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给客制”施行前东晋政权的势力情况

太兴四年，晋元帝和王导、王敦的矛盾不断加剧。作为东晋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对付掌握重兵的王敦，晋元帝认为有必要加强自己所掌控的军队力量。在这年的七月，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充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并以刘魄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建立了两个军府，同时需要大量的兵员。

但是东晋立国在江南地区，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加之自己的政权又是从北迁移而来，当时的土著居民很少，要想从他们当中募集兵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加上北方战乱格局，大量的北方人涌向江淮以南的地区，这些流民一无所有，许多人正在沦为不向国家服役纳税、南北大族的封建依附农民和奴隶。于是晋元帝把视野移到了这些流民身上，他要想加强自己的力量，最现实的方法就是在这批人身上做文章。

于是东晋政府制定了“新给客制度”，这是从曹魏时期甚至于西晋“给客制度”发展完善而来的，成为了东晋政府和南北权贵豪族争夺北方流民的重要措施。

从西晋时期规定的政策来看，<strong>“都下人多为诸王公作用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就说在西晋时期门阀官贵得以庇荫的数量大大增多，也说明此时的流民沦为佃客的现象十分严重，南北各大豪强手下都有大量的佃客，因此东晋政府不得不在法令上扩大政府的流民占有量。据《南齐书》载：

“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

东晋制定“新给客制度”是为了着眼于搜括隐户，以增强政府的实力。因为政策明确的规定，大族必须得把他们的佃客“条名上有司”，即向政府申报他们占有佃客的人名和数量。经过政府核查后，对那些占有佃客尚未达到给客制度规定数额的官员，政府并不会给他们补足，只会把这些暂属其名下的佃客“注以家籍”，承认其为合法荫户；而那些超过给客制度规定数量的佃客，政府就将他们变为国家控制的人口。

因此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南北朝史料中常见的“检籍”或“括户”，借此来治理流民，扩充政府人力兵力。

“新给客制度”的实施具体状况

新给客制度开始执行的时间是在太兴四年五月。《晋书》卷六《元帝纪》太兴四年五月条载元帝诏书：<strong>“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婶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懂客者，以备征役。”

这道诏书上半截说，汉魏西晋朝廷放免由良人沦为奴婶者，是那时的“成规气下半截说，东晋要效法前代的成规，放免中州流民沦为扬州诸郡大族的奴憧和佃客的人，使之服兵役。

可见东晋政府除搜检大族的超额佃客外，还要释放南北大族拥有的原为中州流民的奴隶，用来补充军队的缺额。

东晋这种搜检奴憧、佃客政策，本来也想在江北统辖区推行，但因“江北荒残，不可检实”，结果未能推行。因为江州和荆州属于王敦的地盘，当然也不能推行。执行这种政策的，正如元帝的诏书所说，仅有东晋政府所牢牢控制的扬州地区。以奴客为兵，仅是晋元帝为加强自己力量的一种措施。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魄为名在武昌起兵，他向朝廷上疏列举了刘魄的所谓罪状，透露了晋元帝为加强中央力量所作的种种努力。

据《晋书·王敦传》称：“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糜，今便割配，皆充瑰军。……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魄悉驱通，以实已府。”

从这则材料我们可分析出：

第一，所谓“免良人奴”“皆充魄军”，就是上引元帝诏书中说的“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憧客者，以备征役”。

第二，所谓刘魄驱逼徐州流民“以实己府”，徐州属刘魄镇北军府的辖区，大概刘魄也招募了一部分徐州境内的流民为兵。估计戴若思也会在他的统辖区内召募一部分流民参军。

第三，所谓刘魄发“投刺王官”充征役，“投刺”是指晋元帝称帝前投名刺劝进，“王官”是王国属下的官员，但不会是高级官员，大概是将、吏一类低级人员。《晋书》卷七一《熊远传》：“及中兴建，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劝进者赐司徒吏，凡二十余万。”大概各王国也拥有不少这样的吏。

第四，所谓“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勺日名”是指过去西晋的户口簿籍，“普取出客”就是征调大族“注家籍”的佃客。这部分佃客是大族旧有的合法荫户，不是东晋初年由北方流民变成的佃客。

大家知道，魏晋实行世兵制度，士兵要入兵籍，世代当兵，兵的身份相当于佃客、部曲一类的世袭农奴。由于士兵身份很低，王国的将吏当然都不会乐意当兵；由于兵户属于国家牢牢控制的户口，大族当然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合法荫户入兵籍。所以，东晋政府调发“投刺王官”和“普取出客”，都不是用来当兵的。

总结上述，晋元帝为加强中央力量以抵御王敦，主要采取了以北方流民为兵的方法。这除了直接召募一部分流民参军外，还通过颁布诏书放免扬州地区北方流民沦为奴碑者，又通过制定新给客制度，搜检大族超额占有的由北方流民沦为佃客者，以充兵役。

这虽是以奴客为兵，实质上也是以流民为兵。此外，东晋政府还通过征调王国将吏和大族的合法佃客充运役，以解决劳动人手的不足。尽管晋元帝在同王敦的斗争中失败了，但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以后的东晋南朝政权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新给客制度”对淝水之战的影响

从前文中我们可知新给客制度的核心在于“检籍”，从晋元帝时期施行，到咸和二年、咸康七年、兴宁二年、太元年间，前后共推行了五次大规模检籍，借此来加深“新给客制度”的深化。特别是到了谢安辅政阶段，时前秦符坚已统一北方，并侵占梁、益地区，随时有大举南侵的可能。桓温所造就的军事力量，主要由桓冲率领，防守长江中、上游的江、荆地区;而江淮、扬州地区却力量空虚。为了加强长江下游的军事防务，谢安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托元帝时期施行的“新给客制度”来扩充兵力。

谢安在三吴地区前后多次施行“新给客”：一是“正其里伍”，即将逃亡户、侨户编入户籍，使他们成为向国家服役纳税的人。二是重点搜枪逃亡的士兵和奴客。

上引《世说新语》谓“兵厮通亡”，“兵”指士兵，“厮”应指奴客一类的劳动者汉续晋阳秋》谓“卿所优在于客耳”，此“客”即指奴客。逃亡士兵是逃避兵役的，他们被搜检出来以后当然仍要补兵。大概谢安通过次三昊检籍，还要征调一部分奴客服兵役，所以就有一部分奴客在他们主人的支使下逃亡到京都。以奴客为兵是自晋元帝、庚翼以来的一贯作法，估计谢安在前秦入侵的生死关头，也会采取这种作法来加强自己的军力。

在淝水之战中东晋所以能获得胜利，当然和东晋的整体战略部署、战场指挥得宜以及士气高昂有重要关系。除经济基础外，如果没有谢安执行的“新给客制度”延续来组建北府兵，东晋也不可能有军事能力才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

小结：

东晋政府通过“新给客制度”大大地压缩了豪强贵族对流民的占有率，一来对中央政府稳定南北双方的势力提供了兵力上的补充；再者大量的流民得以安置，成为有户籍的百姓，他们不仅可以充当政府兵力，还对政府财政税收来源提供了力量。从晋元帝时期开始实行的此项政策，前后被东晋的核心辅政势力加以延续，成为其处理中央和流民的核心政策，同时也助推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一举多得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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