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中给人的印象都是清朝军队被英国人、法国人按着打，毫无招架之力。但我们或许应该记得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这次战役清朝军队共击沉敌舰4艘、重创6艘（完全失去战斗力）、俘虏2艘，毙伤英军426人、法军14人，俘虏英、美士兵各1人，英侵华舰队司令贺布受重伤。清军阵亡38人，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在战斗中壮烈殉国。本来，英法联军已经准备竖起白旗投降了，这时，美国人出现了。
1859年6月25日下午，渤海湾上硝烟弥漫。英法联军为“进京换约”，即到北京互换一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第二次进攻大沽口（第一次是在1858年5月20日）。由于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早已做好周密的防御准备，加上英法联军的傲慢轻敌，使得英法联军伤亡惨重。当时，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达底拿（J.C.Tattnall）正在依托旺好上观战，眼见英军的军舰沉的沉、伤的伤，不禁喃喃自语“血浓于水”。正好这时有个英国军官来求助，说炮战不行，咱想派部队登陆试试看，可是实在是没有可以用的船了，你们能不能帮帮忙？达底拿一拍大腿，激情四溢，说完全没问题。于是，依托旺号乘着清军停止炮击的空隙，拖带载运登陆部队的英船，驶往大沽口内。但是这些登陆的英法联军也是被打的一败涂地，不得不仓皇撤退。
美国人为什么要帮助英军？难道真的是血浓于水吗？
在19世纪中期，英美两国都极力扩张在华贸易，但是清政府是个硬骨头，好说歹说（马嘎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的通商要求都被清政府断然拒绝）都没用，英国只好动用武力。美国也想对华动武，谋取特权，但是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只能在东亚扩张的时候虚张声势，仅举两例：
1843年，美国想乘着中英《南京条约》的东风，谋取同样的在华权益。来华全权代表顾盛要求直接进京面见中国皇帝，被中国政府拒绝。在反复的交涉无果后，顾盛通知代理两广总督的程采，曾经不幸在好望角耽搁下来的“圣路易号”和“潘理号”舰船立刻就要到达，并且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增调太平洋分遣舰队来华。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第二次率舰队前往日本的浦贺，以战争相威胁，迫使德川幕府同意在神奈川举行谈判。谈判中，佩里恫吓说，如果日本不同意开港，20天之内将有100艘军舰开过来，吓得德川幕府立马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
事实上，美国根本没有像英国那样强大的舰队，它只是通过口头上的威胁，来迫使他国满足它的要求。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认为，“顾盛对于谈判之初，没有一支比较大的舰队供他调度，颇为苦恼”。佩里率领的舰队，不过拥有250门炮，而英法联军第一次进攻大沽口时拥有的火炮是353门，第二次进攻大沽口时拥有的火炮是268门。由于这次火炮数量太少，英军司令何伯向公使卜鲁斯报告，英国没有取胜的武力。第三次进攻大沽口时，英法联军集结的兵力是，舰艇144艘，陆军官兵28119名，且炮兵、工兵、骑兵一应俱全（以上皆根据茅海建先生所列英法联军舰船表的统计）。如此庞大的武力，才能够打败清政府的顽强抵抗，而当时的美国，何来英法这样的实力？美国此时还拥有不到10艘大型战舰。所以美国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搭便车”，鸦片战争时，美国军舰尾随在英国炮艇之后，伺机渔利，而且最后渔利的成果还很大，顾盛曾洋洋得意的自诩《望厦条约》有16处超过了《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军舰又是在远处观战，指望英法打败中国后，美国也能够跟着英法分一杯羹。对于美国没有直接对华动武的缘由，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的解释是，美国“宁愿通过外交或利用最惠国条款来扩大本国侨民的利益和特权”。话说的是没错，但是如果没有英国人在前卖命厮杀，美国人从哪能通过外交等和平手段来获取在华特权？还是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认为美国人在鸦片战争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私的躲避，一旦英国人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人就立即向中国人索取特权”。
所以，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时，美国帮助英国，虽然有“血浓于水”的感情驱使，不忍心看见自己同文同种的军队死伤惨重，但是更多的考虑是要促使英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自己从而趁火打劫。盎格鲁—撒克逊一向是务实的民族，一直很重视对实际利益的考量。相反，我们看清政府，为了不让顾盛进京，答应与美国签订《望夏条约》，不惜以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来保持所谓的帝国威严与华夷体制。孔华润说，“在清政府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文化统一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实体。中国官吏更关心涉及礼节、仪式方面的现实问题，而把主权等等抽象概念留给西方”，“领事裁判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这种做法并不存在于西方平等国家之间，可是，它没有使处于19世纪中期的满清政府感到不安”。更可笑的是，清政府还希望能够以夷制夷，利用美国人来离间、制衡英国人，殊不知人家可是“血浓于水”呢！
文章转自：水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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