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已经落下帷幕，韩国电影《寄生虫》 成为了最大赢家，一举斩获了最佳外语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 四个重要的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寄生虫》创造了历史，追平了此前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获得的四项大奖，更是史无前例的以亚洲电影身份摘夺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项。
除了是韩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虫》是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外语片，也是亚洲电影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在影史上成功建造了一座里程碑。
如果你曾了解过韩国电影史，你就会知道，韩国电影的真正崛起其实就是最近这十多年的事情。从《杀人回忆》《母亲》《熔炉》到《阳光姐妹淘》《追击者》，相比亚洲电影，尤其是对比性比较强的日本电影近些年的衰落，韩国电影一直在进步。
在最近两年的电影节中，韩国电影可以说是大放异彩，除了《寄生虫》外，2018年燃爆戛纳、破场刊记录的电影
《燃烧》 也属于上乘之作，在戛纳电影节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评价，令人遗憾的是，《燃烧》在那一年虽颇受好评却颗粒无收。 《燃烧》海报
在同时面对奉俊昊和李沧东两位导演的作品时，人们往往因为一些电影理念上的区别将其粗暴地划分为商业片和艺术片，并且由对这两种所谓类型的喜好不同而分出高下：奉俊昊的作品显然是更有“看头”，但也常常被批评扁平化；李沧东似乎更加受精英们的青睐，因为它看上去具有“艺术”，更有读解的趣味。
拿两部电影对朝鲜的刻画来讲，在《燃烧》中我们听到了钟秀老家对面的山的远处，北韩向南边喊话的模糊声音，没有字幕则不明白其含义；而《寄生虫》则是干脆让老管家惟妙惟肖的扮演北韩播音员，哪怕听不懂也能懂得其讽刺意义。
其实，与奉俊昊的《寄生虫》相比，《燃烧》还只能算是作者电影，有着极强的李沧东导演的个人风格，无法得到大众的喜爱。但是无一例外，
两部影片都精准的聚焦到了“阶级”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上。《寄生虫》和《燃烧》都聚焦于阶层相差巨大的两类人的接触互动，精准的表现了人和人的差异。而《寄生虫》最终比《燃烧》获得更大的成功，在于《寄生虫》是站在底层社会的视角和立场的，更容易打动大多数的普通人。
《寄生虫》里的穷人大部分时候是逆来顺受，胆小怕事，懦弱无助，喜欢占小便宜，但是为了一点点生计，也可以非常非常的努力不计成本的投入，没有道德没有底限；他们笼罩在精神深处的自卑感和由此而来的有色眼镜，越是底层，越热衷于互相伤害践踏。而富人则是友善的。
相比之下，《燃烧》就残酷得多，里面处于食物链上游的富人玩弄底层百姓，如同猫玩弄老鼠一般，那些贫穷少女的小聪明，不过是富人调剂无聊生活的一点点乐趣。
《燃烧》里的富人就是另一种富贵病了，毕竟钱多到一定程度，根本不需要自己做什么，钱多的花不完，每天找各种各样的乐子来填补自己空虚的灵魂，慢慢的，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变得失去人性，没有同情心冷酷如同魔鬼。
《燃烧》里的穷人，是疏离孤独被动软弱的，男女主角都是如此，家庭不幸，工作辛苦，艰难求生，哪怕消失了，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会在乎和记得，同事、亲人都没有想象里那么亲密。
导演巧妙的利用这一特征，做了一场存在主义的哲学探讨。谁能证明这些底层人口的存在呢，唯一的痕迹，只是收藏在富人豪宅柜子里的猎物们遗留下来的战利品配饰。
《燃烧》与《寄生虫》都有与社会阶层相关的 强烈空间隐喻。除了我们熟知的城市物理空间的横向/平面分区：富人区与贫民窟；还有纵向区隔：富人身居高处，如清幽山顶或豪华公寓顶层，可俯瞰城市芸芸众生；穷人则栖身半地下室、地下室、甚或不见天日的地下密室——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空间化对应。
如此，“异味”乐于光顾穷人的住所，阳光却恰好相反：《燃烧》里，即使惠美并非住在地下室，每日阳光也只短暂地路过她租住的狭小凌乱的房间；《寄生虫》里朴社长一家，享有整个大落地窗的阳光。Ben的高级公寓简约如旅馆，有上中产文化对整洁的执念；惠美原本凌乱的房间在她消失后也是如此整洁，是给了人们猜测空间。
无论是《燃烧》还是《寄生虫》，他们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只是它们虽都聚焦韩国难以调和的阶层矛盾，但两者对现实主义的反应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在于截然不同的创作路径，也在于镜头语言、感情叙事与宣传策略上。
感情上《寄生虫》营造了朋友所说的“害怕被打回原形的不安感”，而这种不安一步一步压垮穷人的内心，在最后一根稻草落下时愤怒爆发了；而《燃烧》更像是在和富人周旋时两方不平等的付出带来的，穷人在斗争中“燃烧”自己，富人只是觉得有趣而已，进而激起弱势者的怒。
《燃烧》更像是“虚实相生的叙事艺术”，而《寄生虫》则是荒诞的喜剧故事，把美好的东西坏破给观众看。
不仅如此，《燃烧》在大力渲染氛围的同时，却缺少了该片本应具有的影影绰绰，影片中很多情感本可以通过细节隐晦烘托，可影片在设计上却是过于体贴了，少了让观众遐想的空间。
相比较，《寄生虫》则把问题聚焦到了两个家庭中，导演将人生显微镜交到了观众手中，观众可以尽情地在影片推进中去观察病变和疯狂，在电影核心的展示上，电影所设计的方法让人透彻而舒适。
《燃烧》的娱乐性显然不及《寄生虫》，所以更重要的是，在奥斯卡这场盛大的资本游戏当中，依靠政府支援金拍摄的《燃烧》并没有充足的公关经费支持。
而《寄生虫》的背后则是财力雄厚的CJ ENM，也就是当《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时，在台上进行最后发言的CJ集团副会长李美敬。
发言的CJ集团副会长李美敬
早在去年12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下属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就与CJ ENM和《寄生虫》的美国发行公司Neon成立了由十多人组成的公关团队，所有的公关经费全部由CJ ENM承担。但事实上，
据《财富》杂志的消息，《寄生虫》的奥斯卡公关从去年8月就已经开始了。
奥斯卡公关海报
从去年12月开始，奉俊昊导演在北美出席了大量的放映会、电影节、颁奖礼，观众见面活动等等。在和《ExtremeMovie》的采访中，他就直言： “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像迪士尼、Netflix这样的巨头公司的话，就要像面包车巡回表演的流浪剧团一样一天转好几个地方搞活动。”
奉俊昊也曾在采访中吐槽：“没想到颁奖季宣传要做这么久，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快点结束回去开工下一个项目。“对于创作者来说付出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对于制作方来说，所付出的金钱代价也是巨大的。
虽然《寄生虫》讽刺的是贫富差距，但不能否认影片获得奥斯卡佳绩的背后，离不开韩国大企业资本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从这两部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的并非是两位导演之间，那种类型片与艺术片的对立，两者的作品放在一起，反而呈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以及殊途同归的反思。 也不得不说，艺术无国界，好电影终将被认可。
许多韩国电影，特别是一些对大陆来说是禁区的电影，在暴力、血腥、色情等元素里，不仅娱乐性极高，其人文思考和艺术情感与探索精神更是溢于言表。所以在商业成功外，它们更是席卷各大国际电影节。
《燃烧》戛纳记者会
韩国电影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除了韩国电影人在电影艺术与商业化效果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外，还归功于韩国政府对电影产业的发展政策。
从1999年确立“文化兴国”发展战略迄今，韩国有关部门陆续对《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演出法》、《广播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等做了部分或全面修订，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
当下韩国部分电影的思想性、展示出的话题性及对社会良知、人性的省思和拷问，已经不是电影流水线化作业日趋严重的好莱坞愿意包容和挖掘的。
韩国电影具有那样的整体发展态势、那股一鼓作气的拼劲、那样精雕细刻的严谨、那种努力将生活的点滴启示融入每一部小成本生活电影和不止步的创新意识，所以哪怕是一部题材不起眼的爱情片、喜剧片，你也能感受到韩国电影工作者给予它的温度和份量——一种完全不同于同类型好莱坞烂俗爆米花商业电影的朴素、真实和东方生活气质。
面对邻国电影的崛起，我们需要做的，应该不仅仅是惊叹……
戴锦华老师 在采访中说——
图片整理自 GQ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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