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是中華文化不斷髮展的動力之一

“夷夏之防”不是不可逾越的牆中華文化之所以具有強大生命力，顯然是受賜於“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公元前587年（魯成公四年），魯成公姬黑肱從晉國返魯之後，不滿於晉國，打算叛晉而與楚國結盟，魯國大夫季孫行父（即季文子）在勸諫時，引述了西周時代史佚的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大概是最早提出的關於“夷夏之防”的觀點，它成為以後一些人排斥外來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要依據，也是現代一些學者得出中國文化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的重要依據。“夷夏之防”確實是阻礙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中華民族與外來民族交往的一道牆，但是，它並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牆。如果打開歷史，在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都會看到越過“夷夏之防”這道牆而出現的民族交往、民族交融的景象。漢民族就是在不斷打破“夷夏之防”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季文子劇照

“夷夏之防”在西周末年、東周初年就開始被打破。春秋時代的秦國，是原“東夷“民族的一支遷徙到西方所建立的，所以它很長時間不具有華夏民族的資格，不能參與中原諸侯國的會盟。公元前771年，犬戎族攻破西周都城鎬京，秦襄公抓住這個機會，派兵與衛國、鄭國等中原諸侯國一起護送周平王東遷洛陽。由於護送周平王有功，秦國取得了成為諸侯國的資格，可以參與中原國家的會盟，終於突破了“夷夏之防”，進入了華夏文化圈。東南方的吳國和越國，本來也是“斷髮文身”的蠻族，後來也接受了中原文化，並依靠軍事力量參與中原諸侯國的會盟和霸主的角逐，於是也進入了華夏文化圈。

秦襄公劇照

南方的楚國是羋姓，屬於“荊蠻”國家，並且自稱“蠻夷“。到楚莊王時，楚國強大起來，打敗了晉國，迫使魯、鄭、陳、宋等國先後歸附，成為中原霸主，於是也儼然成為中原國家。還有很多西周時代不屬於華夏文化圈的小國，春秋戰國時期先後被較強的諸侯國兼併，它們也隨之進人華夏族文化圈。秦、漢王朝的建立，形成了統一的國家。廣袤的版圖更為打破“夷夏”民族界限、促進華夏民族與少數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於是，以原來的華夏族群為基礎形成了更為緊密的民族實體：漢族。漢族形成以後，並未結束中原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交往和融合的過程，相反，漢族正是因為有少數民族的不斷加人，才發展成為現代漢族的。

楚莊王劇照

漢代以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唐王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以及元代、清代，都是少數民族與漢族交往頻繁時期，也是漢族從少數民族不斷補充血液、得以發展的時期。唐太宗李世民還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這更是對“夷夏之防”的明確否定。為什麼一方面講究“夷夏之防”,一方面又不斷突破“夷夏“界限？如前面所說，其原因存在於古人的民族觀中。古人的民族界限，也即他們所“防”界限是文化，而不是種族。就像唐代韓愈所說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南宋學者羅泌也說：“《春秋》用夏變（於）夷者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唐太宗李世民劇照

也就是說，只要在文化上認同，就可能在民族上融合。文化吸引力成為民族融合和凝聚的基礎。在西方，從文化角度看民族問題是近代的事，但在中國古代，則是一以貫之的思想。華夏文化相對於周邊少數民族來說，雖然是強勢文化，但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方面都優越於周邊民族。華夏民族也需要用少數民族文化豐富自己、發展自己，才能使漢民族永葆活力。承認華夏民族的不足而主動向少數民族學習，較早也是較為典型的例子，可能要數趙武靈王雍的“胡服騎射”。“胡服騎射”首先是一次軍事改革。當時，中原國家的主要兵種。是步兵和“車兵”,車戰是重要的作戰形式。

趙武靈王雕像

戰車的多少，甚至成為評價一個國家國力強弱的標誌，出現所謂“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即有一萬輛戰車的國家、一千輛戰車的國家）的說法。詩人屈原在《國殤》一詩中，為我們全景式地展現了一次車戰的畫面。他寫道：戰士們手裡拿著吳戈啊，身上穿著犀皮甲，戰車與戰車交錯啊，刀與劍短兵相接。旗幟遮蔽了太陽啊，敵人像烏雲湧來。箭與箭飛舞交墜啊，戰士們勇猛爭先。人衝擊了我的陣地啊，踐踏了我的隊列。左邊的馬已經死去了啊，右邊的馬也受了傷。戰車車輪被陷住啊，戰馬被絆住了馬足。鼓手仍然舉起鼓槌啊，敲響震天的戰鼓。上天看著戰場也怨恨啊，神靈們也不禁憤怒。殘酷的殺戮結束了啊，戰士的屍體拋棄在漫山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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