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我將工作之餘的時間幾乎全部用在研讀紅色書籍上。在延安紅色書店一樓最顯眼的展臺上擺放著《毛澤東在延安》大型畫冊，圖文並茂，自然成為我案頭上最重要的圖書之一。
《毛澤東在延安》以圖像再現歷史的手法，展現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延安13年的崢嶸歲月，反映了領袖與戰友、與人民群眾、與愛國人士、國民黨人和國際友人等各個層面的工作和生活……圖片背後的故事，讓我們領略毛澤東的風采和魅力，使我們對紅色延安歲月保留一份真實的記憶，那些凝固歷史瞬間的影像價值實現了再次昇華，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回顧歷史，我們依然清醒地感到，毛澤東的思想，永遠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和希望！毛澤東的品格，永遠是人類歷史亙古難逾的高山！
帶著這樣的情愫，我開始翻閱這本厚重的畫冊。我突然想，影像其實比音樂更容易將我們帶回歷史的天空下，直接觸目毛澤東走過的路，感悟其紅色智慧，再次認識謎一般的延安13年……
今天，我們將有關毛澤東的歷史照片拿出來反覆觀看，雖然每代人的認識與理解不盡相同，但我深刻意識到青年學者、本書編輯李向前，通過採訪當事人，廣泛收集有關毛澤東在延安與影像有關史料，挖掘出許多照片背後的歷史故事，還原真實的圖片，還原圖像學意義上的歷史，更多傾向於對歷史的再認識與再思考，表現與證明一個我們心目中真實的毛澤東，顯示出了真相的力量。
我曾在韶山瞻仰毛澤東故居，看到那幅毛澤東戴著八角帽、紅五星《毛澤東在保安》的照片時，發現照片下邊寫著“毛澤東在井岡山”，顯然誤把陝北保安記成了井岡山。1936年7月11日，埃德加•斯諾作為第一個來紅色特區的西方記者採訪了毛澤東。對斯諾而言，給中國紅軍第一號人物毛澤東主席拍照再重要不過了。當他拍照時，他突然發現毛澤東沒有戴帽子，頭髮很長，就堅持請毛澤東戴上綴有紅五星的八角帽。毛澤東說“我的軍帽多日不戴，不知放到哪裡去了”。於是斯諾將自己頭上戴的紅軍帽取下，戴在毛澤東的頭上。隨著“咔嚓”聲，定格了毛澤東最喜愛的一張照片。從這幅當年極大地擴大中國革命尤其是毛澤東在世界影響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斯諾以略微仰視與稍側的角度，記錄下了“帥氣十足的紅軍領袖——毛澤東！”（斯諾語）那不凡氣度與神采，從此載入了中國的史冊。
記得著名影評人蕭沉在他《經典是怎樣煉成的》中說過，經典的攝影作品必須對歷史有所回答！必須對時代與社會有所見證！必須具有獨立的思想觀念與獨到的語言表達！必須具有創造性發現的一雙慧眼！那麼，能否真實地再現歷史經典畫面也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正是該書作者整理、編輯此畫冊的一項重要目的。
看看這些歷史性的鏡頭——
畫冊中收集了部分我們平常少見的照片。如《毛澤東與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的合影》。1938年，國共合作局面形成，4月17日衛立煌取道延安拜訪了毛澤東。在延安短短的三天，這位蔣介石的五虎上將感受到了延安人民和毛澤東的真誠，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由此改觀，從此增強了他與八路軍合作抗日的信念。他被毛澤東讚譽為“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
1942年，鄭景康給毛澤東拍《標準像》時也採用微側仰拍，一次拍成那張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目光仰視、微帶笑容，顯露出高瞻遠矚的偉人氣質的照片。被毛澤東讚道：“他能抓住動態”。此照從延安一直使用到開國大典的天安門城樓上。
1942年3月9日，中央公祭張浩的儀式在延安中央黨校門前的廣場上舉行。公祭之前，毛澤東對朱德、任弼時等人說：“張浩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我心裡非常難過。我想，同志們的心情也是如此。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領導人親自抬。”吳印鹹拍下了《中共領袖集體為張浩抬棺送殯》的鏡頭。鏡頭中抬棺者第一人就是毛澤東，還有朱德、任弼時、林伯渠、楊尚昆、徐特立等。此照為毛澤東生平唯一的一張抬棺照。
從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開了50天的中共“七大”，留下許多珍貴照片載入黨的史冊，有一幅《毛澤東與朱德研究解放區戰場形勢》的工作照片，我曾不知多少次看到此照，讚歎攝影師抓拍的高超技藝，但從未看到朱德帽上戴有國民黨的黨徽。細細觀察竟然發現，畫冊中還有毛澤東、林彪等十餘幅照片中他們都戴有國民黨黨徽的帽子。過去處於政治敏感的原因，那些照片在使用時通常將國民黨的帽徽抹去了。其實，還原而不迴避實情也表明國共的第二次合作關係。
還有《小八路見到毛主席》照片中的兩位小戰士，14歲的劉長貴是抗大的勤務兵，15歲的安定保是抗大東北軍幹部隊隊長張學思（張學良的弟弟）的通訊員，從他們的衣著明顯看出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兩個小戰士。1939年春，毛澤東去抗日軍政大學講課，一輛灰色的麵包車停到校門口，他倆好奇地跑去看汽車，只見毛澤東從車上下來，又興沖沖地來到毛主席跟前，向毛主席問好。這時臨時抽調到抗大“三週年紀念展覽會”籌備組工作的石少華拍下了這張《小八路見到毛主席》。石少華拍的還有《毛澤東同楊家嶺農民親切談話》，那是1939年5月，蘇聯電影人羅曼•卡爾曼來延安拍攝素材時記錄下毛澤東與農民朋友親切交談的畫面。
值得一提的還有蔣介石的“御用”攝影師胡崇賢拍的《毛澤東和蔣介石經典合影》，這是兩位中國當代最重要歷史人物一生唯一一張合影。1945年9月，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和平談判，也是戰後國共兩黨唯一一次兩黨領袖在一起的一次談判。據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透露，當時蔣介石在曾家巖官邸門前邀毛澤東合影，毛澤東主動站到了蔣介石的右側。這時，深諳官場位置學的攝影師胡崇賢，立即將毛請到蔣的左側，並迅速按下快門。
毛澤東的一生凝聚著濃濃的農民情結。我們極少見的《毛澤東與吳滿有的合影》，記載的就是他與農民朋友在一起的情景。對今天不少讀者而言，吳滿有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可在1943年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已家喻戶曉。1946年1月，同父親離別整整18年的毛岸英，回到延安紅色根據地。有一天，毛澤東建議兒子上勞動大學——到吳家棗園村參加勞動。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毛岸英是中國‘知青’第一人”，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吳滿有便是毛岸英的“大學老師”。於是，吳滿有成了毛澤東的座上賓，毛澤東還親筆為他題詞：“天下有名”。
在王家坪舊居院內有一幅《毛澤東與毛岸英的合影》，看上去毛澤東的表情不知為什麼如此沉重。1947年2月，蔣介石集中兵力進攻陝甘寧邊區，3月18日中央撤離延安時，南部前線的槍炮聲以至於在王家坪毛澤東住的窯洞裡都清晰可聞。院裡，吉普車已經發動。毛澤東環顧四周，看見了人群中的毛岸英。他招了招手：“岸英，來，我們照一張像好不好!”葉子龍端起相機，為他們父子倆拍了這一張珍貴的合影。
還有《毛澤東請他們的乾女兒卜蘭蘭一家吃飯》的照片。1947年轉戰陝北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靖邊的小河村住了四十多天，江青收農家小姑娘卜蘭蘭做了乾女兒，僅四十多天，蘭蘭跟江青學會了六百多個字。為表感謝，心靈手巧的蘭蘭在她媽媽的指點下很快做了一雙布鞋送給了毛澤東。為了回謝乾女兒，當天下午，毛澤東就留下卜蘭蘭和她的媽媽、弟弟在家裡吃飯。
在“毛澤東和他的家人”這一單元中，我們可以看到生活中的毛澤東隨性而又隨和，既有天倫之樂，又有慈父般的愛。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我們能夠用一個平常人的角度去了解和理解，在那崢嶸歲月，一代偉人真實的生活、工作和情感是如此的平凡。
讀完畫冊《毛澤東在延安》，我有一種壓抑不住的衝動，嘗試著用自己的語言闡述我對畫冊的理解。
中國第一位獲白宮記者證的攝影記宋曉剛曾說：當我們回首歷史，特別是閱覽歷史照片，確實不難發現很多被“改動”過的新聞攝影作品。當初它們之所以發生、存在，有其歷史的原因。彷彿它們被插上了“第二歷史”的標籤，無法讓我們及後人看到原始歷史的真相。
攝影評論家陳昌謙說過，“現在首先要收集他們的生平資料、分散在各處的作品、要一點一點去找，不要怕麻煩。總之，這是一件費時間費精力的事情，但一定要做。現在搶救還來得及。這些人是新華社的寶貝、也是中國攝影史上的寶貝，研究他們有歷史意義，是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
誠然，該說編撰者李向前正是做了一件不平凡的搶救性的工作。我很喜歡畫冊裡的照片以及敘說照片背後的故事，因為李向前挖掘出紀實攝影意義上的歷史圖片，為研究中國革命史，為研究我國攝影史，成為一份珍貴的客觀的答案，更重要的是為“後毛時代”的人們提供了可靠的影像資料，由此決定了這本畫冊的精彩程度，實現了延安時期有關毛澤東影像價值的再次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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