緣依附和血緣等級關係截然不同。春秋以降，血緣宗統對於個人而言更顯次要，在當時政治舞臺上活躍的名臣大將多為新型的官僚成員，與其主君間已鮮有血緣牽連。戰國變法，"布衣卿相"已成定局，像蘇秦那樣的寒微遊談之士也居然"佩六國相印"了。
佩六國相印
綜上，宗法制度的衰亡造成春秋戰國年問宗族依附的解體，"孝"在退縮，退縮到家族之內；相反"忠"在擴張，擴張至官僚政治中毫無血緣宗親關係的君臣之間、上下之間。這祥，忠不一定孝，孝不一定忠，忠和孝分離了。
"忠"在擴張
二、兩種選擇：宗族本位與國家本位
春秋戰國幾百年間,在各國的政治舞臺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大多走出了自己的宗國,是在他國施展抱負、功成名就的而且隨著時代的進展,此種現象越來越普遍,形成所謂"先秦遊士無宗國"的局面。不妨對史籍中明確記有出生宗國和活動地的著名人物簡略統計如下：
著名人物圖解
無疑，上表所示士人效命於他君他國的現象，表明了春秋戰國年間社會的開放性和人才的流動性。但是應該看到，人類社群的組織方式是從血緣到地緣再發展到業緣的，春秋戰國年間士人的效命千他君他國，是克服了當時束縛他們的血緣和地緣枷鎖的結果，尤其是對宗族依附以及宗法倫理中孝、慈觀念的擺脫，可以說帶有極強的"人為"的痕跡。
宗族本位
從上事例表明，以"孝＂、"廉"、"慈"為標誌的家族本位，到戰國時期已經成為國家本位的一個阻礙力量，選擇宗族本位（宗統）還是選擇國家本位（君統），成了擺在戰國時期士人面前的兩種基本價值取向。
以此種視角來反觀春秋戰國史上的一些問題便會得出新的結論：
第1， "四大公子"問題。孟嘗君田文的父親田嬰是齊威王的少子、齊宜王的庶弟，平原君趙勝是趙惠文王的弟弟，信悛君無忌是魏昭王的少子、魏安益王的異母弟，春申君黃歇也是楚國的貴族。他們都與其宗國的公族和君主有若直接的血緣聯繫，他們對其君主的關係還算不上新型官僚政治下的君臣關係，而是商周時代那種宗族內部忠孝（合一）關係的子遺儘管他們在各自的宗困內出將入相，但他們還是把國君當作嫡長的宗長，把國家當作整個宗族的領地來看待，把國家軍政當作宗族內部事務來處理的，
可以說，他們的忠君愛國仍然是宗族本位而不是國家本位的，屈原和韓非等人的愛國情結也可作如是理解。
"四大公子"
第2， 客卿問題。"六國之士，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喪。"擺脫了宗族和宗國束縛的客箱士人在戰國曆史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客籍士人稱卿（秦之爵位），說明士人走出宗統而進入君統的行為最終得到了社會的認同，士人在國家的官僚機構中可以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罰了。
客卿問題
第三，養士之風問題。戰國時期普遍盛行的蓄養門客之風，對千士人來說，表面是極度自由、往來無拘的，但實質上並不代表若當時最先進的人才組織方式，因為門客只效忠於個人和私門，在個人和私門那裡仍有極強的宗族痕跡，馮騷之於孟嘗君，毛遲之於平原君，侯嬴、朱亥之於信梭君，都是靠個人情感("義")來維繫的，而不是靠新型的明確規定權利和義務的組織方式來維持，所以毫無程序化的保樟可言，"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
"食客"畢竟不是客卿，還不是進步意義上的國家官吏，有固定俸鎩和固定職位的官吏才是當時士人們應當追還的先進的社會角色。門客可以看作是剛從宗族依附中解放出來，還沒有完全走向官僚政治體制的一種過渡角色和過渡身份，是宗族本位向國家本位間的過渡。
食客
第4， 變法問題 。各國的變法運動，其共同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強公室、杜私門。所謂"杜"，杜絕的是什麼？當然首先是杜絕社會物質財富流入私門，但更重要的是杜絕私門世家與國家官僚機構爭奪士人，讓士人們只流入到國家官僚陳營中去，只效忠千國家而不是效忠千對國家政治有離心作用的私門世族。
三、諸子論辯時代演進與忠孝觀念
宗族本位與國家本位的矛盾衝突,不僅表現在士人的行為選擇上,而且反映在諸子百家的理論論辯中。諸子間的這種論點分歧,與其說是由於學派的扦格造成的,勿寧說是隨著忠於宗族向忠於國家的時代大勢的演進而發展變化的。
孔子和墨翟都生活在春秋戰國之際,在諸子中時代靠前,故而其思想中宗族本位的觀念仍很濃厚。孔子的忠孝思想基本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基於周代的宗法模式的忠孝倫理二是"聖於時"的改新後的忠孝思想三是超越時代的抽象的忠孝概念。總的來說,孔子的忠孝觀是宗族本位的或是從宗族結構中生髮出來的。
孔子
戰國中期,歷史的鉅變使得宗統和君統的爭論更加成為一個大的焦點。"宗師仲尼"的孟子自然是一個宗族本位主義者,"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大孝終身慕父母"。
戰國中期的另一大家莊子,在其清虛自然、反樸歸真之論中,對宗族本位的忠孝觀大加撻伐,主張"至仁無親"。"夫孝梯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值得注意的是,時代進步的車輪也在莊子學說中碾過一道轍痕,他也曾設計過不談親、不餡君的忠臣形象"孝子不談其親,忠臣不餡其君"。
但他終究又是一個追求自在無為的隱遁者他對歷史上捨生忘死的大忠大孝都極盡嘲諷"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仗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優而曾參悲"。當落實到莊子自己時他便寧願不講原則"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如果說,在莊子那裡還有什麼忠孝觀的話,那首先便是否定了宗族本位的,其次也是否定了國家本位的。
時代進展到戰國晚年,各家學說中國家本位比宗族本位明顯具有更重要的地位。首先是荀子,荀子中一再強調"忠信"和"忠順"如儒效、富國、王霸、君道、臣道等篇,此類詞句中的"忠"已經超越了宗族網絡中的倫理範疇,而是國家官僚政治的道德規範了。
綜上,春秋後期宗法制度崩壞以來,士人學者之問關於忠宗還是忠君,亦即宗族本位還是國家本位的理論論爭,到荀子、韓非子這裡可以說是一個終結。戰國末年的理論界,君統對於宗統、忠對於孝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春秋後期宗法制度崩壞
四、衝突與調適忠大還是孝大
忠與孝分離之後,宗族本位與國家本位的鬥爭衝突,折射到士人個人的倫理定位上,就是忠道與孝道的矛盾—是忠為大還是孝為大是忠當先還是孝當先這仲輕重、先後的權衡,對兩千多年來的知識人來說,都是一個大難題。但對之進行權衡、選擇的艱難性和不確定性,在春秋戰國年間表現得尤為顯著。經過不斷的衝突與調適,最終形成秦漢以來忠大於孝、孝統於忠的格局。
一系列的事件都表明,春秋戰國時期忠道與孝道之間一直存在著衝突。忠於國家、忠於公族的社會風尚正在形成,國家本位漸漸地對於宗族本位具有了優勢但在士人的心理中,忠道仍然沒能對於孝道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像石奢、直躬、趙成侯等大部分都企圖走一條忠孝兩全的路子,當忠孝難以兩全時,便無以自拔,最終自殺。自殺正是兩種取向的衝突劇烈至極,而又實在難於裁斷的結果。
自殺正是兩種取向的衝突劇烈至極,而又實在難於裁斷的結果
是忠大還是孝大此一問題的最終解決,亦即忠道在中國古代倫理範疇中最終壓倒孝道,而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還要到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形成之後才完成。伴隨著韓非等人集權國家理論的實施,君權被神化和絕對化,國家本位最終戰勝了宗族本位,孝道父權、族權才退居次要。
事件一漢高祖五年公元前年劉邦稱帝不久,"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劉邦一而命叔孫通加緊"朝儀"的建設,另一方面從自己的父親著手,開始與宗族孝親觀念決裂。他一改往日對老父五日一朝的"家人父子札",而唆使一家臣向其父建議道"夭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於是其父開始為劉邦"擁帚迎門卻行",以不敢"亂夭下法"為由從父權之尊降格為人臣之卑。帝王的皇權至尊觀念樹立起來了。
在劉邦"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的同時,也"尊太公為太上皇" 。"太上皇"的設立始於秦始皇對其先父莊襄王的追尊。從秦始皇到劉邦,伴隨著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在帝王的家族內也探索出了一條解決忠孝矛盾的辦法,對皇帝天子的忠道至高無上,而有助於維護忠道的孝道也不能不要,但其前提是孝絕不能妨害忠,正如史記注引蔡雍所說,太上皇只言"皇"而不言"帝",是因為"非天子也"。
尊太上皇的辦法與戰國時期孟子所主張的把君主之父當作天下"尊之至"、"養之至"相比,理論上的差距何其大也秦漢以降,歷代士人、官僚無不沿著這一思路按照忠大於孝、忠統轄孝、孝服從忠的原則來處理忠孝關係。
秦漢以後,歷代士人、官僚無不沿著這一思路按照忠大於孝、忠統轄孝、孝服從忠的原則來處理忠孝關係。茲引以下數例為證事件七,漢元帝元初年間公元前一前年王尊遷益州刺史,過九折坡,險峻異常。此前王陽遷益州刺史時也曾過此坡,王陽曾說"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稱病而還。而王尊則說"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遂勇驅直前。在秦漢以遠的歷史上,絕大多數官僚、士人都是首先以忠臣自許,其次才以孝子自況,很少有因為宗族孝親觀念的束縛而影響其為國效力者。東晉桓溫說得好
"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秦漢以後的忠孝觀
事件二,西晉懷帝時苟稀為充州刺史,其表弟從母之子犯法,稀杖節斬之,他的從母叩頭請救也不聽,之後苟稀"素服哭之"，流涕說"殺卿者充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烯字)。"國與家是分開的忠與孝也是分別處理的,後者服從前者。
結語： 例子不勝枚舉。有必要指出的是，秦漢以來忠國、忠君觀念的絕對化,並不是以孝道的完全拋棄為前提的相反歷代統治者都大力提倡孝道。這其中的奧妙在於,孝道能促進地方宗族秩序的穩定,孝道能為忠道眼務。所謂"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以孝事君則忠"。像漢代、明代等時期孝道格外喧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觀念兩千多年來一直廣為流行著。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是新一階段的"忠孝相通"、"忠孝同義"此種理論集中於《孝經,它與春秋以前宗法秩序中的忠孝不分、忠孝合一是大有區別的,是經過了春秋戰國至秦代、漢初近三、四百年的歷史,在宗統與君統、孝與忠的鬥爭衝突之後而達到的正、反、合,是新的忠孝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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