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焦灼之下讓人回想起了8年前的一部電影——《萬箭穿心》。
如果說今年的肺炎疫情是一種時代的陣痛（因為疫情遲早會過去），那麼《萬箭穿心》所要表達的，則是上個世紀90年代乃至綿延至今的、中國傳統生活倫理中的男女衝突。這其中，時代的侷限彷彿如同疫情本身，是猝不及防的，但又是如影隨形的，聚焦在影片本身來說，家庭、夫妻、婆媳、子女等一些列的話題，共同構建了貫穿全片的“性別焦慮”。
性渴望——被壓抑的表達
片中的女主人公李寶莉（顏丙燕飾）擁有底層家庭婦女的全部特徵：富有生命力卻粗野，極具階級意識卻幹練，對老公的愛已經成了一把鋒利的刀，不斷地在男性自尊和生活壓力的畫板上割出一道道縫隙，自然，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又疏於真正的關心。因此李寶莉和馬學武（焦剛飾）的婚姻看似穩定，卻早已搖搖欲墜。
看似平淡幸福卻壓抑十足的家庭氛圍
而當馬學武出軌，被李寶莉舉報自此顏面掃地，進而跳江之後，李寶莉生命中出現的第二個男人——建建（陳剛飾），則帶來了她生命中的另一抹顏色：外表粗獷卻心思細膩，心有所意卻不懂表達，高興了就強吻，不高興了也能隨手把啤酒瓶砸向李寶莉的兒子。
“混社會”的建建與李寶莉
性別裹挾而來的焦慮在本片體現的淋漓盡致，李寶莉和馬學武是一個傳統中國家庭的天平兩端，一個主外一個主內，馬學武是企業幹部，在那個年代可以搬進電梯房，可以僱工人，可以讓李寶莉和兒子“過上體面的生活”，但卻很難處理家庭的齟齬與不斷滋生的摩擦。李寶莉凶神惡煞的心理表因，是丈夫的“好欺負”——在外給工人遞煙卻毫不顧他們的工作質量，以及不諳世事顯得“窩囊”，真正的心理內因，則是性的缺失/失衡。
但同樣的，建建能夠給予李寶莉的，是粗糲的有關性的幻想，以及更加平衡的社會從屬關係——在建建身邊，李寶莉無論是前期還是後期，都表現得更像一個“小女人”：擁有更加和順的姿態，甚至於在個別的場合，竟然有小女孩害羞的表情出現。
可建建卻無法給李寶莉帶來馬學武給予的——更加明確的社會地位，更加穩定的生活，更加清晰的未來前景。建建和李寶莉的關係更多是創業式的，兩個人必須要共情投入，兩個早已相識的人在一起的未來日子更像是重新進入戀愛關係。而馬學武和李寶莉，就更多的是一種契約甚至是僱傭關係，雙方更關心的是對方的反饋，而這個平衡一旦被打破，後果就是一地雞毛。
因此，本片對於男女婚姻關係的解讀是犀利的，但卻未能給出解決方式。馬學武和建建成功地將李寶莉“撕裂”了：一個滿足著李寶莉的本我，一個填充著李寶莉的他我。一個為李寶莉承接著現實社會的生存壓力，而另一個卻在暗暗釋放李寶莉的內心渴望。
一輛麵包車遮掩了李寶莉的性渴望，即使在這種時刻，李寶莉仍然是被壓抑的
倫理焦慮——中國男性獨有的二元分裂
如果說李寶莉代表的是中國女性被壓抑的性渴望，那麼本片的暗線，則是書寫了中國男性獨有的倫理焦慮，通過馬學武、建建，以及李寶莉的兒子馬小寶（李現飾）來集中表現。不過比較可惜的是，由於劇本及各種各樣的原因，表現得不是很好。
中國男性的倫理焦慮如同上文所述，是不同的社會身份帶來的“心有力而力不足”——馬學武社會地位顯赫，但是早已和李寶莉之間喪失了那種舉案齊眉或者烈火烹油的感情維繫；建建能夠用共患難、同進退喚起李寶莉對於生活本身的嚮往，但是無論眼界還是生存技能的侷限，也讓他們的未來缺乏了實在的想象，更何況李寶莉挑了那麼多年的扁擔，生存能力和底層搏殺能力早就脫胎換骨，建建是否能夠完全在男女關係上取得平衡（更遑論壓制）都還是未知數。
但是，中國男性的倫理焦慮是一種獨有的二元分裂，不僅僅是社會身份和自我的二元分裂，而是在不同的成長階段，都無法更好的統一起來，所以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國男性往往缺乏自救的社會基礎，所以在不同的時期，中國男性必須用“極端化”來處理自己的倫理焦慮 ——在面對家庭/社會不同身份壓力時的獨特做法：
要麼暴躁的過分，
要麼懦弱的過分，
要麼兇殘地過分，
要麼無能地過分，
要麼Man地過分，
要麼孃的過分……
只有通過極端化的外部定義，才能暫時地讓內在自我獲得喘息的空間，這一點在馬學武和建建身上都有體現，但本片更多的還是在馬小寶身上體現，可惜體現地不太好。
馬小寶的童年傷痕成為了李寶莉“萬箭穿心”的最後一箭，但這箭來得有點無厘頭
作為目睹父母慘劇的馬小寶，童年的慘痛經歷在本片其實體現不多，作者彷彿更希望用成年後的“人格缺失”來表達，但是由於在劇本空間和表現時長上都缺乏，因此讓這個人物的悲劇命運弱掉了很多。
小寶這個人物無疑是割裂的：一方是對自己和顏悅色卻出軌的父親，一方是對自己陰晴不定卻勇於托起家庭重擔的母親，更絕的是，由於對自己丈夫出軌的憤怒，李寶莉的舉報間接導致了馬學武的投河，換句話說，李寶莉間接“殺了”自己的丈夫，而這小寶在成年前並不知情。
所以當小寶從乾媽口中得知內情之後，繼續處於倫理焦慮的撕裂狀態中，一邊是對自己很好卻背叛了母親的父親，另一邊是“殺死”自己父親卻繼續撫養自己的母親。然而，作者為了體現李寶莉的“悲”，直接讓小寶站到了一個道德高度去指責自己的母親，表面上看似強化了李寶莉萬箭穿心的命運，但是卻經不起推敲。
一方面，李寶莉對於小寶並沒有“
虐待”，這一點很關鍵，特別是李寶莉在丈夫死後去挑扁擔，保證了小寶物質生活，某種程度上還有些優越（再加上一個對他很好的乾媽），小寶對李寶莉的怨恨缺乏現實基礎，換言之，作者有意將馬小寶往“不孝”的層面上靠，用這種方式強化李寶莉的悲劇主旨。但這種方法是比較弱的，因為將馬小寶極端化的同時看似描繪了他自身的倫理焦慮，事實上馬小寶通過“不孝”將這種焦慮消解掉了，而小寶在劇中表現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姿態，讓整個故事的邏輯線少了支撐：
- 李寶莉被出軌，其實是受害者，小寶無法找到母親的“原罪”。
- 如果小寶出於思念父親的因素，那麼對於母親的排斥也找不到劇本支撐，首先沒有任何的段落描寫小寶因為父親角色的缺失遭受命運的不公，再加上少不更事，思念這種記憶是否能夠綿延許久，劇中我們也看不到馬學武對於小寶非常態的父愛支撐。
- 而片中有一種隱含的意義，就是小寶父親的死讓小寶彷彿遭受了非議，而這一點就更加無法怨恨母親，理由同1，相應的，李寶莉這個人物在這裡也喪失了劇本邏輯：對於一個潑辣性情的女人來說，她的愧疚感擁有存在的理由，但由於後期挑扁擔負擔家用，極其辛苦，某種程度上也沖淡了當年自己“過火”的愧疚，同樣的，在對裝修工人尚且能夠論理到極致的人，後期怎麼會因為小寶的一句詰問就敗下陣來？
劇本對於人物塑造的缺失讓這種二元分裂喪失了歷史意義，本來從孩子的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中國男性倫理焦慮的“傳承性”，囿於作者拼了命地想表現李寶莉的“悲”，過猶不及，讓李寶莉的人生看似悲慘，實則缺乏推敲，這裡就更不用說馬學武的母親了，如果兒子出軌她尚能理直氣壯地霸佔房子，呵斥兒媳，那這樣的電影某種程度上奔著8點檔狗血劇的方向去了。
“請各位看官注意：小人物的悲劇內核表面上由時代的一粒灰決定，實則由小人物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換言之，小人物的悲慘命運並不由純粹的惡決定，而是由無可奈何決定，正如這部影片所揭示的性別焦慮一樣，時代的悲歡均成了演員背後模糊的風景，這樣小人物的悲劇命運就缺乏了根本性的力量。作為李寶莉這樣的女人，並不需要劇本塑造一個刻板化的惡婆婆或者長不大的笨兒子來為她的人生增添顏色，刻意描述的苦難看似狗血卻沒有價值，這樣讓李寶莉的萬箭穿心也有了歇斯底里的意味。”
同樣的，人生被逼於牆角並不是最大的悲，最大的悲是無路可走，李寶莉能夠自救，本質上就不算萬箭穿心，同樣的，如果劇本和導演能從男女性別對立引發的焦慮，以及時代對於個人生存草蛇灰線的影響上多做文章，那麼此片將不會這麼冷門，讓人只記住了顏丙燕的演技，忽略了電影原本能夠到達的意義層次。
李寶莉住的房子在四條路的卡口處，閨蜜稱之為街頭煞，又稱萬箭穿心，強行點題讓人物的悲劇命運有了戲謔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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