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渥于原始社会的末期 ，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
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拊＇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君孝对＇臣亦｀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飞扩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这不得不与｀孝＇分离"。
忠＇与｀孝＇开始时没有分离
我们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战国年间的忠孝冲突，再到汉代以后实现孝统于忠的新的忠孝和谐，我国古代忠与孝的关系刚好走过了一个正、反、合的历程。
古代忠与孝的关系走过了一个正、反、合的历程
一、宗族依附的解体：忠孝分离
春秋前期，各国的宗法还有所"发展"，即分裂出许多大的宗族，如鲁之三桓，齐之管、鲍、崔、庆，宋之戴、庄、桓，卫之孙、宁等等。但这种"发展"也是宗法制度衰落的表现，因为卿大夫宗族内部亦按照宗法进行分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铡室"、"贰宗"，世族之优越地位从根本上削弱了。整个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就是一场打击世族（私门），强化公室集权的斗争，当然大多以世族的衰灭而告终。
春秋时期的宗族
宗族（世族）的解体，也带来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的转变。
第1， 宗族制度和家臣制度衰落，束缚被解除之后的个人地位上升，打破了宗族网络中的尊尊亲亲秩序。关千家臣制度，在金文中有所记载，即一家族成员世袭地为另一家族成员服务．但春秋以降，权力中心下移，"礼乐征伐"从"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再到"自大夫出"，最后"陪臣执国命"。
书籍记录宗族制度和家臣制度衰落
第二，世官世禄制度解体，被新的官僚制度（包括作录制、郡县制、军功爵制等）代替，官僚政治中的上下级从属关系成为"忠＂的主要内容，少有血缘的成分了。顾颉刚先生说："古代的官制，商以前我们虽不能详考、而西周以来至千存秋，无疑地是行的世官制度，这世官制度与宗法制和封建制有不可分漓的关系"。清人赵翼亦有此说心。
到春秋时期，用人制度稍微松动，在尊亲用旧的同时举贤任贤的思想有所发展，故而齐之管仲、帘戚，秦之由余、百里奚，梵之观丁父、彭仲奕等与君主亳无血缘宗亲关系的人才能祁跻身千权力中心。新的官僚制度具有非世袭（随时可撤换）、尤封上（代以俸俅）等特点，其君臣上下关系是一种雇用性质的主从关系，与宗法网络内的血缘依附和血缘等级关系截然不同。春秋以降，血缘宗统对于个人而言更显次要，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名臣大将多为新型的官僚成员，与其主君间已鲜有血缘牵连。战国变法，"布衣卿相"已成定局，像苏秦那样的寒微游谈之士也居然"佩六国相印"了。
佩六国相印
综上，宗法制度的衰亡造成春秋战国年问宗族依附的解体，"孝"在退缩，退缩到家族之内；相反"忠"在扩张，扩张至官僚政治中毫无血缘宗亲关系的君臣之间、上下之间。这祥，忠不一定孝，孝不一定忠，忠和孝分离了。
"忠"在扩张
二、两种选择：宗族本位与国家本位
春秋战国几百年间,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大多走出了自己的宗国,是在他国施展抱负、功成名就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展,此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形成所谓"先秦游士无宗国"的局面。不妨对史籍中明确记有出生宗国和活动地的著名人物简略统计如下：
著名人物图解
无疑，上表所示士人效命于他君他国的现象，表明了春秋战国年间社会的开放性和人才的流动性。但是应该看到，人类社群的组织方式是从血缘到地缘再发展到业缘的，春秋战国年间士人的效命千他君他国，是克服了当时束缚他们的血缘和地缘枷锁的结果，尤其是对宗族依附以及宗法伦理中孝、慈观念的摆脱，可以说带有极强的"人为"的痕迹。
宗族本位
从上事例表明，以"孝＂、"廉"、"慈"为标志的家族本位，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国家本位的一个阻碍力量，选择宗族本位（宗统）还是选择国家本位（君统），成了摆在战国时期士人面前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
以此种视角来反观春秋战国史上的一些问题便会得出新的结论：
第1， "四大公子"问题。孟尝君田文的父亲田婴是齐威王的少子、齐宜王的庶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信悛君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魏安益王的异母弟，春申君黄歇也是楚国的贵族。他们都与其宗国的公族和君主有若直接的血缘联系，他们对其君主的关系还算不上新型官僚政治下的君臣关系，而是商周时代那种宗族内部忠孝（合一）关系的子遗尽管他们在各自的宗困内出将入相，但他们还是把国君当作嫡长的宗长，把国家当作整个宗族的领地来看待，把国家军政当作宗族内部事务来处理的，
可以说，他们的忠君爱国仍然是宗族本位而不是国家本位的，屈原和韩非等人的爱国情结也可作如是理解。
"四大公子"
第2， 客卿问题。"六国之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摆脱了宗族和宗国束缚的客箱士人在战国历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客籍士人称卿（秦之爵位），说明士人走出宗统而进入君统的行为最终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士人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可以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罚了。
客卿问题
第三，养士之风问题。战国时期普遍盛行的蓄养门客之风，对千士人来说，表面是极度自由、往来无拘的，但实质上并不代表若当时最先进的人才组织方式，因为门客只效忠于个人和私门，在个人和私门那里仍有极强的宗族痕迹，冯骚之于孟尝君，毛迟之于平原君，侯嬴、朱亥之于信梭君，都是靠个人情感("义")来维系的，而不是靠新型的明确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组织方式来维持，所以毫无程序化的保樟可言，"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
"食客"毕竟不是客卿，还不是进步意义上的国家官吏，有固定俸铩和固定职位的官吏才是当时士人们应当追还的先进的社会角色。门客可以看作是刚从宗族依附中解放出来，还没有完全走向官僚政治体制的一种过渡角色和过渡身份，是宗族本位向国家本位间的过渡。
食客
第4， 变法问题 。各国的变法运动，其共同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强公室、杜私门。所谓"杜"，杜绝的是什么？当然首先是杜绝社会物质财富流入私门，但更重要的是杜绝私门世家与国家官僚机构争夺士人，让士人们只流入到国家官僚陈营中去，只效忠千国家而不是效忠千对国家政治有离心作用的私门世族。
三、诸子论辩时代演进与忠孝观念
宗族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士人的行为选择上,而且反映在诸子百家的理论论辩中。诸子间的这种论点分歧,与其说是由于学派的扦格造成的,勿宁说是随着忠于宗族向忠于国家的时代大势的演进而发展变化的。
孔子和墨翟都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在诸子中时代靠前,故而其思想中宗族本位的观念仍很浓厚。孔子的忠孝思想基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基于周代的宗法模式的忠孝伦理二是"圣于时"的改新后的忠孝思想三是超越时代的抽象的忠孝概念。总的来说,孔子的忠孝观是宗族本位的或是从宗族结构中生发出来的。
孔子
战国中期,历史的巨变使得宗统和君统的争论更加成为一个大的焦点。"宗师仲尼"的孟子自然是一个宗族本位主义者,"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大孝终身慕父母"。
战国中期的另一大家庄子,在其清虚自然、反朴归真之论中,对宗族本位的忠孝观大加挞伐,主张"至仁无亲"。"夫孝梯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值得注意的是,时代进步的车轮也在庄子学说中碾过一道辙痕,他也曾设计过不谈亲、不馅君的忠臣形象"孝子不谈其亲,忠臣不馅其君"。
但他终究又是一个追求自在无为的隐遁者他对历史上舍生忘死的大忠大孝都极尽嘲讽"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仗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优而曾参悲"。当落实到庄子自己时他便宁愿不讲原则"忠谏不听,蹲循勿争"。如果说,在庄子那里还有什么忠孝观的话,那首先便是否定了宗族本位的,其次也是否定了国家本位的。
时代进展到战国晚年,各家学说中国家本位比宗族本位明显具有更重要的地位。首先是荀子,荀子中一再强调"忠信"和"忠顺"如儒效、富国、王霸、君道、臣道等篇,此类词句中的"忠"已经超越了宗族网络中的伦理范畴,而是国家官僚政治的道德规范了。
综上,春秋后期宗法制度崩坏以来,士人学者之问关于忠宗还是忠君,亦即宗族本位还是国家本位的理论论争,到荀子、韩非子这里可以说是一个终结。战国末年的理论界,君统对于宗统、忠对于孝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春秋后期宗法制度崩坏
四、冲突与调适忠大还是孝大
忠与孝分离之后,宗族本位与国家本位的斗争冲突,折射到士人个人的伦理定位上,就是忠道与孝道的矛盾—是忠为大还是孝为大是忠当先还是孝当先这仲轻重、先后的权衡,对两千多年来的知识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难题。但对之进行权衡、选择的艰难性和不确定性,在春秋战国年间表现得尤为显著。经过不断的冲突与调适,最终形成秦汉以来忠大于孝、孝统于忠的格局。
一系列的事件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忠道与孝道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忠于国家、忠于公族的社会风尚正在形成,国家本位渐渐地对于宗族本位具有了优势但在士人的心理中,忠道仍然没能对于孝道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像石奢、直躬、赵成侯等大部分都企图走一条忠孝两全的路子,当忠孝难以两全时,便无以自拔,最终自杀。自杀正是两种取向的冲突剧烈至极,而又实在难于裁断的结果。
自杀正是两种取向的冲突剧烈至极,而又实在难于裁断的结果
是忠大还是孝大此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亦即忠道在中国古代伦理范畴中最终压倒孝道,而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还要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形成之后才完成。伴随着韩非等人集权国家理论的实施,君权被神化和绝对化,国家本位最终战胜了宗族本位,孝道父权、族权才退居次要。
事件一汉高祖五年公元前年刘邦称帝不久,"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刘邦一而命叔孙通加紧"朝仪"的建设,另一方面从自己的父亲着手,开始与宗族孝亲观念决裂。他一改往日对老父五日一朝的"家人父子札",而唆使一家臣向其父建议道"夭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于是其父开始为刘邦"拥帚迎门却行",以不敢"乱夭下法"为由从父权之尊降格为人臣之卑。帝王的皇权至尊观念树立起来了。
在刘邦"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同时,也"尊太公为太上皇" 。"太上皇"的设立始于秦始皇对其先父庄襄王的追尊。从秦始皇到刘邦,伴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在帝王的家族内也探索出了一条解决忠孝矛盾的办法,对皇帝天子的忠道至高无上,而有助于维护忠道的孝道也不能不要,但其前提是孝绝不能妨害忠,正如史记注引蔡雍所说,太上皇只言"皇"而不言"帝",是因为"非天子也"。
尊太上皇的办法与战国时期孟子所主张的把君主之父当作天下"尊之至"、"养之至"相比,理论上的差距何其大也秦汉以降,历代士人、官僚无不沿着这一思路按照忠大于孝、忠统辖孝、孝服从忠的原则来处理忠孝关系。
秦汉以后,历代士人、官僚无不沿着这一思路按照忠大于孝、忠统辖孝、孝服从忠的原则来处理忠孝关系。兹引以下数例为证事件七,汉元帝元初年间公元前一前年王尊迁益州刺史,过九折坡,险峻异常。此前王阳迁益州刺史时也曾过此坡,王阳曾说"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遂称病而还。而王尊则说"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遂勇驱直前。在秦汉以远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官僚、士人都是首先以忠臣自许,其次才以孝子自况,很少有因为宗族孝亲观念的束缚而影响其为国效力者。东晋桓温说得好
"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
秦汉以后的忠孝观
事件二,西晋怀帝时苟稀为充州刺史,其表弟从母之子犯法,稀杖节斩之,他的从母叩头请救也不听,之后苟稀"素服哭之"，流涕说"杀卿者充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将(烯字)。"国与家是分开的忠与孝也是分别处理的,后者服从前者。
结语： 例子不胜枚举。有必要指出的是，秦汉以来忠国、忠君观念的绝对化,并不是以孝道的完全抛弃为前提的相反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提倡孝道。这其中的奥妙在于,孝道能促进地方宗族秩序的稳定,孝道能为忠道眼务。所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以孝事君则忠"。像汉代、明代等时期孝道格外喧腾。"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观念两千多年来一直广为流行着。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新一阶段的"忠孝相通"、"忠孝同义"此种理论集中于《孝经,它与春秋以前宗法秩序中的忠孝不分、忠孝合一是大有区别的,是经过了春秋战国至秦代、汉初近三、四百年的历史,在宗统与君统、孝与忠的斗争冲突之后而达到的正、反、合,是新的忠孝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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