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碑
來自一個王朝的吶喊
中國書法衍繁到北魏，墨雲蒸騰，奇峰疊翠，炫出一道魏碑奇觀。魏碑亦稱魏楷，其承漢隸，啟唐楷，與晉朝楷書、唐朝楷書並稱三大楷書，彼此競相開放，濃芳襲人。
魏碑實乃漢文化與鮮卑文化融合的結晶，也可謂遊牧邊塞文化撞擊中原華夏本位文化的產物。
楷書萌發於魏晉之際，鍾繇的《宣示表》等作品已趨成熟之態。晉末，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北朝書風便與南朝河分兩岸，大相徑庭。清朝劉熙載論曰：“南書溫雅，北書雄健” 。
魏碑由隸入楷，化隸成楷，成為楷書另一源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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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多為民間工匠書家之作，清新剛健，鮮然勃發，生活氣息春雲蔥蘢，與南朝士大夫“風流蘊藉”書風迥然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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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民間書法家們，一面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汲取營養，一面按照生活的樣子雕刻摹寫，用筆率性率真，自由奔放，架構因勢賦形，變異曼妙，不像唐楷法度拘泥，結體規範劃一，筆畫間距離關係過於“精確” 。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曰：“北魏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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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刻為寫，刀鋒凌厲，筆力遒勁，金石氣宇，渾樸厚重。《金石萃編》一書說：“按造像立碑，始於北魏，迄於唐之中葉。”歐陽詢、褚遂良、李北海、蘇東坡、米元章、黃山谷乃至趙孟頫、黃道周、倪元璐、張瑞圖等，皆從魏碑中汲取精華，豐其羽翎。清中葉碑學興起，何子貞、趙之謙、鄭板橋、李瑞清，近代于右任諸家紛紛從魏碑脫穎而出，開宗立派。“平整宜從唐入手，風雲可向魏晉尋。臨摹須走蚯蚓道，博覽猶似蜜蜂身”。趙之謙《章安雜說》 ：“二十歲前，學《家廟碑》 ，日五百字。”啟功詩曰：“題記龍門字勢雄，就中猶屬始平公，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于右任融行書與隸之筆意於北魏楷書，遂自創一格，獨步書林：“朝臨石門銘，暮寫十二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溼枕。”徐悲鴻有名聯“白馬秋風塞上，杏花春雨江南” ，疏朗而凝密，柔軟卻剛勁，氤氳著濃厚的北碑遺韻。
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嘎仙洞祝文》
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年）《孫恪墓銘》
文成帝興安三年(454年)《韓弩真妻王億變碑》
魏碑體多用方筆，如斧如鑿，稜角剛健，無絲毫圓滑世故之風之氣；如劍如戟，鏗鏘作鳴；筆畫不拘不泥，長短有致，一如宋詞元曲；參差中有章法，錯落中見嚴謹；筆力遒勁挺拔，氣勢雄健豪放。
作為一種新型字體，魏碑融進拓跋鮮卑人的個性追求，奔卷著一股北魏新型王朝的皇風帝氣。“刊石勒銘” ，寄志抒情，是拓跋氏的一個傳統情結。北魏歷代帝王每每贏取戰功，總是以石為紙，刊於其上，如拓跋珪“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於塞北樹碑記功” ；拓跋燾“勒石漠南，以記功德” ；拓跋濬“登碣石山，觀滄海……改碣石山為樂遊山，築壇記行於海濱” 。
“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 ，康有為“撫摸”著《暉福寺碑》 ，激動不已地贊其“書法高簡，為豐厚茂密之宗，隸楷之極則” ，後於《廣藝舟雙楫》列數魏碑十美：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躍，點畫峻厚，意態奇遠，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滿。
北碑之林，惟《暉福寺碑》與《張猛龍碑》最為秀卓。《暉福寺碑》刻於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 ，篆額為“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 ，現藏西安碑林。此碑系魏碑早期代表作，方峻端整，鋒芒犀利；碑陰所刻少數民族姓氏，稀粹為民族史研究重要資料。《張猛龍碑》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 ，立於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 ，現存曲阜孔廟，碑文記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興辦學校功績，碑體乃魏碑後期佳構，其筆觸法勢清新自然，流宕天真，從心所欲，卻不逾矩。兩碑前呼後應，交相映照，以北碑乃至中國書法里程碑意義，為人們所珍愛與仰敬。
《暉福寺碑》
《張猛龍碑》
平城作為魏碑發祥之地，精品燦爍，俯仰可拾。分別出土於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場的北魏明元帝永興元年（409年） “王禮斑妻輿”墓磚、大同城東沙嶺村壁畫墓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的破多羅太夫人題記，見證著魏碑的初創。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 《皇帝東巡之碑》 ，魏碑書體已成定勢，至《司馬金龍墓銘》 《永固陵碑石殘片》 ，日臻成熟。尤是文成帝《南巡碑》 ，驚世駭俗，閃電穿雲。其筆力蒼健，氣勢雄渾，令人嘆為魏碑觀止。
文成帝和平二年《皇帝南巡之頌》
獻文帝天安元年(466年) 《曹天度造九層石塔記》
獻文帝天安元年（466年）《叱乾渴侯墓磚》
孝文帝延興四年(474年)《欽文姬辰墓銘》
孝文帝延興六年(476年)的《陳永夫婦墓銘》
道武帝開國立政，太武帝統一北方，兩帝皆以“武”標稱，謂武力征服時代；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三帝皆以“文”揚名，屬文治時期。文成帝感謝拓跋珪和拓跋燾，他們以熱血與冰劍，為他的國朝日月抹上和平無戰事的亮色，“四方無事，國富民康” ，使之有財力物力人力和精力開鑿雲岡石窟，也讓他在太陽底下，車轔轔，馬蕭蕭，大規模實施南巡。
談及魏碑，無論如何不可忽略“嘎仙洞”洞壁上刻寫的太武帝“祝文”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前來平城朝貢的烏洛侯國使臣，向太武帝獻上一份特殊“禮物” ——在大鮮卑山發現拓跋氏祖廟“嘎仙洞”的佳音。
太武帝遂選派一支由500多人組成的朝聖隊伍，浩浩蕩蕩，自平城出發，從春天走到秋天，行程四千餘里抵達大鮮卑山，虔誠拜祭了祖先聖廟，並將其囑託的一篇祭祀文誥雕刻在嘎仙洞洞壁。這篇後來收錄在《魏書》裡的“祝文” ，成為嘎仙洞即是鮮卑人祖宗石室的確鑿依據，也是一幅精粹秀傑、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魏碑書法珍品。
孝文帝太和三年《馮熙寫雜阿毗曇心經》
孝文帝太和七年 《雲岡石窟十一窟五十四人造像題記》
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司馬金龍墓表》、《墓銘》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屈突隆業墓磚》
孝文帝太和年間〔477—494年〕《大代萬歲瓦當》
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封和突墓誌銘》
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雲岡二十窟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
“云為山態度，水借月精神” 。佛教推波魏碑書法，魏碑助瀾佛教藝術。寺廟是弘揚佛法的重要場所，書法是寺廟文化的詩意符號。雲岡石窟第11窟內的“太和七年題志” ，作為魏碑早期稀缺之作，當屬上乘之品。其謀篇佈局，厚重渾樸，洋洋大氣；用筆勁挺沉靜，酣暢雅美；骨力蒼古，隸韻飛動；剛柔圓曲，妙味十足。正所謂“咫尺有萬里之勢”，實乃“體莊茂而宕以逸氣，力沉著而出以澀筆”之典範。在萬佛堂石窟《元景造像碑題記》前，梁啟超“眼睛一亮”地稱讚說：“天骨開張，光芒閃溢” 。
經書在敦煌文物中熠熠閃光，這些經書裡已發現有21件屬北魏寫經真跡：《龍門二十品》之第一珍品《始平公造像記》 ，乃公元489年北魏平城時期所刻。
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元淑墓誌》
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高琨墓誌》
孝莊帝永安二年（529年）《石棺墨書“四耶耶骨” 》
書畫同源，寫到極處便是畫，畫到極處即為字。北魏書法獨領風騷，其壁畫亦堪稱一絕。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葬壁畫屏風漆畫，烈女、將相、高士、逸人……眾生百相，世態萬象。《中國美術全集》解讀：“其繪畫風格頗近於傳為顧愷之的《女史箴圖》 ，人物悟對通神，色彩富麗，略有渲染，線條勾勒工整，屬鐵線描。”大同沙嶺北魏墓中壁畫，一筆一畫，一線一描，透出濃烈的草原生活氣息，被列為2005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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