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已經落下帷幕，韓國電影《寄生蟲》 成為了最大贏家，一舉斬獲了最佳外語片、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導演、最佳影片 四個重要的獎項。
值得一提的是，《寄生蟲》創造了歷史，追平了此前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獲得的四項大獎，更是史無前例的以亞洲電影身份摘奪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項。
除了是韓國電影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蟲》是首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外語片，也是亞洲電影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在影史上成功建造了一座里程碑。
如果你曾瞭解過韓國電影史，你就會知道，韓國電影的真正崛起其實就是最近這十多年的事情。從《殺人回憶》《母親》《熔爐》到《陽光姐妹淘》《追擊者》，相比亞洲電影，尤其是對比性比較強的日本電影近些年的衰落，韓國電影一直在進步。
在最近兩年的電影節中，韓國電影可以說是大放異彩，除了《寄生蟲》外，2018年燃爆戛納、破場刊記錄的電影
《燃燒》 也屬於上乘之作，在戛納電影節獲得了有史以來最高的評價，令人遺憾的是，《燃燒》在那一年雖頗受好評卻顆粒無收。 《燃燒》海報
在同時面對奉俊昊和李滄東兩位導演的作品時，人們往往因為一些電影理念上的區別將其粗暴地劃分為商業片和藝術片，並且由對這兩種所謂類型的喜好不同而分出高下：奉俊昊的作品顯然是更有“看頭”，但也常常被批評扁平化；李滄東似乎更加受精英們的青睞，因為它看上去具有“藝術”，更有讀解的趣味。
拿兩部電影對朝鮮的刻畫來講，在《燃燒》中我們聽到了鍾秀老家對面的山的遠處，北韓向南邊喊話的模糊聲音，沒有字幕則不明白其含義；而《寄生蟲》則是乾脆讓老管家惟妙惟肖的扮演北韓播音員，哪怕聽不懂也能懂得其諷刺意義。
其實，與奉俊昊的《寄生蟲》相比，《燃燒》還只能算是作者電影，有著極強的李滄東導演的個人風格，無法得到大眾的喜愛。但是無一例外，
兩部影片都精準的聚焦到了“階級”這樣一個敏感的話題上。《寄生蟲》和《燃燒》都聚焦於階層相差巨大的兩類人的接觸互動，精準的表現了人和人的差異。而《寄生蟲》最終比《燃燒》獲得更大的成功，在於《寄生蟲》是站在底層社會的視角和立場的，更容易打動大多數的普通人。
《寄生蟲》裡的窮人大部分時候是逆來順受，膽小怕事，懦弱無助，喜歡佔小便宜，但是為了一點點生計，也可以非常非常的努力不計成本的投入，沒有道德沒有底限；他們籠罩在精神深處的自卑感和由此而來的有色眼鏡，越是底層，越熱衷於互相傷害踐踏。而富人則是友善的。
相比之下，《燃燒》就殘酷得多，裡面處於食物鏈上游的富人玩弄底層百姓，如同貓玩弄老鼠一般，那些貧窮少女的小聰明，不過是富人調劑無聊生活的一點點樂趣。
《燃燒》裡的富人就是另一種富貴病了，畢竟錢多到一定程度，根本不需要自己做什麼，錢多的花不完，每天找各種各樣的樂子來填補自己空虛的靈魂，慢慢的，就會變得麻木不仁，變得失去人性，沒有同情心冷酷如同魔鬼。
《燃燒》裡的窮人，是疏離孤獨被動軟弱的，男女主角都是如此，家庭不幸，工作辛苦，艱難求生，哪怕消失了，世界上也沒有什麼人會在乎和記得，同事、親人都沒有想象裡那麼親密。
導演巧妙的利用這一特徵，做了一場存在主義的哲學探討。誰能證明這些底層人口的存在呢，唯一的痕跡，只是收藏在富人豪宅櫃子裡的獵物們遺留下來的戰利品配飾。
《燃燒》與《寄生蟲》都有與社會階層相關的 強烈空間隱喻。除了我們熟知的城市物理空間的橫向/平面分區：富人區與貧民窟；還有縱向區隔：富人身居高處，如清幽山頂或豪華公寓頂層，可俯瞰城市芸芸眾生；窮人則棲身半地下室、地下室、甚或不見天日的地下密室——社會“上層”與“底層”的空間化對應。
如此，“異味”樂於光顧窮人的住所，陽光卻恰好相反：《燃燒》裡，即使惠美並非住在地下室，每日陽光也只短暫地路過她租住的狹小凌亂的房間；《寄生蟲》裡樸社長一家，享有整個大落地窗的陽光。Ben的高級公寓簡約如旅館，有上中產文化對整潔的執念；惠美原本凌亂的房間在她消失後也是如此整潔，是給了人們猜測空間。
無論是《燃燒》還是《寄生蟲》，他們都是優秀的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只是它們雖都聚焦韓國難以調和的階層矛盾，但兩者對現實主義的反應卻存在著本質上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僅在於截然不同的創作路徑，也在於鏡頭語言、感情敘事與宣傳策略上。
感情上《寄生蟲》營造了朋友所說的“害怕被打回原形的不安感”，而這種不安一步一步壓垮窮人的內心，在最後一根稻草落下時憤怒爆發了；而《燃燒》更像是在和富人周旋時兩方不平等的付出帶來的，窮人在鬥爭中“燃燒”自己，富人只是覺得有趣而已，進而激起弱勢者的怒。
《燃燒》更像是“虛實相生的敘事藝術”，而《寄生蟲》則是荒誕的喜劇故事，把美好的東西壞破給觀眾看。
不僅如此，《燃燒》在大力渲染氛圍的同時，卻缺少了該片本應具有的影影綽綽，影片中很多情感本可以通過細節隱晦烘托，可影片在設計上卻是過於體貼了，少了讓觀眾遐想的空間。
相比較，《寄生蟲》則把問題聚焦到了兩個家庭中，導演將人生顯微鏡交到了觀眾手中，觀眾可以盡情地在影片推進中去觀察病變和瘋狂，在電影核心的展示上，電影所設計的方法讓人透徹而舒適。
《燃燒》的娛樂性顯然不及《寄生蟲》，所以更重要的是，在奧斯卡這場盛大的資本遊戲當中，依靠政府支援金拍攝的《燃燒》並沒有充足的公關經費支持。
而《寄生蟲》的背後則是財力雄厚的CJ ENM，也就是當《寄生蟲》獲得最佳影片時，在臺上進行最後發言的CJ集團副會長李美敬。
發言的CJ集團副會長李美敬
早在去年12月，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下屬的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就與CJ ENM和《寄生蟲》的美國發行公司Neon成立了由十多人組成的公關團隊，所有的公關經費全部由CJ ENM承擔。但事實上，
據《財富》雜誌的消息，《寄生蟲》的奧斯卡公關從去年8月就已經開始了。
奧斯卡公關海報
從去年12月開始，奉俊昊導演在北美出席了大量的放映會、電影節、頒獎禮，觀眾見面活動等等。在和《ExtremeMovie》的採訪中，他就直言： “無論如何，如果不是像迪士尼、Netflix這樣的巨頭公司的話，就要像麵包車巡迴表演的流浪劇團一樣一天轉好幾個地方搞活動。”
奉俊昊也曾在採訪中吐槽：“沒想到頒獎季宣傳要做這麼久，現在最大的願望是——快點結束回去開工下一個項目。“對於創作者來說付出的是時間和精力，而對於製作方來說，所付出的金錢代價也是巨大的。
雖然《寄生蟲》諷刺的是貧富差距，但不能否認影片獲得奧斯卡佳績的背後，離不開韓國大企業資本的支持，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
從這兩部作品中，我們能看到的並非是兩位導演之間，那種類型片與藝術片的對立，兩者的作品放在一起，反而呈現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以及殊途同歸的反思。 也不得不說，藝術無國界，好電影終將被認可。
許多韓國電影，特別是一些對大陸來說是禁區的電影，在暴力、血腥、色情等元素裡，不僅娛樂性極高，其人文思考和藝術情感與探索精神更是溢於言表。所以在商業成功外，它們更是席捲各大國際電影節。
《燃燒》戛納記者會
韓國電影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除了韓國電影人在電影藝術與商業化效果進行孜孜不倦的追求外，還歸功於韓國政府對電影產業的發展政策。
從1999年確立“文化興國”發展戰略迄今，韓國有關部門陸續對《影像振興基本法》、《著作權法》、《電影振興法》、《演出法》、《廣播法》、《唱片錄像帶暨遊戲製品法》等做了部分或全面修訂，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法規保障。
當下韓國部分電影的思想性、展示出的話題性及對社會良知、人性的省思和拷問，已經不是電影流水線化作業日趨嚴重的好萊塢願意包容和挖掘的。
韓國電影具有那樣的整體發展態勢、那股一鼓作氣的拼勁、那樣精雕細刻的嚴謹、那種努力將生活的點滴啟示融入每一部小成本生活電影和不止步的創新意識，所以哪怕是一部題材不起眼的愛情片、喜劇片，你也能感受到韓國電影工作者給予它的溫度和份量——一種完全不同於同類型好萊塢爛俗爆米花商業電影的樸素、真實和東方生活氣質。
面對鄰國電影的崛起，我們需要做的，應該不僅僅是驚歎……
戴錦華老師 在採訪中說——
圖片整理自 GQ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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