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什麼不行的

以前啊，聽到誰誰有個大師的名頭便肅然起敬，慢慢的，只要知道誰頭上有個大師的稱謂，就覺得噁心，到現在，我就覺得所謂的大師就是罵人的意思，和專家一樣，這全拜這群大師所賜。呂思勉，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誰封的呢，他的徒孫嚴耕望。

上面有人回答了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中如何誇讚秦檜、貶低岳飛的事情，我就不重複了，呂思勉會這樣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他的那個年代裡，只要手上有兵的都是草頭王，都想要割據一方，所以他主觀臆斷岳飛和韓世忠也是這樣的人，文人就是這個鳥樣，他可能忘記了有一種東西叫做愛國情懷，也忘記了古代真的有不少愚忠之人，尤其是武將，比方說唐天寶年間睢陽血戰的張巡，可能因為呂不是愚忠之人就覺得社會上沒這樣的人吧，即使民國年間軍閥割據，但在亡國滅種的時候，也從不缺乏血性之人，比方說一直忙著爭權奪利的川軍頭子鄧錫侯和劉湘等人。至於誇讚秦檜就更是可笑了，當文人缺乏血性和風骨的時候，總是善於顛倒黑白的，所謂大師胡適在抗戰前期不也是一個投降派麼。

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一書中將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稱之為朝，這在當時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一點姑且認為有利於民族大團結吧，雖然此書成書於抗戰之前，但若是中國真的投降了，不排除他來寫一本為大東亞共榮張目的史書來，這不也符合他所謂的進化論史學觀麼。

廝以為不論是因為什麼原因，評價歷史人物要公平、公正、客觀，同樣的也不能缺少國家情懷，更不能以所謂的政治正確抹黑民族英雄，看看現在的這群所謂的史學家，因各種莫名的思想和利益作祟，將霍去病和岳飛等人移出歷史教科書就能明白，很多時候書讀得多了，還沒有升斗小民來的明事理，所謂大師，不過就是個笑話，而所謂的《白話本國史》，應該改名為《呂思勉讀史》，或許這本書有價值，但不夠資格以本國二字冠名。

達達說歷史

說這話的人是不是研究宋史的專家學者，首先打個問號。若是，別有用心，不是，想語岀驚人，博點名氣，更可惡！

不知何時起，一小股為歷史上奸臣、賣國賊洗白、專黑民族英雄的歪風颳起。他們最可惡和迷惑人的地方就是披著專家學者的外衣，語不驚人死不休。

什麼趙高無罪，秦檜蒙屈，民族英雄岳飛卻成了不聽朝廷調遣的有罪之人。

歷來講，亡其國，必先亡其史，而對史的惡意顛倒不知啥目的？

抗金名將岳飛被秦檜以莫須有罪名冤殺在風波亭早已寫進宋史裡。就連秦檜的後世子孫面對岳飛墓還能說出；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在墓前愧姓秦。

此歪風不可小覷，試看目前岳飛廟前秦檜的跪象也被坐了起來。

此風不可長，他不是學術界討論的範疇，而是歷史觀大是大非的問題。

個別人為搏聲名，搞點異端邪說，但他顛覆的歷史價值觀，害的是後世子孫。

這些人只所以肆無忌憚顛倒黑白，篡改歷史，是因為他們不需付出任何代價。應儘早立法，讓那些胡言亂語、惡意顛倒歷史、居心叵測的人遭到牢遇之災，此風才可以剎。

晚亭與落霞同暉

怎麼看？

依我之見：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漢奸賣國賊，都會惺惺相惜。同樣，呂思勉雖然在國學方面是大師，”但是”一一在國家民族認同和愛國還是出賣國家丶出賣民族利益大事大非面前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漢奸賣國賊，或以漢奸賣國賊的心態和立場來評價洗白漢奸賣國賊秦檜的，因為他洗白漢奸賣國賊秦檜，就是洗白他呂思勉自己，並以此來貶損愛國英雄岳飛，才能抬高眾多漢奸賣國賊自己。

同理，幾千年留傳下來查辦偷雞摸狗的案件也如此，誰聽說小偷承認自己是小偷？秦檜他承認賣國嗎？呂思勉他承認他有賣國心態和作漢奸的情結了嗎？作漢奸賣國賊的永遠不會承認的。當今社會上也有不少類似的漢奸賣國賊，他們承認嗎？

唐先明75443043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呂思勉這個所謂的國學專家，歷史學者，水份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壓根沒有受過正經的教育。

呂是1884年出生，除了四書五經以外，他唯一的正經教育就是上過江陰小學。

在22歲的時候，呂是小學教員，在常州私立溪山兩級小學堂教書，講授國文、歷史。

1909年，25歲在常州府中中學堂擔任中學老師，教歷史、地理。

隨後他基本是在各種小學、中學任教，普通教員而已。

到了1925年，41歲寫了一部《白話本國史》。

這部歷史應該是呂差不多20年教學內容的總結。

然而，這部歷史書認為向金國屈膝投降是正確的，認為秦檜是國家棟梁，認為岳飛不是民族英雄。

當時恰逢918事件，日軍大舉侵華，抗日誌士都以岳飛自居，抵抗外辱。

國民政府認為呂思勉理論荒唐，明顯是為了黑而黑，超出歷史討論的範圍。

政府要求呂思勉將這部分內容刪除，通史還可以繼續出版。沒有刪除已經出版的通史，被查禁12年之久。

有意思的是，比如周作人等後來認為漢奸的文人，對於呂思勉都力挺，認為秦檜的作為沒有什麼大錯。後來這群人，果然就成為漢奸。

其實這段歷史，大家翻翻任何一本正經學者寫的宋史，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岳飛問題且不談，秦檜賣國以及為了在鬥爭中獲勝而力主屈膝投降，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如果說秦檜賣國是為了爭取時間，積蓄力量，將來能夠臥薪嚐膽北伐。對不起，至少秦檜當政的時候，沒有任何振興國力，準備北伐的成績。

所以，秦檜賣國是毫無疑問的事實，這個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必要，稍有智商的人都應該知道。

然而，呂思勉既然教了20年曆史，為什麼明知道在外寇入侵的大環境下，國家民眾力挺岳飛，仍然刻意唱反調？

只有一種解釋，就是譁眾取寵，創造賣點，希望書能夠賣的更好。

呂思勉是文人，他的收入主要依靠版稅，書賣的越多賺得越多。

這就同魯迅寫文章刻意罵人尖酸刻薄一樣，越尖酸越有人買來看，魯迅的收入也就越高。

說通俗點，也就是這麼個道理。

這個《白話本國史》，薩沙看過全文。可以說文筆粗陋，對於歷史歷史掌握有限，尤其深度不足（主要是閱讀量不足），歷史常識錯誤非常多。

可以看到，呂思勉並沒有正經學習過歷史，他的學歷也僅僅是小學。

充其量，他只是看了幾本老舊的歷史書籍，加上20年的教學經驗，將自己講課的東西寫出來而已。

但他教課的對象不過是中學生，這同寫一本權威嚴肅歷史是有非常大的距離的。

後人認為，呂其實只讀過二十四史，其中《史記》、《漢書》、《三國志》讀過四遍，《後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讀過三遍，“其餘都只兩遍而已”（《自述學習歷史之經過》）。

可以說，他的這點閱讀量，即便是古代的知識分子，只要對歷史稍微有研究的也超過這個水平。

雖然算不上才疏學淺，但呂的學問絕對不高。

而喜歡語出驚人的寫書者，多半就是這類人。

如果真正是學術權威，是不可能說一些偏頗的觀點。

其實，呂思勉如果不是生活在民國亂世，而是在今天。以一個小學文化水平的中學老師，想要出一部中國通史基本就是無稽之談，也絕對不會有人會去買。

薩沙

他是譁眾取寵，想為自己出名而已。

呂思勉是如何誇讚秦檜，貶低岳飛的？

1923年，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一書中對岳飛和秦檜提出了一些與眾不同的看法，主要有5點:

一、岳家軍沒那麼強

南宋建國時軍力較弱，岳飛及韓世忠他們的軍隊都是剛組建的，大都非民即盜，遇到金兵失敗較多，只能拿來平定草寇，，無法與金兵長久對抗。雖有小勝，但於大局無補，改變不了金強宋弱的大格局。

二、岳飛也是軍閥

南宋諸位大將，把持軍區內的財政大權和人事大權，乃是架空中央的軍閥。南宋如果繼續與金國打下去，就只能容忍他們，如果和談成功，朝廷才有機會收回兵權。

三、岳飛的戰功被嚴重誇大注水，不少戰事是虛構的。

四、為秦檜“平反”

呂思勉認為，秦檜不是金國的奸細，主張議和也不是賣國，和議在當時，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但是主持議和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受了冤枉。

五、殺岳飛有利於國家穩定

岳飛被殺，韓世忠被明升暗降，其他大將的兵權也陸續被收回，南宋才得以擺脫軍閥割據的可能危局，免強可以立國。

呂思勉引爭議

呂思勉的這些看法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但只是學術上的爭議，有讚揚他直言不諱的，而更多的人指責他是譁眾取寵。但是都沒有上綱上線到愛國賣國的程度。但是到了1931年時，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突然大變，輿論開始指責他，說他貶低岳飛，併為秦檜喊冤，是在替主張對日和談的民族敗類辯解。

1935年，南京市市長石瑛表示:“岳飛忠秦檜奸是千秋定論，勿庸質疑。該書居然詆譭岳飛推崇秦檜，可謂居心叵測。”同時他下了禁令，嚴禁學生閱讀呂思勉那本書。南京《朝報》力挺該書，和市長唱反調，刊文為呂思勉抱不平。而《救國日報》則大罵呂思勉純粹是漢奸，並攻擊《朝報》替漢奸說話。兩個報紙天天對罵，把此事炒成了熱點。呂思勉沒想到自己會被炒成“網紅”，當然是被抨擊的“網紅”。

1935年4月，國民黨黨部介入此事，要求呂思勉修改這本書，去掉那些抹黑岳飛抬高秦檜的言論，呂思勉被迫照辦了。但是，《救國日報》並未就此放過呂思勉，一紙訴狀告上了法庭，指控他犯了“外患罪”——貶低岳飛，是削弱國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討好；為秦檜喊冤，是替“主和派”漢奸們開脫。法院則認為呂思勉這本書寫於東北淪陷之前，不可能有向侵略者獻媚，為漢奸開脫之用意，只是“個人研究歷史之評論與見解”，不構成犯罪。

相信絕大多數人是不贊同呂思勉貶低岳飛而抬高秦檜這一看法的。

歷史時刻錄

呂思勉（1884—1957），現代歷史學者，《白話本國史》為其史學著作之一。

學者之言各有見解，就像春秋時代的諸子百家一樣，各從自己的角度考證問題，自述己見，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未必都完全正確，因為時代背景的侷限，不乏偏頗之處。所以讀書不能僅讀一家之書，讀各家之書，擇其善者而從之，對其不善者而改之，是為“揚棄”。

《白話本國史》，強調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按照歷史順序，敘述每個王朝的興衰，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政治軍事的成敗得失，及其與邊地少數民族的關係。《白話本國史》成書於1923年，時值國內軍閥混戰、割據，作為著名學者，呂思勉先生難免有古為今用的思維，以歷史映照現實。

呂思勉在該書中指出，宋王朝倉惶南渡之後，內部問題太多，局面複雜——沒有完全的國家軍隊，各家軍隊的將帥驕橫自大，不聽中央調遣，尾大不掉，向朝廷予取予求，藉機壯大自己，傭兵自重，佔地徵稅，威脅中央政權。軍事統帥岳飛、韓世忠、張俊的對金作戰，實際上也勝少負多。

1923年，近代史學家呂思勉寫了一本名叫《白話本國史》的通史，書中闡述了“貶岳飛尊秦檜”的奇葩觀點，與主流觀點相悖，曾一度作為中學歷史選修教材。

八年後，九一八事變爆發，社會輿論紛紛指責呂思勉貶低嶽尊秦的觀點，一時激起了巨大的民憤。1935年，民國教育部嚴禁學生閱讀，呂思勉還被人告上法庭。

同年，南京市長簽發訓令，令社會局嚴禁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於未刪正前在南京銷售，並簽發公函稱：“嶽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有千古定論。”

當時的報紙也刊發評論說，該書“於武穆極醜詆之能，於秦檜盡推崇之致，不知是何居心？”時值中華民族抵禦外敵之際，呂思勉的書中觀點受到各方譴責。

簡單介紹一下這位近代史學家，呂思勉，江蘇常州人，除了史學家名號外，還被冠以國學大師的稱號。他與錢穆、陳垣、陳寅恪被嚴耕望稱為“現代四大史家”。

呂思勉主要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早年在多所學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和代校長。新中國成立後，呂思勉入華東師大歷史系任教，被評為一級教授。

呂思勉在史學界的地位，正是由他所寫的《白話本國史》所奠定。這本書當時在史學界引起了很大的關注，被認為是呂思勉獨自開創了中國通史編撰的先例。

那麼，書中都表述了哪些“貶嶽尊秦”的觀點呢？呂在書中給了秦檜較多正面評價，將岳飛說成是“軍閥”，認為他“只在郾城打了勝戰，其餘戰績全是莫須有”。

呂思勉認為：“韓世忠、岳飛、張俊、劉光世等人都是招群盜而用；既未訓練，又無紀律，全都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便開始驕橫起來。”

對於秦檜，他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這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之處。”“和議在當時是不能免的事，秦檜不是金朝的奸細。”

呂思勉稱：“主持和議的秦檜卻要負大惡名，真冤枉極了”，“能解除韓岳飛二人的兵權，是他手段過人之處”。他認為岳飛抗金事蹟被誇大，朱仙鎮大捷不存在。

呂思勉的觀點在兩年後得到胡適的支持，胡適曾說：“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真冤枉也。”

那麼，呂思勉為何會產生這些與主流意識相背離的觀點？這就要從呂思勉的寫史方法和當時的寫作背景來揣摩，他採用了“依現代之事，去推古事之真相”的方法。

這個方法與元代的《文獻通考》中使用的方法一樣。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正值軍閥混戰之際，呂思勉認為現在全是驕橫的軍閥，從前的韓嶽張劉怎會公忠體國？

這就很明瞭了，呂思勉對當時的軍閥混戰甚是不滿，在他眼中，這些驕橫的軍閥一直把持著時局。所以，他由此推斷出南宋時的岳飛等人不是真心報國而是“軍閥”。

由此可知，呂思勉當時不是史觀除了問題，就是單純的為了標新立異或者譁眾取寵。除此之外，別無它因，原因是他不熱衷政治，也沒有派系，僅僅是一個文人。

呂思勉在寫《白話本國史》時，對比了宋、金二史中的相關記載。他認為完顏宗弼渡長江時，岳飛始終躲在江蘇，眼看著高宗趙構受金人的追逐，沒有去救援。

呂思勉的這種認識是不客觀的，有悖史實的。在金人渡江時，主將杜充降敵，其他宋將紛紛敗逃，只有岳飛孤軍苦戰，取得了幾次大捷，當時他只是一箇中級軍官。

正是他的奮戰，才使金軍有後顧之憂，沒有放手追高宗，被迫北返。呂思勉的說法不夠客觀，主管猜測的地方甚多，這些都建立在他不信任《宋史》基礎之上。

呂思勉的觀點在抗戰期間，受到社會各方的批評與質疑。甚至有人以“詆譭岳飛，危害民國”的罪名將他告上法庭，說他罵岳飛，是為了討好日本人，想當漢奸。

最終，法院判定呂思勉“無通謀外國，危害國家之事實”。說呂思勉罵岳飛是為了討好日本人，這顯然是一種惡意中傷，原告者本是媒體人，只是為了吸引目光。

1938年，呂思勉對《白話本國史》進行了修改，特別加了一段話，大意是每當有外敵壓迫時，總有一幫唱高調的人，議論看似正大，居心實不可問，但真相依然存在。

抗戰期間，圍繞著對岳飛與秦檜的崇貶之爭，關乎愛國與賣國之爭。凡抗戰救國者，均以岳飛的精忠報國精神自勵，而投靠日偽的賣國求榮者，自然想給秦檜翻案。

綜上，呂思勉之所以會有“貶嶽尊秦”的觀點，主要是源自他的寫史方法及自身的史觀，僅是一個學術觀點。除此之外，可能像一些人說的譁眾取寵吧。

野史也是史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韓非子在《五蠹》中就曾說：“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文人們常常靠筆桿子擾亂法度，俠客們往往用暴力觸犯法律。

歷史上不乏一些無恥文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投機鑽營唯利是圖，難免就是既要當婊子，又想樹牌坊，既為自己追求名利搖尾乞憐蠅營狗苟，又想為自己的醜惡嘴臉扶脂抹粉妖言惑眾。

歷史上每逢在國家內外交困，軍閥混亂，社會動盪、民族危機的情況下，更不乏奴顏媚骨喪心病狂的奸險之徒，他們根本對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及人民安危置之不顧，甚至會傾覆社稷，靖康之恥就是投降派主張的所謂的稱臣納貢割地賠款的議和所致，宋欽宗在被擄北去的途中，總算是幡然醒悟，看到自己國破家亡淪為階下囚，不覺悲從中來，掩面大哭哽咽著說：‘’宰相誤我‘’。可他的宰相文武大臣等一班朝廷命官又樂顛顛地為新主子奔走效力去了。有的成為金國的座上賓，有的成為偽楚張邦昌的眾愛卿。欽宗更是悲從中來，賦詩《西江月》一首：歷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無虞。奸臣招致北匈奴，邊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湯失守，萬邦不救鑾輿，我今父子在穹廬，壯士忠臣何處？

公道自在人心，忠奸早有定論，民國時期，有的人貶低岳飛併為秦檜喊冤，是在替主張對日和談的民族敗類辯解。貶低岳飛，就是削弱國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獻媚；為秦檜喊冤，就是為賣國求榮找藉口，是替主和投降派漢奸們開脫罪責。包括呂思勉等人忠奸不分的反動言論也在預料之中，不然怎麼會有：家貧出孝子，國難顯忠臣。

德厚致遠

專家學者畢竟是有些學問的，這不可否認。但專家學者不一定有骨氣，不一定能脫俗，不一定目光長遠，這也是不可否認的。

呂思勉是專家，但呂思勉不是像陶淵明那樣淡泊名利的人。有時候學術免不了要為政治服務。於是，在軍閥混戰的年代，不甘寂寞的呂大師開始拿岳飛大做文章，一是為了獲得政治認同，一是為了標新立異，大獲名聲。

說呂思勉貶岳飛褒秦檜是標新立異加政治投機毫不為過。呂思勉就是個沒有傲骨的投機知識分子。1935年民國政府對其忠奸不分的言論大加斥責，呂思勉立馬不敢再堅持自己的言論，迅速刪改了自己的著作。從這一點便可見呂思勉不是個敢於堅持自己觀點的軟骨頭，這樣的人的言論怎可相信。

其實岳飛跟秦檜忠奸已有歷史定論，而且這個定論經歷了人跟時間的考驗。雖然有可能有些小小出入，但忠奸之分很明晰。

如果有專家學者非要挑戰歷史定論，而且憑一家之言，轉換角度看問題，那他純粹是在製造話題來華眾取寵，標新立異，為了出名不擇手段。這些功利主義者跟軟骨頭文人不會改變歷史，只會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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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江蘇常州人（秦檜是南京人，常州與南京相鄰，算是同鄉），史學家，錢穆弟子嚴耕望把他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中國四大史學家”，僅為一家之言。實際當時蜚聲中外的國學大師及史學大家，是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黃侃、羅振玉、劉師培、錢穆、顧頡剛、熊十力、劉文典、胡適等人。

要了解呂思勉為什麼貶低岳飛而洗白秦檜，首先要搞清楚他治學思想是如何演變的；而要搞清楚他治學思想的演變，則必須搞清楚他與三個人的關係，這三個人依次是屠寄、錢穆、胡適。

錢穆是呂師勉的學生，但錢穆史學功底極為深厚，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出師後聲譽鵲起，不久被燕京大學聘為教師，而老師呂思勉仍呆在地方中學任教。這事觸動了呂思勉，他燒燬十餘年辛苦摘抄的筆記，拋棄了傳統的乾嘉學派治史思想。

呂思勉接受胡適新文化派的觀點，提出“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新史鈔”歷史觀，並寫進《白話本國史》的序言中，作為撰寫這部史書的主線。在這種觀點引導下，他寫出《關（羽）嶽（飛）合傳》、《三國史話》等歷史文章，把岳飛說成不聽調遣、擁兵自重的軍閥，把秦檜說成“忍辱負重、曲線救國”的英雄，徹底否定了岳飛，顛覆了千百年來的早已蓋棺定性的歷史結論。

1923年，呂思勉編撰的我國第一部白話文史書《白話本中國通史》發表，胡適看過後大為讚賞，特意在主流報刊上發表文章推薦這部書。由於胡適的推薦，此書大為暢銷，呂思勉也由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教師，一躍成為紅遍全國的歷史學家。

文化層面：“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加速侵華，英法美對同為資本主義的日本實行綏靖政策，國人覺醒，不再對美英調停抱有幻想，章太炎的高徒魯迅等新一代大師對胡適鼓吹的“全盤西化”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呂思勉知道自己誤信胡適那一套釀成大錯，但此書早已傳遍全國，不可挽回了。

政府層面：蔣介石為首的親美派和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激烈對峙，汪精衛通過胡適拿到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據此提出“妥協退讓才是曲線救國的上策”，蔣介石堅決反對，下令政府查禁了呂思勉此書。關於岳飛和秦檜的爭論，歷史上首次上升到了國家是戰是和的大政方針層面。

解放後，新中國把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把呂思勉聘為華東師大終身教授，支持他編撰《秦漢史》、《先秦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國民族史》、《中國製度史》等史學專著，呂思勉在史學界的地位，比民國時代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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