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藝術源遠流長，流派眾多，名家輩出，不僅是文化傳播的工具，同時也陶冶著人們的思想品格，更有延年益壽之效。書法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而魏碑作為楷書的一種，是盛行在北魏時期的一種刀刻斧鑿書體，帶有原生態的藝術特徵，故稱“魏碑”，後世書家將這魏碑歸結為八大特點：透過刀鋒看筆鋒、書風古拙樸茂、莊重雄渾、蒼勁峻厚、方重遒勁、剛健質樸、硬朗開闊、稜角分明。這種書體的出現，和北魏定都大同大有淵源。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適應社會意識需要的佛、道之學勃然興盛。佛道的宣傳方法是以寫經為一大功德。尤其佛學，南北朝佛法興盛，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學之士，撰寫文章以紀其事。或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巖壁摩崖刻寫，一時間，從漢代風行的立碑時尚，轉向佛學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內雖戰亂不止，造像求長生的心理卻更加熾烈，刻石佛記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數千萬。在此歷史環境下魏碑應運而生。
北魏時期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主要時期，北魏定都大同後，歷代皇帝重用漢族士族知識分子，自覺推動了與漢族文化的融合。漢族高官中不乏堪稱一流的書法家，如崔玄伯、崔浩、盧淵、高允、李衝、寇謙之等，平城書法得以迅速發展演變，尤其孝文帝雄才大略，實行民族融合政策，帝都大同（洛陽）成為書法藝術的中心，一種介於漢晉隸書和唐楷間的獨特風格的新書體--魏碑體產生了。魏碑上承隸書下啟洛陽楷書，既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獷剽悍之風，滲透了儒家文化的溫文爾雅、剛正不阿，同時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薰陶，呈現出古樸、自然、剛勁、雄壯的風貌。魏碑書法是由墓誌銘、摩崖刻石、碑碣和造像記組成，已故大同學者殷憲說:
"洛陽時期的魏碑與平城時期的魏碑同樣存在著一個直接的承接關係。就是說，大同諸多形式的魏碑、銘石、書跡，對於洛陽的諸多造像記、墓誌銘，在時間上是一個早與晚的關係，在書體、書風的生成和發展上，則是一個源與流的關係。"
1965年11月，在我市東南十三里的石家寨村出土了司馬金龍墓，墓主人為司空琅邪康王司馬金龍及其妻姬辰。彩繪屏風的出土在書法和繪畫方面為人們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研究材料，墨書筆畫方嚴勁挺，結字平正寬博，一些筆畫有較為明顯的隸意，是現在能夠見到的北魏書法中難得的佳品。而遷洛後的階段，隸意的筆畫漸漸有了明顯的減少，結字也顯出左低右高的斜勢，用筆愈加註意粗細、輕重、提按、緩急之變，如《元略墓誌》、《元顯儁墓誌》等成熟佳制，已經昭示著正書的輝煌時代——唐楷的呼之欲出。
魏碑取代了隸書，寫下了中國書法史上瑰奇的一頁，在書法史上產生了一座楷書高峰，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歷代著名書家作品莫不是從中汲取其精髓，對隋唐楷書形成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長期受歧視，北魏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因此魏碑書體長期以來得不到重視，一直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中。關於魏碑康有為曾作過十分精彩的概括，計有十美：
“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盛讚北碑“備眾美，通古今，極正變，足為書家極則”，並說:“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眾美”(《廣藝舟雙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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