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逃脱，谭嗣同英勇赴死，和他一同被清廷杀害的还有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五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不过这六人当中，并非都和谭嗣同一样，甘心为变法慷慨就义。他们之中有人对变法并不热情，甚至与变法维新并不搭界，但也被担上了“政变”帮凶的罪名，这其中最冤枉的要数杨锐和康广仁。
位于四川绵竹的杨锐塑像
杨锐，四川绵竹人。
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被张视为心腹。
杨1889年以举人官内阁中书，开始在京城为官。杨锐与张之洞书信不断，张之洞的儿子也在京，但张有事托杨而不托子，足见他们关系亲密之程度。
张之洞是清廷实力派人物，坐镇一方，但对于维新运动，张在帝后之间采取的态度是骑墙观望、看风使舵，杨锐可以说是张安在朝中的眼线，朝中动态、宫闱秘辛，都是靠杨锐及时提供的。
杨锐在维新运动前期，虽然名列强学会、保国会，但并没积极主动的行动，作为，因当时参会人员很多，一部分人以为，光绪帝由此有可能脱离慈禧掌控，自己虽并无助力维新之心，参加维新仅是趋时顺势之举，杨便属于这种。
杨在参加保国会成立开大会时，当其他人情绪激昂，他却“当众假寐”，显出一副冷漠的态度。
百日维新开始后，杨锐给张之洞写信，信中多有诋毁之辞，称康有为的变法“固多谬妄”，对新政持观望的态度。
维新之中，光绪皇帝下诏让地方大僚推荐人才，张之洞为了安插亲信，而他自己又不便出面，就委托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杨锐。
受陈之荐，杨锐在维新中获得了重用，担任军机章京之职。
担任此职，杨锐并没有什么热情。
在家书中，他讥讽同列诸人为“新进喜事之徒”，说“此地实难以久居”，“得便即抽身而退”。
对保守派同僚，杨锐并不反感和得罪。维新后的9月4日，当阻挠新政的礼部六堂官被一并革职，杨锐闻讯顿足叹息，说：“皇上今又误听于康有为殆哉！”
他甚至把林旭(林与杨同班值日)叫到自己寓所，狠狠训斥了一番。
杨锐在值半月，没有上过一纸变法奏折，对林旭做事则每每掣肘，有时甚至于林旭写什么签语，他不同意，要强令改动多处。
当政变的风声越来越紧，光绪密诏他设法相救的时候，杨锐却说“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已意。”
政变发生后，捕快来抓人，他说：“我当差方五日，而未上一折，同遭祸，岂非冤孽乎！”临刑之际，还提出“愿明心迹”，要向慈禧申诉。
但是，草菅人命的慈禧正在气头上，不分青红皂白，宁肯错杀也不叫疑似者漏网，不加审讯就直接杀戮，杨的老师张之洞甚至还没来得及出手相救他便喋血菜市口，真是冤枉了他！
据称是康广仁写给友人的墨宝
康广仁，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
和杨锐一样，康广仁也是个屈死鬼。康曾经在澳门办过《知新报》，写过一些鼓吹变更科举的文章，不过态度很温和，胆小怕事。
据梁启超说，康广仁进京是为了给梁治病(康学过西医)。
在京期间，正是新旧两党势如水火的时候，康广仁屡次三番要康有为赶快逃离北京，说他哥“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并且，“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慈禧)，决无成功，何必冒祸？”
几经规劝，康有为不听，康广仁就找人疏通关节，让人运作皇帝派遣康有为出使日本，借此避开是非之地，不过最后没有成功。
政变发生前，康有为接到密诏离京南下，21日政变，慈禧要捕拿“罪魁祸首”，头一个就是康有为，但康有为在南下海轮上，受英国军舰接应保护去了香港。
走漏了康有为，慈禧就拿他弟弟撒气，康广仁就是这祥被抓起来的。
在刑部监狱，康广仁成天以头撞壁，又哭又叫 说：“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
狱卒来提牢，他又嚎啕大哭，刘光第劝他说：“这是提审，不是就刑，别哭别哭”，象哄孩子一样。
不过刘光第也没料到，清廷竟会不顾成法，未经审讯就把他们押往刑场处死。
人们对“戊戌六君子”的一味虚美，最早应归咎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那时他刚跑到日本，急于把事情公诸于众。便夹杂着自己的想象和感情，妙笔生花，为六位死者写了哀惋凄恻的传记。
后代史著多沿袭梁说，因此六君子毫无异议地成为变法喋血英雄。
至于是否有无冤魂，已经不重要了。正如相比上述两位的冤枉，光绪帝可能才是最大的冤大头，却无人关注。
根据后来解密，光绪帝本无意与慈禧对立发动政变，实系康有为篡改密诏敦请维新派救驾，最终造成覆水难收，光绪帝也被维新党人拖下水，弄得个被囚禁的命运。
当然，封建帝王的命运，不在人民的同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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