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日本國捐贈口罩和防護服的包裝箱上寫了些古詩詞，本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辭令。
不管是日方的和駐日的中方工作人員提議乃至執筆的，歸根結底是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尊重。
此事一經傳播，先是被網民拿來“自嘆弗如”，感慨本國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承襲不夠。
這本來也是好事，“知恥而後勇”罷了。
其後有好事者將“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與“中國加油！武漢加油！”並而論之。
言之鑿鑿，指責這個國度對自己的文化如何如何。
這種態度就不是“好hǎo事”。
而是“好事”了。hào
如前所述，前者是國家之間的外交辭令，而後者是國對民的宣傳、鼓勵和動員。
這是兩碼事兒，不可一概而論。
然此事又經長江融媒一肖姓評論員點評，將二者一併而論且相較高下，又提及“奧斯維辛”云云，愚蠢至極。
簡直“壞事”。
繼而遭到群起而攻之，連同大眾媒體的口號、鄉鎮社區的條幅、村頭廣播的勸說。
一併歸結為沒文化、不懂美甚至沒人文關懷。
當然，這些爭論並沒有傳播到鄉鎮社區、村頭巷尾。
且確實有人因為聚餐“送死”，因為“帶病回村”成為“不肖子孫”，因為“不戴口罩”而用上了“呼吸機”。
標語、佈告、指示、條幅，還有廣播，本身就是通過簡潔有力的語句，吸引群體的注意力，從而引導公眾指向特定的目標，實現動員、激勵和勸說等功能。
不同的表達方式面向不同的人群，這是最起碼的邏輯和常識。
隨著面向人群接受程度的不同，表達方式也會有所不同，這是最起碼的邏輯和規律。
只不過，邏輯、常識和規律的形成與確認，真的需要歷史來證明、時間來夯實。
二、《大明劫》
王競導演2013年的作品《大明劫》是歷史災難題材，也是吳又可的半部傳記。
吳又可寫過《瘟疫論》，開中國傳染病學研究之先河。
電影的故事發生在崇禎十五年，也即1642年，當時瘟疫橫行，直隸、山東、浙江等地尤為嚴重，“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僅存者”。
加之李自成起義，各地雲集響應，大明朝岌岌可危。
吳又可通過多方診斷，認為這不是傷寒、風寒，而是瘟疫。
但軍隊將領的人一開始不相信，直到人傳人、營傳營，才讓他施救。
他跟守城將領說，“首先要告知全城百姓，大疫將至；再有就是隔絕病患，以防人傳人；還有就是開窗通風，以防疫氣聚集”。
很多年以後，我們都可以在中學生物課本上《傳染病及其預防》中看到這個常識，預防傳染病的三個主要措施：
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
但這個常識在當時行不通。
時人多將染疫身死歸諸於“鬼也、祟也、命也、妖也、劫也”。
所以採取的辦法也是貼符咒、誦佛經、焚香祝禱，乞憐於神靈，冀其驅滅疫鬼。
《瘟疫論》成書於1642年，卻並沒有以常識的形式傳播。
1932年，也即390年後，山東濟寧霍亂流行。
傳染速度很快，每天有五六十人死亡。
人們在恐慌中開始相信謠言，每家供奉一枚雞蛋，上面寫著“張天師之位”，每天上香祈禱。
還有人用鍋底灰在大門前做成一個半圓，“以使瘟神不能入門”。
八十多歲老太太也穿上了紅鞋，“言穿紅鞋者，可以免瘟”。
而就在此前，1905 年，袁世凱就明令取締“符咒治病”，1911 年的《京師防疫罰則九條》也禁止售符防疫。
三、1911年鼠疫期間的防疫宣傳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東鐵路經滿洲里傳入哈爾濱，隨後一場大瘟疫席捲整個東北。
清政府缺乏應急預案，民眾防疫意識淡薄，所以導致疫病癒發猖獗。
最終這場大瘟疫持續了半年多，席捲大半個中國，造成6萬多人死亡。
“哈爾濱疫事初起，商民亦不謂然“。
直到每天有數十上百人感染死亡，政府採取隔離並且燒燬房屋等措施後，才有些覺悟。
但有些民眾還是要麼抵制，要麼“隱匿不報”。
然而意識到嚴重性的時候，又趕上歲尾年節，不管是經商者還是勞苦者都紛紛奔往故鄉。
“自其處散行各處者有十萬之多，而東清鐵路，亦於是時令定特價車票，以利行人焉，故瘟疫發現後，居民分散，而疫亦隨人散佈，傳染四方矣” 。
“防疫之法首在交通遮斷”，也即“切斷傳播途徑”。
不久，京奉、東清、南滿鐵路也暫行停開。
奉天沿海全面戒嚴，“防救兼施，水陸並舉”。
鼠疫流行期間，清廷對公眾行為進行全方位干涉，收效明顯。
鐵嶺防疫所，“以戲院中人數眾多，最易傳染疫病”，特知會警務局“勒令戲院暫行休止，俟消疫後，再行開演”。
為照顧生計，官方還每日向五家戲院發放小洋 42 元，“以資津貼”。
長春對遵禁戲院，進行補助。
1 月 31 日（正月初二）起，府署每日發給梨園子弟中錢 50 吊，以作餬口。
長春各學堂因“瘟疫未消，傳染不免”，概行暫緩開學。
吉林警務局嚴斥茶園，不準開業，以昭慎重。
不過，還是有人不聽勸。
估計也沒有看到鄉鎮社區“帶病回村，不肖子孫”“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串門就是互相殘殺，聚會就是自尋短見＂的不文明宣傳條幅。
一武清縣染疫人員從奉天隔離所逃出後，南奔至鐵嶺疫發而亡。
鐵嶺一家因接納外甥探訪，不久疫發斃命，男女九人均“傳染身死”。
此外，鐵嶺外發呼吸囊 2 萬餘枚，令出入城門者套戴，並隨時稽查，不服規定，“即以違警論罪”。
後有人往返於各處，將所領呼吸囊轉向出售，警局獲知後特將所發呼吸囊“蓋以戳記，以杜私售”。
除了盲目外逃和不聽勸阻外，民眾還力避檢疫。
東北鼠疫發生後，南北通衢的武漢實施防疫。
但由北來旅客恐驗出疫病，隔離診治，紛在河南湖北交界的信陽、鵲山、廣水等地車站“先行下車，繞道來漢，以圖規避”。
不聽勸的人是一波，還有一波製造謠言、聽信謠言的。
無為之徒更乘此人心惶惑時，貪圖厚利。
“逞其臆說，妄造藥方，以遂其惑世欺人之計”，“愚夫愚婦無不信以為真，有持無恐”，甘蹈險境，將“一切衛生之事反若置為後圖”。
謠言有時候比疫情傳播得還要快，“京內尚無瘟疫之發見”，而“謠言其熾”。
一些關於“拿獲撒藥害人要犯紀文”、“逼令女子赤身與男子同浴”等離奇之談竟然上報。
還有陰謀論者，“近有無知愚民妄生謠啄，肆行蠱惑，誣言日人僱人撒藥情事”。
用白話來說，就是有人認為鼠疫是日本人僱傭人撒毒藥導致的。
這在奉天民政、交涉二司發佈諭令中被嚴令指責：
鼠疫流行，中外人士莫不畏懼，日人亦居奉天，獨不怕傳染乎？
倘有再有造謠生事之人，一經拿獲，定行重懲不貸。
疫情不確定、不穩定、傳得快、死得多，輿情說不聽、勸不動、謠言四起。
這種情況下，防疫宣傳如何作為呢？
河南巡警道委託人員趕赴天津，觀摩防疫法，就地調查，並帶回白話傳單“回河南仿照佈置”。
昌圖知府除設防疫所、督飭巡警“挨戶稽查”外，還編防疫白話一篇，“令人民曉得百斯篤疫之可畏”。
吉林省城自治會恐人民未知預防，令宣講員“逐日演說個人防疫與地方防疫各辦法”，並向聽講人員分發防疫白話單。
彼時，中國人的識字率不足10%，疫病傳染規律不為民眾所知，這種情況下，普及防疫知識很難。
1911年鼠疫過後，各個城市推行接種“避瘟漿”。
以天津為例，衛生局特意貼出《天津衛生局勸種避瘟漿告示》。
開篇第一句“為白話曉諭事，照得上年十一月間，關外哈爾濱地方有一種鼠疫，鬧得很見利害，一天總得死一百多人，後來漸漸傳到奉天，以至關內永平府，亦死了好些人。”
全文605字，苦口婆心：
“各人全是一條命，你們想想可怕不可怕，怎麼樣呢？總的想個法子，叫他不能傳染的好，然而可沒有別的法子，就是個人在左胳膊上種避瘟漿，最為妥當……”
“本總辦以身作則，自己已經種了，局內同人並巡捕們都種了，
為此用白話告示勸諭，盼望城裡關外，你們大家老老少少勸告趕緊種避瘟漿，以防瘟疫傳染。須知人生先能保全性命，繼能爭名奪利啦！你們大家想想，是不是？本總辦不能盼望之至！特此。”後來民國的衛生部門還特意做了《佈告管理辦法》，其中第八條提到四條注意事
1、須淺要明顯用白話語體以一般人均能瞭解為準。
2、須用不同之顏色寫畫．或用不同顏色之紙張，或用圖案、花邊，務期鮮明美觀，能促起觀者注意。
3、須切合事實，以引人入勝。
4、須注重反式，以資警惕。
但這些仍舊沒能成為常識。
1918年陝西鼠疫、1919年上海霍亂、1932年全國霍亂期間，依舊有“隱匿不報”“私送他處”“求神拜佛”的現象。
不過，民國時期，由於西醫的普及，與以往不同，民眾除向神仙、瘟君禱告外，還紛紛乞靈於西式藥品，籍以避疫。
一些廠家開始利用各種手段，向城鄉居民推銷其產品。
洋藥“價值日益加高，與虎疫之擴展成正比例”。如，霍亂疫苗每瓶由1元速漲至10元。
不僅如此，一些投機者還“大殺利市，一時市上新發明之防疫藥品名目繁雜，幾乎如雨後春筍”。
但這些藥品都“治療不足，促死有餘”。
1932 年霍亂大流行期間，河南竟出現民眾吸吮疫苗現象。
疫苗一經到手，以為是防疫藥水，以為口飲即可。
最後，附上一篇黎雨民發表於《大公報》上的《防疫歌》一首。
這首歌通俗易懂，押韻上口，便於理解接受。前半段說疫情嚴重，驚心動魄：
食吾血，爛吾腸，透越心宮穿膏盲，既侵肺兮又破腦，醫藥亡效神無方，遲則不過二三日，速則頃刻命難全，一家犯此香菸絕，一市犯此屍滿場。
結尾處談全國防疫，語重心長：
我國人多土又廣，四兆同胞豈虛言，響應政府防疫號召，人人防疫斯周詳，但使菌類永絕滅，非特疫免種亦良，浩劫臨頭當自警，人力原來可勝天。我今不辭苦口勸，君勿忽兮君勿忘，士曉農，工告商，茶前酒後作清談，必使人人知此義，普天零露消災殃。
最後的最後，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參考文獻：
谷永清《中國近代防疫述論》
譚曉燕《民國時期的防疫政策（1911—1937）》
劉岸冰 《民國時期上海傳染病的流行與防治》
陳佳麗《傳播與流變：媒介視野下西方衛生知識在近代中國的流通（184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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