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卫国人，先秦政治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提起商鞅估计大家脑海中最先出现的两个场景，
一个是徙木立信，一个是五马分尸，这两个场景可谓是商鞅整个辉煌的政治生涯的起点和终点。徙木立信让商鞅在秦国取信于民从而使新法畅通无阻，而五马分尸则是商鞅政治生涯走到穷途末路后的悲惨结局。
徙木立信
商鞅变法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人可谓有功有过，毁誉参半，商鞅之功主要在经济与军事上，“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秦国最终能统一六国完成霸业，商鞅居功至伟，但商鞅也有过，甚至商鞅之过更大，不仅为秦开帝业，也为秦致亡道。朱熹评价道 “商鞅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可罪也。”。但不管怎样，商鞅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秦国，天下为公，鞠躬尽瘁，做到了无我无己。
商鞅
秦国老百姓对于商鞅更多的是痛恨和唾弃。商鞅变法伊始，“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最后因变法而死，“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看，这群众基础也太差了。是秦国百姓对商鞅变法的功绩视而不见，不懂得感恩吗？商鞅变法使秦国一统六国由弱变强，但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了吗？没有，一言以蔽之，“天下苦秦久矣”。那其余六国百姓羡慕秦国人民吗？非也！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人口迁移是比较自由的，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到比较向往的国家去生活，但六国民众没有谁愿意去秦国成为秦国人的，秦赵两国长平之战的导火索就是当时秦国已经攻占了韩国的上党郡，上党郡的民众却不愿意降秦，“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就是说“让我们韩国人向赵国投降变成赵国人可以，但变成秦国人我们不愿意”。可以说秦国虽然强大，但对各国民众毫无吸引力，秦国显然不能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变法不能使民众幸福，那这样的变法还有什么成功伟大可言！
秦赵上党郡之争
为什么商鞅变法不得人心呢？从《商君书》中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的学说汇编，着重论述商鞅在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手段。读来令人对商鞅其人充满了憎恨厌恶和畏惧。商鞅旨在建立一个绝对一元化的国家，商鞅变法意在使民众变成赤裸裸的整齐划一的机器，只允许耕种和作战，农民和战士是仅有的职业选择，全体民众的意志都被高度统一到秦国富强争霸的目标上。
为了实现目标，商鞅精心设计了一套驭民之术，包括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通过这些手段打击异端，清除一切不和谐的杂音。商鞅变法沉重打击了可以限制约束王权的贵族集团，加强了集权，大力推行流氓政治，怂恿卑鄙小人兴风作浪，鼓励民众互相告密，剥夺民众的私人财产，使民众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极其匮乏，无法自立，必须顺从依赖国家，苦不堪言。
千古帝王之术-《商君书》
商鞅变法是反人性的，是禁锢个人自由，抹杀个人尊严的。法令之下，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事情都是被监控、被限制、被约束的，都是扭曲变态的，没有丝毫自由可言，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被决定被执行。这种由自以为拥有上帝视角的野心家规划出来的一套制度法令，不管设想多么美好，规划多么精致，最终都无法带领民众走进美丽新世界，无数事实都雄辩地证明，好的制度只能是人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无视个人尊严和个体差异，乌托邦似的制度不会通往个人自由，反而会朝着专制奴役的方向迈进。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罗素的这句话深得人心，能容纳不同个体、不同思想、不同生活方式的国家，才可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秦国民众可以按照个人意愿或选择读圣贤书，或选择经商，或选择从事手工业，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才会有幸福感。如果始终坚持价值一元论，排斥不同声音，那不管一个国家把前途目标描绘得多么辉煌壮丽，始终是不值得追求向往的，以赛亚伯林一生致力于反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看作善与恶、对与错的斗争，必然会导致流血战乱”，
应该尊重价值选择的多元化，警惕以牺牲每一个个体的独立自由为代价去强行整齐划一。
罗素-“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时代的一粒尘，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不管有多少人鼓吹商鞅变法的成功，鼓吹秦国霸业的伟大，但当时代的车轮喧嚣驶过，对民众而言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个人的幸福，谁都不是可以随便牺牲掉的可有可无的一个人，只有在个体幸福之上去追求国家的富强才有意义。商鞅变法把国家和民众对立，当做对手盘，当做跷跷板，认为要强国，必须要弱民，何其荒谬，从这点而言商鞅变法难得人心。
乌托邦般的美丽新世界诱惑着每一个手握大权的执政者，在人间建立天堂一直是执政者的梦想。如果说商鞅变法代表法家政治理想的巅峰，那汉朝的王莽新政则代表儒家政治理想的巅峰。王莽本人是周公的虔诚信徒，为人处世一直遵从儒家经典，试图按照《周礼》的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心中始终有一个关于理想的美丽新世界的蓝图，王莽新政与商鞅变法相比更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是一厢情愿的玄思空想，最终国家越治越乱。
荷尔德林文集
“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这句话之所以广为人知是源于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引用。真正出处是德国古典诗人荷尔德林的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戴晖翻译的《荷尔德林文集》中收录了这篇小说。这句话道出了历史上改革变法的悲剧缘由，无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妄图掌控历史、操纵天命、玩弄民众，对世间众生的参差多态视而不见，野蛮粗暴地一刀切，必然会导致失败。商鞅最终沦为人民公敌，商鞅变法虽然使秦国崛起，但这种以牺牲民众自由，贬低民众尊严为代价建立的王朝很快就被推翻，看似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历经二世就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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