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家與超級富豪的關係一直不穩定。
億萬富翁是民主的威脅。
大多數富人都是利用別人致富的。
財富應該被從富人那裡拿走，分給窮人。
根據卡託2019年福利、工作和財富全國調查，大多數人——也就是30歲以下的大多數人——都同意這些說法。
幾天前，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在奧斯卡歷史上首次頒給了外語片。《衛報》稱韓國喜劇驚悚片《寄生蟲》是一部“對一個與富人開戰的家庭的辛辣披露”，這部帶字幕的電影在美國影院出人意料地大受歡迎。與此同時，一位將競選押注於與億萬富翁寡頭爭鬥的總統候選人，剛剛在民主黨初選的全國平均民調中領先。
這個國家與超級富豪的關係一直不穩定。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最富有的富人讓美國人著迷或憤怒。最近，後一種趨勢很明顯，它遵循了對上層社會長期不信任的傳統。
有時候，美國人對待財富的態度在歷史上的相似性以微妙的方式展現出來。
去年3月，當時的總統候選人、企業家約翰·希肯盧珀出現在MSNBC的節目上，談論他的總統競選。主持人喬•斯卡伯勒稱讚希肯盧珀的商業成功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個廣告”，並問這位候選人是否以資本家為榮。當希肯盧珀迴避這個問題，譴責這個標籤時，斯卡伯勒又問了兩次——每次都明顯失去了耐心——這個小商人是否會認為自己是資本家。
康奈爾大學歷史學教授拉里•格利克曼說，他曾在自己的一堂課上用一段視頻來說明19世紀晚期對所謂強盜大亨的批評:“在鍍金時代，‘資本家’實際上是敵人給那些以不公平、不道德的方式賺取財富的人取的一個詞，所以很多小企業主的說法與希肯盧珀類似。”格利克曼說，對強盜大亨(或資本家)的不信任又回到了努力工作的問題上。他說:“過去有這樣一種觀點，即勞動生產產品，通過誠實的生產來積累財富是一件好事，但現在出現了一類新的人，叫做資本家，他們通過非生產性的、剝削性的方式獲取財富。”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19世紀中葉將這種財富稱為“不勞而獲的增值”。“神權法案不符合美國精神，但在農民和工人苦苦掙扎的時候，被動收入卻填滿了國內少數人的錢包。”19世紀，科尼利烏斯·範德比爾特、J.P. 摩根和約翰·D·洛克菲勒等人通過建立壟斷帝國和強迫競爭(以及他們自己的工人)屈服，獲得了數億美元。
正是在這種經濟不平等的背景下，女繼承人科妮莉亞•布拉德利•馬丁決定為美國的金融精英們舉辦一場專屬聚會。
1897年，這位紐約社交名媛萌生了在華爾道夫酒店舉辦化妝舞會的想法，她希望這場舞會能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奢華的派對。成千上萬的蘭花和玫瑰，罕見的掛毯和天鵝絨華蓋，和鵝肝醬，科妮莉亞打扮成蘇格蘭女王瑪麗，而她的丈夫則扮演路易十五宮廷的一員。還有數百名富有的精英出席，他們大多穿著具有歷史意義的王室服裝，就像十幾位忘記了女王命運的瑪麗·安託瓦內特。
在紐約聖喬治聖公會教堂，包括j·p·摩根在內的會眾，牧師告誡他的教眾不要參加布拉德利·馬丁夫人的舞會。夜幕降臨時，在西奧多·羅斯福的帶領下，數百名警察封鎖了華爾道夫酒店外的人行道，不讓行人通行，為這場盛大的化裝舞會讓路。
全國各地的報紙，甚至許多社會人士，都批評了舞會的浮誇(或愚蠢)。《火車頭工程師兄弟會月刊》寫道:“據說布拉德利·馬丁斯夫婦花了30萬美元……這讓成千上萬在赤貧中掙扎的紐約窮人感到厭惡。他們用了大約五六個小時的時間，展示了美國有史以來最粗俗的財富傲慢。”男主人和女主人對這些負面的報道感到困惑，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活動刺激了紐約的經濟。畢竟，“許多紐約的商店賣掉了放在倉庫裡多年的錦緞和絲綢。”
與此同時，紐約的廉價公寓裡住滿了人，他們住在擁擠、不衛生的公寓裡。貧窮和移民的孩子在工廠長時間工作，一家人睡在堆滿床的房間裡。
隨著各種各樣的下層階級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複雜性作鬥爭，一種譴責富人揮霍無度的詞彙正在形成。1899年，索爾斯坦·韋伯倫撰寫了《休閒階層理論》，這是一本開創性的社會和經濟批評著作，解釋了工業社會中出現的鋪張浪費和“炫耀性消費”現象。“擁有財富就是榮譽;這是一個令人討厭的區別，”韋伯倫寫道。
同年，這本雜誌的頁面記錄了紐約上流社會的一些細節，尤其是那些已經習慣了每天晚上出去玩的新階層。再加上後來在歌劇院包廂裡的一個座位;去參加舞會，花在裝飾、音樂、小餐桌上的晚餐、梳妝打扮和珠寶上的錢，在外人看來，簡直是一種難以置信的財富積累。”
不過，作者伯頓·哈里森夫人說，事情並不總是這樣的。她是一位文雅的女士，經歷過南北戰爭。哈里森夫人認為，像布拉德利·馬丁斯和範德比爾特這樣的社會家族的巨大財富積累是可以接受的，即使它“在理論上沒有權利存在於一個過於發達的民主國家”，但她相信美國人會崇拜他們迅速發展的貴族階層:“我們的人民願意給予他們更多的尊重，甚至比英國人或歐洲大陸的任何民族給予他們的統治家族更多的尊重。”
但是哈里森夫人的紅寶石色眼鏡一定使她看不到牆上的字。隨著即將到來的進步時代，民粹主義政治正在崛起，對“上流社會”的蔑視正在全國各地蔓延。
歷史學家邁克爾·麥克格爾在《激烈的不滿:美國進步運動的興衰》一書中寫道:
出於選擇和需要，美國的社會階層過著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並援引不同的、往往相互衝突的價值觀來指導、解釋和證明他們的生活方式。這些階級對人類存在的基本問題，對個人的本質，對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都持有不同的觀點。
進步時代帶來了改革，遏制了一些過度的財富，並在全國範圍內對抗腐敗，但正如麥克格爾明確指出的那樣，卡內基和洛克菲勒家族致富和掌權背後的個人主義哲學堅持了下來。
同樣地，窺探那1%的人的日常生活仍然會引起娛樂和憤怒。
1920年，《華爾街日報》記者埃德溫·勒費弗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名為《當今富人的煩惱》的文章，嘲諷“一些可憐的富人”。勒費弗沒有指名道姓，而是詳細地與銀行家和繼承人談論了他們對不完善的服務和忘恩負義的管家的不滿。一位富人告訴作者，在他向服務員要麵包後，他擔心一場革命馬上就會爆發!還有一些人抱怨說，這是虛榮心使然，也有人認為服務人員可能會要求更高的工資。
勒費弗將財富描述為一種疾病:
我確信有一種明確的社會疾病，我們可以稱之為“黃金中毒”。一個人有太多的黃金，其中一些進入了身體系統;透過毛孔，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它會導致耳聾，影響視力。這些疾病，如金耳聾和金眼盲，是今天那些遭受打擊的富人痛苦抱怨的大部分煩惱的根源。他們看不見也聽不見，只聽到隆隆的聲音——同胞們帶著炸彈、仇恨和稅收向他們走來。
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甚至在目睹了財務上的成功之後，也曾寫過關於財富帶來的疾病的文章。菲茨傑拉德在他1926年的小說《富家子弟》中描述了富人的精神墮落，“他們與你我有多麼不同”，以及“他們在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比我們優秀，因為我們必須為自己找到生活的補償和避難所”。
歷史學家拉里·格利克曼說，人們有懷疑鉅額財富的傳統，因為“人們有這樣一種感覺，即這些財富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是來自正當勞動，而是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他說，這種懷疑一直存在於美國人的生活背景中，直到每隔幾代人左右，這種懷疑就會以一種強有力的方式凸顯出來，有時是因為對那些不富裕的人來說，情況變得難以忍受。
格利克曼說，“佔領華爾街”運動和隨後的伯尼·桑德斯競選活動是對幾十年來日益加劇的財富不平等的一種滯後反應。格利克曼說，從歷史上看，隨之而來的是“富人恐慌”或“精英受害”，而不是對累進稅等更公平競爭環境的呼籲。2014年，商人湯姆·帕金斯對《舊金山紀事報》對富人的妖魔化發出了“激進的水晶之夜”警告。儘管他為引用納粹的話道歉，但其他億萬富翁已經公開宣佈放棄所謂的階級妖魔化。
但是，只要美國的精英階層繼續積累著極度的財富，那些年輕的、負債累累的人就可能總是把那1%的人的抱怨看作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化裝舞會上穿著戲服的貴族們發出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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