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南宋思想家葉適曾道：:“<strong>惟三代以下，治功莫勝於唐，唐三百年莫若貞觀之盛。
”毋庸置疑，“貞觀之治”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的治世時期，古往今來為歷朝歷代所稱頌。在提到“貞觀之治”時，大家總會不自覺的盛讚貞觀時期君臣和睦，致世太平，而魏徵和唐太宗為代表的君臣，就尤其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成為各朝推崇的君臣典範。
但熟知歷史的朋友應該都知道，魏徵在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前，任太子洗馬，是太子李建成門下最重要的謀士。
在李世民與李建成爭奪皇位過程中，魏徵為李建成出謀劃策，多次建議行非常手段除掉李世民，只是李建成並未完全採納，等“玄武門之變”爆發，李建成被殺，魏徵也淪為階下囚。
李世民審問魏徵時，問魏徵：“為何要離間太子與我的兄弟情。”
魏徵回道：“若太子早按照我說的做，哪會有今日之禍。”
按說這樣一個鐵桿太子黨，通常情況下應該殺之而後快，可李世民卻不然，不僅赦免了魏徵的罪過，還授予其官職，讓魏徵一躍成為新朝的核心大臣，由此成就了犯顏直諫的魏徵、和賢明納諫的唐太宗這對君臣佳話。
那麼問題來了，李世民放過當初要置他於死地的對手，難道僅僅是因為他的大度與惜才嗎？
要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作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在處理太子餘黨這個敏感問題上，必然是將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可能草率的單憑個人好惡來行事，因此釋放魏徵並且重用之，必然是有深刻的緣由。
那這個緣由是什麼呢，且聽筆者慢慢道來。
玄武門之變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率兵埋伏在玄武門下，伏擊了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毫無準備的太子一行被殺身亡，隨後李建成與李元吉的子侄也被誅殺殆盡，大唐的皇位繼承權徹底落入秦王李世民手中，無奈的唐高祖李淵只得任命李世民為太子，命其代理國政。
同年八月，李淵被迫讓位，李世民登基為帝，是為太宗皇帝。
在古代，殺兄逼父是有違封建綱常的大逆不道之舉，李世民之所以敢冒天下大不韙，確實是形勢所迫。
李淵自太原起兵到定鼎關中，佔領長安之前，他的三個兒子，長子李建成領左三統軍，次子李世民領右三統軍，三子李元吉留守太原，可以說各有功勳，甚至多次戰役都是李世民配合李建成完成，還沒有出現李世民一方獨大之勢。
但大業十三年九月，李淵大軍進駐朝邑（陝西大荔縣東朝邑鎮），開始分兵，以李建成圍攻河東，李世民經略渭北。也正是此時，李世民獨當一面，在渡河平定渭北之際，關中豪族（如長孫無忌、房玄齡、丘行恭等）借地利之便紛紛投靠李世民，由此奠定了李世民私人勢力的根基。
之後唐王朝肇立，李建成成為皇儲坐鎮中央協助李淵處理國事，而李元吉駐守太原防備突厥，那麼東征西討的軍事行動自然由善戰的李世民承擔。
於是在平定四方勢力過程，李世民身邊既有了“秦府十八學士”一干文臣謀士，又有各方豪傑猛將，如此強大的政治勢力，當然會引起李淵與李建成的警惕。
在玄武門之變前，太子李建成借平定劉黑闥之機，將山東、河北諸勢力納為己有，並組建了精銳長林兵。為了削弱李世民的實力，李建成以太子的優勢，多次用計說動李淵，遷奪秦王府的幕僚。
武德九年，作為秦王府十八學士中的主要謀士房玄齡、杜如晦被李淵驅逐回家，而李世民的心腹大將尉遲敬德、程知節、秦叔寶等人也被李淵以抗擊突厥為由，要調歸李元吉賬下。
可以說，在政變前夕，李世民的文武勢力基本上要被剝離乾淨，如此岌岌可危的處境，令皇室之間的矛盾尖銳化，這才有了李世民鋌而走險拼死一搏，悍然發動了軍事政變。
儘管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是經過謀劃的，但從大局來看，仍然是倉促之間完成的搏殺，這就註定了政變發生後，李世民需要面對更為複雜嚴峻的形勢。
政變後的形勢
玄武門政變發生後，東宮一系猛將薛萬徹等人，率領兩千人馬反攻，但李建成與李元吉被殺，軍心渙散，薛萬徹等東宮舊將逃往終南山等待東山再起，其他東宮餘黨也紛紛逃離，《資治通鑑》上稱“<strong>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
這些東宮舊臣不自安，當然會時刻想著什麼時候再叛亂，無疑成為了李世民執政上的不穩定因素。
與太子關係密切的幽州大都督李瑗率先起兵反叛，之後還有天節將軍李藝據涇州反叛，這些武裝反叛雖很快撲滅，可對新掌握政權的李世民來說並不是好事。
要知道太子李建成身為儲君，經營多年，本就根深蒂固，朝中重臣、地方實權將領，很多人都與太子交往過密，稍有不慎，逼反了他們就有可能重演隋末地方割據的局面，絕非是殺戮可以解決問題的。
從出於籠絡太子餘黨，安定人心上講，李世民就不可能隨意殺戮東宮舊臣，而魏徵作為太子的謀士，幾番要置李世民死地，這樣的人都赦免了，其他太子黨羽聞訊自然會安心不少，放棄魚死網破的抵抗，對維護新政權的穩定有積極的作用。
更何況當初劉黑闥之亂時，太子借平定叛亂的機會，籠絡了一大批山東豪強，這股力量是最具威脅的。要知道隋朝之所以滅亡，直接原因就是山東豪強率先舉起反旗，天下這才大亂，即便唐朝陸續平定四方，可竇建德、劉黑闥在山東、河北一帶影響力極大，他們雖然身死，可背後的豪強勢力卻並未消亡，反而蠢蠢欲動，很容易借太子李建成的大義名分，再起事反對李世民。
放眼唐初的複雜局勢，李世民當政後，外有突厥、吐谷渾兩大強敵進犯邊境，內有太子餘黨散亂各地，極易生亂。可以說政變後的李世民如履薄冰，他經不起大的折騰，只能求穩，本身身邊就有長孫無忌等關隴貴族支持，關中根本之地是穩妥的，可山東等地卻因歷史遺留問題，還是最有可能發生動亂的地區。
誰能安撫山東豪強，打消太子餘黨顧慮？
沒錯，答案就是魏徵。
魏徵與山東豪強
首先大家要清楚一點，山東豪強不等於山東世家貴族。
我們應該都清楚，魏晉南北朝是士族民閥政治的高峰期，雖然隋朝統一天下後，經過一系列制度變革，庶族地主勢力有了較大的發展，可是族門閥之家還是處於社會的最頂層。
唐朝的建立，其背後正是因為有關隴士族集團，這個基本盤的支持。可無論實力還是聲望，關隴集團只能算後進之輩，底蘊還是比不上山東士族集團，如此龐然大物，無疑是最令李唐統治階層所忌憚的。
在隋末亂世，山東農民起義如火如荼，湧現了大批義軍領袖、頭目。這些人在大唐崛起時多數歸順李唐，成為新興的庶族地主階級，他們廣泛分佈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毫無疑問，新興的山東豪強勢力，必然會因政治、經濟等利益與老牌山東貴族有著天然的衝突。
站在李唐統治階層的立場來看，當然是希望能牢牢壓制住山東士族集團，從而穩定全國統治，那麼山東豪強自然是李世民所要安撫籠絡的重要政治力量。
魏徵此人並非單純的文士，他早年響應瓦崗寨起義，之後隨李密降唐，又勸降了大批山東義軍歸唐；之後魏徵被竇建德所俘，成為竇建德手下的起居舍人，再後來竇建德兵敗，魏徵得以歸唐，成為太子李建成的屬官，併為李建成獻策平定劉黑闥，收服山東豪強出了大力。
可以說魏徵與山東豪傑勢力淵源深厚，既能充任山東豪傑的聯絡人，又能作為太子餘黨的代表人物，所以這樣的人物李世民能輕易說殺就殺嗎？
於是李世民不僅沒有殺害魏徵，反而接連升官為諫議大夫。到了武德九年七月，李世民更是委任魏徵“<strong>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
魏徵到達磁州時，遇到被捕的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師行，魏徵當即釋放他們，由此太子餘黨人心安定，不再思亂，消弭了他們與山東豪傑合流起兵反叛的可能。
同時李世民藉助魏徵安撫山東豪傑，也有力壓制了山東士族勢力，一舉多得，為穩定初唐紛亂的局勢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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