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5日，卓長仁、安衛建、姜洪軍與幾名同夥在萬里高空，用手槍對準了中國民航296號客機機長王儀軒，此時飛機上已有兩名機組人員遭受槍傷。脅迫之下，這架原本計劃從瀋陽東塔機場飛往上海的飛機迫降於韓國春川軍用機場，飛機上共有105人，其中機組人員9人，乘客96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一時間，舉國震動，此案被稱為“中國劫機第一案”。
4支手槍及30發子彈全部丟失
1983年5月5日，星期四，早上6時30分，瀋陽體育學院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安國瑞像往常一樣，走到書桌前打開收音機，準備收聽早間的全國新聞節目。就在這時，一個沒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跡告訴他，信是兒子安衛建寫的。他頗感詫異地把信打開，只見裡面寫著這樣一段話：“爸爸媽媽：我到遠處做生意去了。永遠忘記我吧，就當你們沒有我這個兒子。”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安國瑞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學院院長。
安衛建是學院保衛處的工作人員，任職期間曾因盜竊、持槍鬥毆和流氓等行為，數次被警方拘捕。那麼，他這次的不辭而別會不會是又一次犯罪行動的開始呢？這個可怕的推斷讓院長也陷入了極度不安。他立即找到學院保衛處副處長慄增洪，讓他馬上檢查一下存放在保衛處保險櫃裡的槍彈是否安在。檢查的結果令人大驚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手槍及30發子彈全部丟失!
他們很快又有了新的發現：保衛處的另一名工作人員、安衛建的密友姜洪軍也同時失蹤！姜洪軍和安衛建一樣聲名狼藉，也曾有過數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記錄。情況變得更加令人擔憂。慄增洪立即帶人趕往火車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卻一無所獲。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過各種途徑展開的查找也都毫無結果。上午9時10分，學院決定向警方報案。瀋陽市公安局皇姑區公安分局在接到報案後，迅速派警員趕往現場進行勘察。
就在警方對安衛建、姜洪軍失蹤以及丟槍事件進行調查的同時，另外一起投毒案又出現了。瀋陽體育學院副院長侯鵬向警方反映：“早晨8點多鐘，我在辦公室裡沏了一杯茶，喝的時候感覺很苦，就將茶水倒進痰盂裡。隨後發現茶葉盒裡有白色粉末。”此後，體育學院保衛處的李茂德也在茶葉裡發現白色粉末，經過公安機關檢測，這些白色物質相當於三四級氰化鈉。氰化鈉為烈性毒物，成人的致死量為0.15至0.25克。
此時的瀋陽體育學院亂作一團。10時整，案情被報至瀋陽市公安局刑警大隊。11時40分，市公安局向全市各大車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門發出了對安衛建、姜洪軍等人的通緝令，同時立即派警員趕往東塔機場截堵嫌犯。
但是，當警員趕至機場時，安衛建、姜洪軍和遼寧省機電設備公司汽車計劃員卓長仁、王彥大、吳雲飛、高東萍（女）共6人早已登上了由瀋陽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飛機，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起惡性劫機案已經在渤海灣上空發生了……
保全乘客的生命
1983年5月5日，296號航班將要值飛瀋陽到上海的航線，這是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飛機。飛機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3個是日本人，其餘的都是中國人。
296號航班機長叫王儀軒，1940年生，時任中國民航瀋陽管理局飛行大隊長。
296號航班原定是8時20分起飛的，但是王儀軒上了飛機以後，檢查了一下，發現有點故障。於是，王儀軒決定暫停起飛，請地面人員做進一步檢查。飛機打開艙門以後，機組有人從飛機上走下去。後來人們才知道，這個小插曲曾經讓卓長仁等幾個劫機犯異常緊張，他們以為自己被發現了。大約10時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10時49分，飛機正式起飛。
296號航班的機組人員一共有9個，除了3名乘務員，另外6個人都在前面的駕駛艙裡：飛行的有2個，王儀軒、和長林，還有2個領航員、1個報務員和1個機務人員。機組人員有配餐，在正常起飛的情況下，機組人員是到上海後吃午飯的。但因為這次起飛得比較晚，所以飛了二三十分鐘，到大連上空的時候，王儀軒就對機組裡暫時沒有事做的領航員王培富說，你出去弄點吃的回來，等咱們到上海再吃飯就太晚了。
王培富出去了，回來的時候，一進駕駛艙就說：“後面第三排的那6個人好像不太對勁兒，不老實，一直在嘀嘀咕咕的。”王儀軒聽了以後半開玩笑地說：“準備好！準備好！把咱們反劫機的工具拿出來！”因為在那之前一年，發生過一起未遂劫機事件，民航局裡的領導反覆告誡機組人員要提高警惕，隨時做好反劫機的準備，在飛機上還準備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還有繩子。
大家把工具拿出來以後，王儀軒又囑咐把門鎖上。突然，駕駛艙裡的警報鈴響了，這是機組人員事先和外面的乘務員約好了的，一旦她們發現有情況的話，馬上按警報鈴，駕駛艙裡的人一聽到鈴聲，就知道後面出事情了。
王儀軒聽到警鈴的同時槍聲就響了，槍是往駕駛艙裡面打的，因為門是鎖著的，外面的人進不來，劫機犯就往裡面打槍，大約打了十來發子彈。子彈落到了王儀軒的腿邊，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駕駛艙裡全都是煙，還有木頭屑子。當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打門鎖，但就是打不開，最後他們用腳一踹，門開了。劫機犯衝進駕駛艙後，開槍打傷了報務員王永昌和領航員王培富。
機組的另外兩個人——林國榮和馮雲武，趕快把受傷的人抬出了駕駛艙。駕駛艙裡原來有六個人，只剩下了王儀軒、和長林兩個人。這時，幾個劫機犯全進來了。其實從他們打槍的時候開始，王儀軒、和長林就一直在晃動飛機，製造顛簸，為的是讓劫機犯難受，干擾他們的劫機行動，結果晃了半天也沒管用。為首的劫機犯衝進駕駛艙以後，跑到王儀軒身邊猛推駕駛杆，嘴裡還大聲喊著：“148度！148度！漢城（今譯首爾）！”他喊的這個148度是飛行航向，王儀軒一聽，心裡吃了一驚：在渤海灣這個位置上，148度就是漢城方向啊！王儀軒想這是個什麼人呀？他有準備！他懂行！這個人就是卓長仁。後來王儀軒才知道，卓長仁上過航校，是遼寧省航校畢業的。
296號航班本來就在緊急下降，卓長仁一推駕駛杆，飛機就下降得更快了，實際上已經是在往下急速俯衝了。為了避免機毀人亡，王儀軒趕快向上拉，296號航班在經過了一陣劇烈顛簸之後，終於重新恢復了平穩，王儀軒渾身都溼透了。然而，駕駛艙裡的局面已經完全被劫機者所控制。
在這個過程中，報話機裡一片嘈雜，地面沿海一帶的機場都在向296號航班喊話，因為報務員王永昌在卓長仁他們闖進駕駛艙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機！”這句話瀋陽、大連一帶都能聽到，所以地面的人都在找飛機，裡面都叫亂了！王儀軒當時一直在駕駛飛機，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動，連頭都不能回，所以也沒辦法和地面通話。卓長仁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很快就破壞了通訊系統，中斷了飛機和地面的聯繫。這樣一來，不論發生什麼事情，都要由機組人員自己想辦法應對了。
此刻，卓長仁的手槍就頂在王儀軒的頭部。王儀軒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拖延，他只知道，接下去的一切，都將取決於他在這段不確定的時間裡做出的決定。同地面的聯繫已經完全中斷，他也不可能和副駕駛有任何交談，他只能獨自完成一個艱難的選擇：是和劫機者同歸於盡，還是盡最大的可能保全乘客的生命？
王儀軒把飛機重新拉回到安全高度，在這個過程中他做出了一個決定：向北飛15度，那是大連方向，他想首先爭取到大連落地。於是，他就趁著拐彎的時候讓飛機掉了個頭，從羅盤上看，148度和15度在不懂行的人眼裡是沒有多大差別的，至少有的羅盤看上去差不多，因為飛機上有好幾個羅盤嘛！
飛機向北15度大約飛了一分鐘，卓長仁發現了，他說：“不對！不對！148度不是往北，是往東南飛！” 卓長仁拿槍不斷地敲打著王儀軒。
王儀軒只好稍稍向東調整了一下飛行方向，但卓長仁還是不停地說：“不對！不對！往東飛！繼續往東飛！往左改！再改！” 王儀軒又改了一點，心裡想，大連去不成了，就準備去丹東吧！就這樣，飛機往丹東的方向又飛了一兩分鐘。卓長仁發現方向還是不對，又說：“不行！再改，再改，再往東邊改！”這樣一改，就真是往東飛了。往東飛就是對著朝鮮平壤那個方向去了，王儀軒心想也行呀，如果不得不出境的話，能飛到平壤落地可能是最好的選擇了。
就這樣，飛機往東飛。半路上，卓長仁把傷員擦血的毛巾拿過來放在了操作檯上。卓長仁警告王儀軒說：“你要不聽我們的話就是這個下場，咱們同歸於盡！因為我們要是不在漢城落地，回去肯定被槍斃，前面那幾個人不是都被槍斃了嗎?所以你必須聽我們的！”
在飛行過程中，王儀軒用餘光打量了一下卓長仁，卓長仁戴著眼鏡，長得黑乎乎的，是個黑大個兒。王儀軒就問他：“你是幹什麼的？”卓長仁說：“你別管！我是老大，你以後叫我老大就行了！” 王儀軒又問：“你是什麼單位的？”卓長仁說：“我是政府機關的，人家都叫我汽車大王，什麼省委、省政府、省軍區的汽車都是我給買的。”
飛了一段時間以後，到了平壤境內，王儀軒發現了一個機場，準備降落。但是卓長仁不讓，他用槍逼著王儀軒，“拉起來！往南飛！再不拉起來我打死你！”
把飛機重新拉起來以後王儀軒就想，接下去該怎麼辦？按照當時的政策，一旦遇到了劫機事件，機組首先要做的是迷惑對方，如果迷惑不成的話就要搏鬥，搏鬥還不成，那就要當“一發紅色炮彈”了，也就是要機毀人亡了。但飛機上有一百多人。王儀軒想，到韓國就韓國吧！先落地把人保住，然後再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只飛了很短的時間，飛機就過了“三八線”。一過“三八線”，韓國方面的戰鬥機馬上就圍上來了。
此時飛機已經能看清地面的情況了，所以王儀軒就讓和長林趕快找機場。他趴在駕駛臺上向下看了一下說：“那兒有一個小機場！跑道好像是瀝青的！”然後飛機掉頭準備降落。後來才知道，那個機場是美國的一個專門起降直升機的機場，跑道很短很窄，根本不適合起降客機。三叉戟的跑道最短也要2000米長、45米寬，可是它這個跑道只有1260米長、25米寬，更何況當時飛機還是順風，所以飛機停下來需要更長的距離。其實比跑道還危險的是機場周圍的地形，這個機場三面環山，而且山很陡很高，只有一個入口，如果不從這個入口降落而是從對面降落的話，飛機的落地點起碼要在跑道中間，那後面的跑道就太短了，飛機肯定衝出去了。王儀軒憑著高超的飛行技術，一進跑道就落地，飛機接地後馬上踩剎車，然後拉反推、反噴，飛機就停住了。
飛機停穩后王儀軒看了一下時間，下午1時15分，就這樣，296號航班闖進了漢城東北方向的一個小鎮——春川鎮。
飛機在春川一降落，便被飛駛而來的美軍卡車團團圍住，卓長仁荷槍實彈出現在艙門口，大聲要求會面“臺灣駐韓國大使”，否則機上乘客將被繼續扣押。
飛機降落後，六名罪犯武裝控制飛機和人員近八個小時之久，最後向韓國當局繳械，機組和旅客才擺脫人質狀態。
▲韓國春川的霧凇美景
隨後，296航班所有人員被轉往漢城，韓國方面表現出了很大善意。
中國外交部接到通知後，隨即向韓國提出請求將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機組人員和乘客交給中國民航當局，並將劫機罪犯引渡給中國處理。經外交部與韓國代表談判，簽署了一份關於交還乘客、機組人員和飛機問題的備忘錄。
5月10日下午，全體中國旅客和九名機組人員回到上海。回國人員在抵達上海虹橋機場時，受到200多人的熱烈歡迎，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民航總局副局長、上海市副市長均前來接機。
一位旅客在下飛機時對媒體說：“在漢城，有人問我們願意到哪裡去？我們毫不猶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國！”
最終步入刑場
“5·5”劫機事件發生後，很快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卓長仁劫機用的手槍和子彈是怎麼帶上飛機的？經調查發現，同機的劫機女犯高東萍的父親是瀋陽軍區副參謀長，高東萍把手槍和子彈藏在她的化妝盒裡，以她高幹子弟的特殊身份，走免檢通道把手槍和子彈帶上飛機的。
1983年12月20日，韓國漢城高等法院以航空器運輸安全罪判處卓長仁有期徒刑六年，姜洪軍和王彥大有期徒刑五年，安衛建、吳雲飛、高東萍有期徒刑四年。
過了不到一年，1984年8月13日，韓國方面宣佈對卓長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驅逐出境”，並於當天將他們送往臺灣。
身為劫機主謀的卓長仁不顧在瀋陽已有妻室，於1988年與當年一起劫機的高東萍在臺灣結婚並育有兩個兒子。卓長仁元配後來雖跨海控告兩人重婚罪並勝訴，但卓、高兩人始終維持同居關係。
更為嘲諷的是，這六名刑事罪犯被臺灣當局稱為“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並被贈與鉅額黃金作為“獎勵”。
卓長仁與同夥剛到臺灣時，綵帶加身，好不風光。六名劫機犯到達臺灣後，蔣經國親自“召見”，並指示所謂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長”和“總統府秘書長”安排他們的工作、生活及學習，“以使六人在臺灣一生都過得無憂無慮”。
並無學術專長的卓長仁先被安排在“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當“研究員”，後“留職停薪”被安排到臺軍“政戰學校”“深造”。據臺灣有關方面統計的數據，卓長仁曾在臺北等地的電視臺、廣播電臺、工廠、學校、機關及臺軍中發表近百場反共演說。
一度在臺北擁有千坪以上土地的卓長仁最初生活堪比富豪，但他很快將其揮霍，加之兩岸關係已發生積極變化，他已漸漸失去政治宣傳的價值。卓長仁先是被“政戰學校”拋棄，隨後又被“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停職停薪，生活迅速陷入困境。
1991年7月，並不安分的卓長仁、姜洪軍因投資期貨買賣虧損，負債累累，決定鋌而走險。卓長仁、姜洪軍商議進行綁架，目標為臺北市國泰綜合醫院副院長王欲明之子王俊傑，並且先將其殺害再勒索贖金新臺幣5000萬元。同年11月事情敗露，卓長仁隨後被判處死刑。
十年後，2001年8月，卓長仁、姜洪軍兩人於臺北被執行槍決，卓長仁時年53歲，姜洪軍時年41歲。赴刑場時卓長仁堅持身著18年前劫機到韓國時的衣服。翌日，臺灣媒體評論道：“昔日名利雙收的‘反共義士’，如今步入刑場，自由的真諦為何，值得吾人深省。”
——摘選自《檢察風雲》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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