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皇帝十分貪財，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礦監稅使，掠奪商民，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開礦時挖掘不到礦苗，附近的商家會被指控“盜礦”，必須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礦監所到之處，民窮財盡，“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黨直入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公憤”，而“帝不問”，這成為明代一大惡政。首輔朱賡在上疏的時候沉痛地說：“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大學士沈鯉在《請罷礦稅疏》中，亦指出礦稅“皆有司加派於民，以包賠之也”。
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忍無可忍地批評萬曆：“以金錢珠玉為命脈。”萬曆於1597年（萬曆二十五年）至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榨取的礦稅使進內庫銀將近三百萬兩，“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更多的財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沉重的賦稅不斷激起民變。如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三月，江西巡撫夏良心上言：“稅使潘相欲開（廣信）銅塘禁山，遣陸太等召商於上饒，上饒民群聚，欲殺太，知縣李鴻佯言收太于禁，太乃得免。” 由此可見，徵收礦稅，已經引起了天怒人怨，是極度不得人心的。
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朝鮮使臣李廷龜出使中國，他在北京期間，正好趕上萬歷駕崩、泰昌登基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因此參加了全過程。他曾見到了萬曆的遺詔，其中對礦稅的記載是值得注意的：“封章多滯，僚採辦公，加以礦稅繁興，徵調四出，民生日蹙……建言廢棄及礦稅注誤，諸臣酌量啟用，一切榷稅並新增織造燒造等悉停止。” 這段記載說明，萬曆在臨終時感到了礦稅的危害，因此下遺詔明令停止。
實際上，要不是礦稅問題十分突出，萬曆不會在遺詔中特意加以交代的，只不過萬曆醒悟得太晚了。關於萬曆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欲的生活，而大斂民間財富的惡劣行徑，李恆福也有過生動的記載：“東征事起，府庫虛耗。又起乾清坤寧等宮，窮極侈靡，以龍腦沉檀屑雜以椒末塗屋壁。又督珠市，盡納其珠，擇其大顆，絡為障子。又遣太監採珠於外，南方貢以珠，其重四兩，天下所貢無大於此，此外大者不過三四錢，取之不遺餘力，長安市上龍腦、真珠一時竭乏。又分遣太監置店於外方，名曰皇店，徵納商稅。凡大府巨鎮商人輳集之地，皆有皇店，每店歲中所入，多者二萬餘兩。無賴射利之徒乘時而攘臂起，紛紜上本，爭請採珠開礦者不可勝記。”李恆福對萬曆掠奪民間財富的行為記載得十分詳細，字裡行間隱含著對萬曆貪財行為的批評。
銖銖兩兩，括已盡之膏血
朝鮮使臣李民宬在《朝天記》中還記載了戶部尚書李三才任鳳陽巡撫時的辭職疏，李三才對萬曆皇帝的指責更為嚴厲，更為觸目驚心：“其略曰，今天下必亂，人人慾亂矣。九邊之亂則以遼東為可畏。遼東實京師左臂，最為要害，虜既無日不來，我無日不戰，竊計歲月之間，遼東恐非我有。遼如不虞，京師震動，雖黃金遍地，珠玉際天，豈一人之所能守所能運哉？尚且高高下下，作不急之之池臺，銖銖兩兩，括已盡之膏血，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矣。伏望皇上詳其輕重，度其緩急，毋寶糞土之珠玉，而寶康濟之賢才，毋圖耳目之狎玩，而圖身心之安泰云云。”
李三才，字道甫，號修吾，陝西臨潼人，萬曆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裁抑礦稅使，議罷嗾稅。與顧憲成結交，臧否人物，議論時政，以治淮有大略，得民心，屢加至戶部尚書，三十八年，時論欲以外僚直內閣，意在三才，然忌者謗議四起。顧憲成貽書太學士葉向高力為洗雪，言者乘間並攻東林，形成黨爭，次年引退家居，朝廷因遼東經略乏人，欲加薦用，以議論相持未決而罷。1623年（天啟三年）起用為南京戶部尚書，未赴任而死。
在這篇疏中，李三才首先表現出深刻的危機意識和非凡的戰略眼光。1583年（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不斷擴大勢力範圍，經過多年的發展，後金政權已經形成了對明朝的巨大威脅。李三才首先指出由於皇帝的怠政，造成了天下大亂，人心渙散，邊境不安，而邊境最大的威脅就是來自後金的進攻，兩國交兵的必爭之地就是遼東。
李三才清醒地看到，由於萬曆帝瘋狂收斂民間財富於私庫，而對邊境軍隊的軍費卻一拖再拖，長此以往，國本將會發生根本性的動搖。他以睿智的思想和獨到的眼光，向萬曆發出了“竊計歲月之間，遼東恐非我有”的嚴厲警告。未來的事實證明，李三才的警告絕不是空穴來風，危言聳聽。
可以說，李三才對萬曆的批評語氣是十分嚴厲的，他指出，儘管萬曆喜愛的金銀珠寶充盈私庫，京師一旦生變，也是拿不走搬不走的，毫無用處可言。“銖銖兩兩，括已盡之膏血”這句話是他對萬曆最嚴厲的批評，事實上，萬曆的瘋狂搜刮行為，已令天下蒼生困頓不堪，李三才此疏，頗有為民請命之意。
最後，李三才規勸皇帝收起愛財之心，啟用賢良，以拯救危局。朝鮮使臣鄭重其事地在記錄中收入馮琦和李三才批評萬曆的奏章，目的也是表達自己的心聲，只不過限於主藩名分，不敢直言而已。關於李三才，朝鮮使臣有這樣的評價：“三才以治河善於漕，職有能名。及是疏，直聲振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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