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十分贪财，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矿苗，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这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赓在上疏的时候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万历：“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于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至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榨取的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沉重的赋税不断激起民变。如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三月，江西巡抚夏良心上言：“税使潘相欲开（广信）铜塘禁山，遣陆太等召商于上饶，上饶民群聚，欲杀太，知县李鸿佯言收太于禁，太乃得免。” 由此可见，征收矿税，已经引起了天怒人怨，是极度不得人心的。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朝鲜使臣李廷龟出使中国，他在北京期间，正好赶上万历驾崩、泰昌登基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因此参加了全过程。他曾见到了万历的遗诏，其中对矿税的记载是值得注意的：“封章多滞，僚采办公，加以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建言废弃及矿税注误，诸臣酌量启用，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悉停止。” 这段记载说明，万历在临终时感到了矿税的危害，因此下遗诏明令停止。
实际上，要不是矿税问题十分突出，万历不会在遗诏中特意加以交代的，只不过万历醒悟得太晚了。关于万历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大敛民间财富的恶劣行径，李恒福也有过生动的记载：“东征事起，府库虚耗。又起乾清坤宁等宫，穷极侈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尽纳其珠，择其大颗，络为障子。又遣太监采珠于外，南方贡以珠，其重四两，天下所贡无大于此，此外大者不过三四钱，取之不遗余力，长安市上龙脑、真珠一时竭乏。又分遣太监置店于外方，名曰皇店，征纳商税。凡大府巨镇商人辏集之地，皆有皇店，每店岁中所入，多者二万余两。无赖射利之徒乘时而攘臂起，纷纭上本，争请采珠开矿者不可胜记。”李恒福对万历掠夺民间财富的行为记载得十分详细，字里行间隐含着对万历贪财行为的批评。
铢铢两两，括已尽之膏血
朝鲜使臣李民宬在《朝天记》中还记载了户部尚书李三才任凤阳巡抚时的辞职疏，李三才对万历皇帝的指责更为严厉，更为触目惊心：“其略曰，今天下必乱，人人欲乱矣。九边之乱则以辽东为可畏。辽东实京师左臂，最为要害，虏既无日不来，我无日不战，窃计岁月之间，辽东恐非我有。辽如不虞，京师震动，虽黄金遍地，珠玉际天，岂一人之所能守所能运哉？尚且高高下下，作不急之之池台，铢铢两两，括已尽之膏血，轻其所重而重其所轻，虽有善者，亦未如之何矣。伏望皇上详其轻重，度其缓急，毋宝粪土之珠玉，而宝康济之贤才，毋图耳目之狎玩，而图身心之安泰云云。”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陕西临潼人，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裁抑矿税使，议罢嗾税。与顾宪成结交，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以治淮有大略，得民心，屡加至户部尚书，三十八年，时论欲以外僚直内阁，意在三才，然忌者谤议四起。顾宪成贻书太学士叶向高力为洗雪，言者乘间并攻东林，形成党争，次年引退家居，朝廷因辽东经略乏人，欲加荐用，以议论相持未决而罢。1623年（天启三年）起用为南京户部尚书，未赴任而死。
在这篇疏中，李三才首先表现出深刻的危机意识和非凡的战略眼光。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经过多年的发展，后金政权已经形成了对明朝的巨大威胁。李三才首先指出由于皇帝的怠政，造成了天下大乱，人心涣散，边境不安，而边境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后金的进攻，两国交兵的必争之地就是辽东。
李三才清醒地看到，由于万历帝疯狂收敛民间财富于私库，而对边境军队的军费却一拖再拖，长此以往，国本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他以睿智的思想和独到的眼光，向万历发出了“窃计岁月之间，辽东恐非我有”的严厉警告。未来的事实证明，李三才的警告绝不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
可以说，李三才对万历的批评语气是十分严厉的，他指出，尽管万历喜爱的金银珠宝充盈私库，京师一旦生变，也是拿不走搬不走的，毫无用处可言。“铢铢两两，括已尽之膏血”这句话是他对万历最严厉的批评，事实上，万历的疯狂搜刮行为，已令天下苍生困顿不堪，李三才此疏，颇有为民请命之意。
最后，李三才规劝皇帝收起爱财之心，启用贤良，以拯救危局。朝鲜使臣郑重其事地在记录中收入冯琦和李三才批评万历的奏章，目的也是表达自己的心声，只不过限于主藩名分，不敢直言而已。关于李三才，朝鲜使臣有这样的评价：“三才以治河善于漕，职有能名。及是疏，直声振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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