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疫情的鬥爭仍在繼續，經濟活動的恢復在有序推進。但受制於人員不齊等問題，一些企業的生產尚未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
近期，浙江省多個地方政府採取“包飛機、包高鐵、包車”等硬核方法，幫助企業接回外地員工。“浙江地方政府硬核做法背後是，這些地區近年來面臨著招工難、用工荒的問題，這些做法可以說是當地政府的‘自救’。”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說。
在浙江其他地區陸續復工的熱潮中，作為湖北以外疫情最嚴重的區域之一，溫州的復工時間一再推遲。“和浙江這些硬核復工的地方政府一樣，近些年來溫州打工的人員數量在不斷下滑，溫州開工時間一再的延遲會加劇勞動力的流出，未來務工人員可能會更加緊缺。”不少溫州當地的製造業企業主擔憂。
包車包飛機：政企合力留住勞動力
近期，浙江省多個地方政府率先採取包飛機、包高鐵、包車等方式，幫助企業復工招工。
2月9日，杭州包高鐵專列開到貴州、四川，供務工者免費乘坐；2月16日，嘉興市嘉善縣包下專機從四川接回154名工人，務工人員免費乘坐。同一天，湖州市政府出臺文件：設立不少於1億元的企業復工復產補助獎勵資金，專項用於企業復工復產；對企業新招員工，給予1000元/人的一次性生活補助；由企業統一組織市外員工包車返回的，包車費用由政府全額補貼等。
浙江天能動力能源有限公司在政府幫助下，用大巴接回返鄉員工。
浙江天能動力能源有限公司（下稱“天能”）位於湖州市長興縣，以製造電動車環保動力電池為主業。公司有1800多外地員工，多來自雲南、貴州、河南、四川、安徽等勞動力大省。按照公司的放假安排，1月30日（農曆正月初六）公司全員返崗。“疫情突然發生，很多地方封村封路，很多雲貴川的員工回不來，肯定無法全員返崗了。”天能總經理助理許月剛說，公司作為勞動力密集型的製造業企業，員工能否全員返崗尤為重要。
2月9日，天能向長興縣政府提出車接員工的申請，長興縣交通運輸局主動對接企業，2月11日成功辦理浙江省首張政府指定性員工返崗包車通行證。
“在政府幫我們派遣專車時，公司防疫指揮中心也主動和雲南省德宏州防疫指揮中心取得聯繫。對方一個副組長在聽到我們的請求後，第一時間幫助我們開通省市縣外來車輛專線綠燈，將我們的大巴車調度到員工指定上車地點。”當地政府的幫助讓許月剛尤為感動。
員工強烈返工的意願也讓許月剛感慨萬千。“我們有員工在雲南深山裡，當地封路封村，他們完全可以以交通堵塞為由不返工，但員工硬是徒步60裡山路走到縣城大巴車的停靠地點，到達時已是夜裡。”
2月14日、15日，載著300多位員工的大巴到達天能的工廠。“我們第二批8輛車也陸續要出發，接回雲南、貴州兩地的員工。”許月剛說，在接回外地員工前，長興縣還給企業調配了大量的醫療物資，幫助企業做好開工後的防疫。“我們公司自己也做了防疫工作的準備，目前公司90%的生產線已經動起來了。”
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長期跟蹤研究浙江的民營企業，他對當地政府幫助企業硬核復工的做法並不意外。“政府和企業合力留住勞動力，當地政府的做法值得提倡。浙江地方政府硬核做法背後是，近年來這些地區面臨著招工難、用工荒的問題，這些做法也可以說是當地政府的‘自救’。”
史晉川指出，2008年之後，浙江多個傳統制造業地區招工難問題凸顯。“2008年，新出臺的勞動法加大對工人權益的保護。與此同時，金融危機爆發，江浙地區製造業轉型升級緩慢的弊端就暴露出來了，很多企業盈利不佳，工人的薪資水平自然無法得到大幅度提高。”史晉川說，在內外部因素的雙重驅動下，浙江地區的溫州、台州、紹興、金華、嘉興、義烏等多個傳統制造業地區的勞動力開始出現明顯的外流。
在史晉川看來，政府包飛機、包高鐵、派專車去接農民工，可以在短期內緩解企業的用工壓力。“但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用工問題，要深化配套的社會改革，讓農民工也享受到當地經濟發展的同等好處和權益。”
用工荒遇到疫情 溫州企業擔憂招工難加劇
在浙江其他地區陸續復工的熱潮中，作為湖北以外疫情最嚴重的區域之一，疫情形勢的嚴峻使得溫州企業復工一再推遲。
“原來政府說開工不能早於正月十五，後來一再延遲，目前的要求是大部分企業開工日期不得早於2月18日。”德首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簡稱“德首控股”）董事長虞文輝表示。
2月11日，最新公佈的浙江全省的企業復工電力指數是25.97，分地區看，最低的溫州只有12.25，只有正常水平的1/10。也就是說，目前溫州企業復工復產情況還處於維持社會生活最基本需求的狀態。
虞文輝的企業位於溫州下轄的樂清市，疫情之下，公司業績受影響明顯。“我們公司專業生產冷熱水用PP-R管材管件、排水用PVC-U管材管件等建築水電產品。往年春節後，建築項目開始施工，作為建築行業用品的供應商，春節前後是我們公司銷售的旺季。但受疫情影響，建築行業基本暫緩開工，我們也受拖累。”虞文輝說。
但虞文輝更擔心的是公司員工的流失。“溫州屬於疫情重災區，開工時間一再拖延。考慮到安全狀況以及開工日期，可能會促使部分選擇留在老家或者到疫情不太嚴重的地區就業。”虞文輝說，目前公司有員工120人，來自湖北、貴州、四川、安徽等勞動力輸出大省。
在虞文輝看來，溫州地區疫情結束後，或將面臨嚴峻的招工壓力。
“一方面，溫州有33萬來自湖北的人員，預計今年上半年這33萬人全部到崗的難度非常大，尤其是製造業企業的生產線在上半年會面臨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和浙江一些硬核做法的地區一樣，近年來來溫州打工的人員數量在不斷下滑，此次疫情會加劇勞動力的流出，未來務工人員可能會更加緊缺。”虞文輝說。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溫州“招工難”、“用工荒”等問題在每年年後不時見諸報端。據溫州晚報2018年3月的報道，溫州市人力社保局選取了市內各行業200家企業樣本(其中大型企業21家，中型企業56家，小微123家)和200名勞動者就企業用工情況、工資待遇水平、勞動者年齡結構等9大項38小項進行問卷調查、實地走訪。調查顯示，樣本企業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難”問題，其中，我市勞動密集型企業一線普工最為緊缺，普工缺口占缺工總數的58.4%，同比增長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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