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後，康有為和梁啟超逃脫，譚嗣同英勇赴死，和他一同被清廷殺害的還有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五人，史稱“戊戌六君子”。
不過這六人當中，並非都和譚嗣同一樣，甘心為變法慷慨就義。他們之中有人對變法並不熱情，甚至與變法維新並不搭界，但也被擔上了“政變”幫兇的罪名，這其中最冤枉的要數楊銳和康廣仁。
位於四川綿竹的楊銳塑像
楊銳，四川綿竹人。
楊銳是張之洞的門生，被張視為心腹。
楊1889年以舉人官內閣中書，開始在京城為官。楊銳與張之洞書信不斷，張之洞的兒子也在京，但張有事託楊而不託子，足見他們關係親密之程度。
張之洞是清廷實力派人物，坐鎮一方，但對於維新運動，張在帝后之間採取的態度是騎牆觀望、看風使舵，楊銳可以說是張安在朝中的眼線，朝中動態、宮闈秘辛，都是靠楊銳及時提供的。
楊銳在維新運動前期，雖然名列強學會、保國會，但並沒積極主動的行動，作為，因當時參會人員很多，一部分人以為，光緒帝由此有可能脫離慈禧掌控，自己雖並無助力維新之心，參加維新僅是趨時順勢之舉，楊便屬於這種。
楊在參加保國會成立開大會時，當其他人情緒激昂，他卻“當眾假寐”，顯出一副冷漠的態度。
百日維新開始後，楊銳給張之洞寫信，信中多有詆譭之辭，稱康有為的變法“固多謬妄”，對新政持觀望的態度。
維新之中，光緒皇帝下詔讓地方大僚推薦人才，張之洞為了安插親信，而他自己又不便出面，就委託湖南巡撫陳寶箴舉薦楊銳。
受陳之薦，楊銳在維新中獲得了重用，擔任軍機章京之職。
擔任此職，楊銳並沒有什麼熱情。
在家書中，他譏諷同列諸人為“新進喜事之徒”，說“此地實難以久居”，“得便即抽身而退”。
對保守派同僚，楊銳並不反感和得罪。維新後的9月4日，當阻撓新政的禮部六堂官被一併革職，楊銳聞訊頓足嘆息，說：“皇上今又誤聽於康有為殆哉！”
他甚至把林旭(林與楊同班值日)叫到自己寓所，狠狠訓斥了一番。
楊銳在值半月，沒有上過一紙變法奏摺，對林旭做事則每每掣肘，有時甚至於林旭寫什麼籤語，他不同意，要強令改動多處。
當政變的風聲越來越緊，光緒密詔他設法相救的時候，楊銳卻說“皇太后親挈天下以授之皇上，應宜遇事將順，行不去處，不宜固執已意。”
政變發生後，捕快來抓人，他說：“我當差方五日，而未上一折，同遭禍，豈非冤孽乎！”臨刑之際，還提出“願明心跡”，要向慈禧申訴。
但是，草菅人命的慈禧正在氣頭上，不分青紅皂白，寧肯錯殺也不叫疑似者漏網，不加審訊就直接殺戮，楊的老師張之洞甚至還沒來得及出手相救他便喋血菜市口，真是冤枉了他！
據稱是康廣仁寫給友人的墨寶
康廣仁，廣東南海人，康有為之弟。
和楊銳一樣，康廣仁也是個屈死鬼。康曾經在澳門辦過《知新報》，寫過一些鼓吹變更科舉的文章，不過態度很溫和，膽小怕事。
據梁啟超說，康廣仁進京是為了給梁治病(康學過西醫)。
在京期間，正是新舊兩黨勢如水火的時候，康廣仁屢次三番要康有為趕快逃離北京，說他哥“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並且，“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後(慈禧)，決無成功，何必冒禍？”
幾經規勸，康有為不聽，康廣仁就找人疏通關節，讓人運作皇帝派遣康有為出使日本，藉此避開是非之地，不過最後沒有成功。
政變發生前，康有為接到密詔離京南下，21日政變，慈禧要捕拿“罪魁禍首”，頭一個就是康有為，但康有為在南下海輪上，受英國軍艦接應保護去了香港。
走漏了康有為，慈禧就拿他弟弟撒氣，康廣仁就是這祥被抓起來的。
在刑部監獄，康廣仁成天以頭撞壁，又哭又叫 說：“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
獄卒來提牢，他又嚎啕大哭，劉光第勸他說：“這是提審，不是就刑，別哭別哭”，象哄孩子一樣。
不過劉光第也沒料到，清廷竟會不顧成法，未經審訊就把他們押往刑場處死。
人們對“戊戌六君子”的一味虛美，最早應歸咎於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那時他剛跑到日本，急於把事情公諸於眾。便夾雜著自己的想象和感情，妙筆生花，為六位死者寫了哀惋悽惻的傳記。
後代史著多沿襲梁說，因此六君子毫無異議地成為變法喋血英雄。
至於是否有無冤魂，已經不重要了。正如相比上述兩位的冤枉，光緒帝可能才是最大的冤大頭，卻無人關注。
根據後來解密，光緒帝本無意與慈禧對立發動政變，實系康有為篡改密詔敦請維新派救駕，最終造成覆水難收，光緒帝也被維新黨人拖下水，弄得個被囚禁的命運。
當然，封建帝王的命運，不在人民的同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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